�史的烟云渐渐飘散后，总能因一些文字的记载、遗迹的存留、文物的传承，在悠长的岁月里镌刻出光辉的印记。 古西域，现新疆，景色和气候，人文与地望。虽与南方不同，然而在文化一脉，却总能找到不可割断的关联。这里，当之无愧地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沉淀的聚宝盆。
这里所沉淀之宝，包括了古代西域受东西方文化浸淫的种类繁多的钱币。
自古以来盛世收藏。西域古钱币，寡而难觅，才惟其为宝，才广受热衷于收藏及醉心于古文化研究的人们的关注，觅之、爱之、宝之、藏之。以此为引擎，时至今日，已带动着古代西域钱币的研究，成为钱币学研讨的一个重要门类，甚至成为近现代钱币学大家们引书察物，共同攻关的课题。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泉界关于古代西域钱币的研究更加活跃，一段时间后，成果竟也颇为丰硕。
目前，这一热潮，又一次在持续升温。亦都护钱毋庸置疑地仍然属于其中的热点之一。
古代西域的亦都护钱是由西州回鹘铸造的。这一点，虽然尚不能以明确的�史文字记载来明证。但铸造于钱币之上的由粟特文拼写的古回鹘文，却很易于说明这一可能性。此外，还可得证于大量�史典籍关于高昌(即唐代西州)�史沿革的合理性。
自汉唐以来，高昌就是连接中原与中亚、欧洲的枢纽，处在得天独厚的位置上，这个地域的经贸活动也十分活跃。
西州回鹘是公元九世纪中叶自现内蒙古西迁回鹘的一支。该部到达西州(古称高昌，现名吐鲁番)之后，立即以现今的吐鲁番和吉木萨尔为中心，建立了以此为主体民族的封建政权。故此西州回鹘又称高昌回鹘，后来，该部信奉了伊斯兰教，之后，亦称为阿萨兰回鹘。
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高昌回鹘同时与辽、宋都保持了频繁的交往。
随着蒙古国的建立，铁木真发动了规模巨大的西征行动，一举征服了从蒙古高原直至中亚的广袤地区。不容观望，高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于1209年谋杀了西辽王朝驻高昌的监国，正式脱离其监护，归顺于蒙古帝国。故此，《元史》特此加以说明：“亦都护者，高昌国主号也。”时至1940年，韩儒林先生发表了《突厥官号老》一文，也还明确指出：“元代高昌畏兀儿首领亦都护之称号，即非由拔悉密输入，亦为突厥族所固有”。现今遗存的高昌故城，在维吾尔语中，即是“亦都护城”，意思无非还是“王城”。
�史的印记，岂能似微风轻拂湖面，波起旋平。
《蒙古秘史》里，是如此精彩记载亦都护归顺成吉思汗过程的：委吾种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刺黑等来成吉思汗处说：“俺听得皇帝的声名如云净见日，冰消见水一般，好生喜欢了!若得恩赐呵，愿做第五子出气力者。”成吉思汗说：“你来，女子也与你，第五子也教你做。”于是“亦都兀惕”将金银珠子段匹等物来拜见，成吉思汗遂将阿勒屯名的女子赐给了他。随其而来的部属哈勒也因有勇有谋，受到了成吉思汗的重视，也就成为成吉思汗统帅下的伊斯兰军队的首领，其后代也由此一直在元朝做官。
采取这一举措的结果，高昌都城固然暂时保住了，但高昌回鹘王国的国运却从此一蹶不振。从13世纪亦都护纽林的斤(公元1308年～1318年)时起，高昌回鹘始终忠于元朝皇室，与蒙古西北诸王笃哇之乱作战。为了躲避叛乱势力，元朝大汗忽必烈决定将高昌“亦都护”治所从高昌迁往哈密。可不久之后，哈密城即被攻下，高昌“亦都护”率部逃入嘉峪关内，高昌王国自此名存实亡。察合台汗国建立后，首领秃黑鲁?铁木尔汗首先成了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王，他统治下的察合台汗国，也就成了伊斯兰汗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察合台汗国武力推行伊斯兰教，借力征战，终于征服了高昌回鹘王国。�经磨难的高昌城，也在战火的洗礼中，变成了一座废城。
在这一时期内，高昌回鹘一直使用着唐代的开元�法。这一时期，也是高昌回鹘由游牧文明向农业定居文明转变的重要�史时期。
大唐的一切，都对高昌回鹘有深刻影响，这一点，也无可避免地表现在其立国后所铸造的钱币上。
据已知迹象表明，西州回鹘所钱，乃回鹘西迁到达西州后，刻意摹仿唐代开元通宝钱的形制，而又用粟特文拼写回鹘文而铸造的钱币。因其王阿萨兰汗(意为幸福之王)称狮子王或“亦都护”，为此特意在钱币上用粟特文铸有亦都护字样。故此此钱也称之为亦都护钱。
此钱为铜质，内外有郭，目前根据实物遗存，可将这种钱币分为两种类型。
常见的第一种类型，钱的正面中厚边薄，略呈馒头状，其背光素。正面铭文用粟特文字拼写回鹘文“iduq yarliy yurisun”(其意为神圣赦令准予流通)。
常见的第二种类型，则钱的正背面都有文字。正面铭文用粟特文字拼写回鹘文：“kulbiquburur uyrurt nnqriqaxan”(意即阙、陛伽、卜古、回鹘天可汗)，背面铭文，亦用粟特文字拼写回鹘文“elturmisy rlfinga”(意即奉王命颁行)。
在数年前的《新疆钱币》期刊上，曾根据所见实物，详细分析了西州回鹘钱币的构造及特征：西州回鹘钱币内外有廓，直径20毫米～22毫米，孔直径5毫米～5.5毫米，重2，25克～2.3克。这是根据所见实物所取得的一般平均值得出的数据，当然还不敢肯定，自此再不会有新的出谱品面世。
结论兼之实物都可以佐证，西州回鹘各类型钱币当铸于九世纪下半叶至十世纪。当时铸造得并不太多，而今关于其铸地，只能根据出土实物的多寡而判断，因其多发现于吐鲁番和吉木萨尔地区，就此可以大致框定出它的范围，不出其外。
西州回鹘钱币�来罕见，上世纪80年代前极少发现，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据严格统计，也就仅此发现12枚。近年来，随着城乡建设的扩容，道路建设的延伸，抢救性考古的发现，此种钱币在北疆地区屡有创见，据不完全统计，业已超过200余枚，其中以光背币为所多见。笔者及其两名泉友所集得的数枚，多属此种。
西州回鹘钱币的出现，不仅印证了�史上西州回鹘政权的存在和对其经济实力规模的肯定，还反映出当时地方小政权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状况。
再回到文前的结论，虽然这在唐、宋、元及以后�代《食货志》上，都无明文记载，要理清这一切，还得希冀�史文字的突然出现，依靠考古的创新发现，以及对所发现的钱币实物的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实物上文字、内容所做的佐证，难得会有颠覆性否定结果的。
但是，有一点绝对会令国人令人自豪，这种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钱币，无疑是我国古钱币百花园中一朵美艳的奇葩，一如雨后的彩虹，构成了中华方孔圆钱一道靓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