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赞利，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轻，生得干净而精神；举手投足果断、敏捷；说话干脆利索，无半点拖泥带水。
蒋赞利生于1971年9月，老家是陕西省武功县，地处关中平原西部。父亲是军人，常年在外，他自幼随母在农村生活，泥巴地里滚打的孩子，崇尚野性的自由和不受羁绊。长到8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一家人随军来到了千里之外的甘肃省嘉裕关，他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父亲把他送入酒泉第一小学，开始一段时间他很不适应，甚至有点自卑。先前在老家随性惯了，一下子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他变得木讷了，沉默寡言了。但没多久他自己找到了一处情绪的宣泄口，他憋着一股劲地爱上了学习，读书比当地的孩子用功得多，他很快就成了班级上各项科目的第一名。这样的竞技状态一直延续到初二，那时他已14岁。父亲在这一年（1985年）决定转业，他在老师和同学依依不舍的目光中离开了嘉裕关，又随父回到了咸阳。父亲进了有着10万员工之众的国营大型企业咸阳彩色显像管厂工作，他则成为厂属彩虹中学的插班生，从初二一直念到高三。可喜的是，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高考时，按他的实力完全可以填报西安交大这样的名校，可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西安医科大学。这个志愿藏在他心里已有了些年头。他有一个一直引以为豪的舅舅，在西安交大一附院做骨科主任，是远近闻名的良医。家乡人总找来看病，他舅则是尽了十分心地帮人。每每在家里遇到那些乡人，异口同声地总朝他说，我们知道你舅，他本事大，又心肠好，没得说的！那一双双眼睛里都盛着钦佩与感激。这在蒋赞利年少的心田里便播下了一粒种子，他期盼自己长大后也像舅舅一样，做一名骨科医生，为人解除病痛，让受伤者重新站立起来。
他于1990年如愿以偿地考取了西安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七年制的硕士班。全年级共有350人，前20名组成了一个尖子班，他被选作这个班的班长。给他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具有高级职称的教授。七年的寒窗苦读，磨练了他的意志，更给了他专业知识的充分积淀。倘放在一般人身上，有了一顶硕士的帽子，找一家医院干着，那也是绰绰有余的了。可蒋赞利似乎注定了是一个要干点大事的人，他的鸿鹄之志绝不仅止于此。到了读硕的第七个年头，他又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这一年的年初，他斗胆报考了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著名骨科专家陈君长的博士研究生。当时有10名竞争者，个个都身手不凡，其中有好几位已是副高职称，而录取的名额仅两个，摆明了是拼不过他们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偏偏就在这一年（1997年）全国实行了博士统考，英语成绩成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而英语恰恰是小蒋的强项，12人中他考了第一，因此这个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也就自然不过地非他莫属了。博士生是考上了，但接下来的三年，所必须面对的清贫的生活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每个月只有很低的一笔生活费。到了98年他结婚了，妻子在读硕士研究生。婚后这两年他们过着一种极为简单却又不失浪漫的夫妻生活。两人就读的学校在西安的一南一北，平时各住各的宿舍，一个星期碰一次头。小蒋骑车子过去要两个小时，牛郎织女在一道吃顿饭，也来不及卿卿我我了，赶紧得踏回去，否则天色就晚了。看来一个人想成就一点事情，上帝总会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苦让你去经受。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筋骨，劳其心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吧。
2000年，29岁的蒋博士从西安来到了南京，他是作为人才被引进到当时刚刚组建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骨科（它的前身系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这一年并入了著名的东南大学，成为东大旗下的附属医院）。当地老百姓都知道，原先铁医的骨科力量是比较强的，有一批很出色的手术专家。小蒋来到医院后，并没有躲在书斋里端着个博士架子，他摆正自己的位置，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干起。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光有理论不行。他整天泡在病房里，和护士、进修生们打成一片，打针、换药、导尿、打石膏，他一样一样地学一样一样地做；各种各样的手术，他不挑肥拣瘦，而是主动请缨，一台台地抢着做。之前他扎扎实实地读了十年书，眼下他要把这实践的一课好好补上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真正的医学人才。
经历了三年炉火的冶炼，蒋赞利作为一名骨科医生，其技艺已日渐成熟。2003年幸运之神又向他伸来了一束橄榄枝，他被医院派往德国海德堡大学，用一年时间攻读博士后。他的导师是世界著名医学家Friess（傅雷斯）教授。在这一年里他站在世界医学的前沿，抓住机会拼命学习，从导师那儿学到了不少先进的科研方法和技术手段。眼界得到了拓展，科研开发的能力变得更强了。学成归来后，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所学奉献给了医院和他的同事，奉献给了骨科所进行的一个个科研项目上。
对一名医生而言，有了以上所述的那样一些叫得响的经历，应当说是功德圆满了，即便在这个讲学历论资历的特殊环境里，也是完完全全可以应付自如、出奇制胜的。而小蒋无疑是一个意志力特别顽强，对事业企盼做到尽善尽美的人。后来的这场近乎严酷的挑战，是他自讨苦头自己争取来的。2008年全国骨科会议在苏州召开，他应邀与会。会间他拿到一张散发的传单，是美国洛杉矶一家很大的创伤中心要招几名助手，需在那儿呆一段时间。他几乎未加思索地便报了名，并参加了面试。到了2009年的10月份，这家创伤中心的骨科主任给他发来了邮件，通知他赴美。在得到医院领导的同意后，他很快办妥了相关手续，于2010年1月到达目的地。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他经历了生命中最富考验性的一段时光。他回忆说，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一醒来就像战士扑进堑壕一样。这家创伤治疗中心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病人资源相当丰富。在国内几乎碰不到的枪伤和车祸的重创者，在那里可谓家常便饭。他上班的第一天就碰上了以前只有在美国大片里才能看到的那种极惨烈的场面：一位黑人患者身中数枪，胸口都成马蜂窝了，整个一血人地被救护车拉来，到达后迅即被各就各位准备好的救治人员清洗创口，实施麻醉，并推上了手术台，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出子弹，并缝合伤口。这样的速度和节奏若非亲眼目睹是断然不敢想象的，什么叫训练有素？什么叫国际一流？小蒋说这就是。手术前的麻醉用60秒时间即告完成，小蒋在那里算是领教了。他的老板是个典型的工作狂，曾创下一天做十八台手术的记录。有三个工作组跟着他，工作组包含器械护士、麻醉师和技术助手。小蒋在那七个月里有大半的时间都充当他技术助手的角色。才去的一两个月他坦言自己还不适应，所有的人都是用英语和他交流，且语速极快，容不得你多做思考。小蒋的口语算是够棒的了，但也有跟不上趟的感觉。没办法，下班后他就死命恶补。到后来慢慢就好了，驾驭自如了。老板的工作作风很泼辣，还让他独当一面看门诊。全是些真刀真枪的活，对人的锻炼实在是太大了。小蒋说，这七个月，对他简直就是一场战争，但却让他终生受用。在这里，他对何谓创伤有了全新意义的理解；在这里，他看到了最先进的器械所得到的最先运用；在这里，他知道了什么叫最优秀的人干最适合的工作……这七个月，在小蒋年轻的生命里分明已构筑了一道最美的风景线。我从他对我讲述时所流露的眼神里，看到了这些。
经历了这七个月难忘的鏖战，再披战袍上阵的小蒋俨然就多了几分大将风采。回院没多久他就碰上了一个大手术，患者被拖拉机碾成骨盆等七八处骨折，人已处于昏迷状态。是小蒋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拖了回来。小蒋不太肯说那些成功的案例，他只是极简要地说了，目前他主攻的方向是脊柱方面的问题。还说了，做腰椎退变一类的手术，中大医院的水平在南京地区当是最好的。交流中，他的一个观点颇令我折服。他说，手术无论大小，我都努力把它做成精品。创伤做到最小，愈合做到最佳。这就需要你全流程的跟踪，全身心的投入，对病人抱以一腔热情，施以一颗爱心。
我和蒋医生面对面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我之所以把他的经历写出来，给更多的朋友所知晓，是因为我对这位青春飞扬的医学才俊有着一种特别的好感。他身上所散发的若干品质，都是值得我们去体悟，甚至去歌赞的。比如他对学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寻，他对困难的迎面而上和对清贫的泰然处之；还比如他做事的执着和做人的低调……再就是，他胸中揣着的那份大爱。而仁爱之心恰恰就是一名医家最最宝贵的品质。病区里有一位清洁女工，已是双鬓染白了。小蒋对我说：“我每每看见她，就会想起远在家乡的母亲，她也是这样操劳，过早地便有了白发。”他还说到小他3岁的弟弟，说他当年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只因我考了一个七年制的大学，而家中的经济条件不够，他只有放弃了，改上一所中专。”小蒋一再地念叨着：“某种意义上是弟弟做了牺牲而成全了我，如今又是他在家乡代我尽孝陪伴着父母，我感到惭愧的是，并没能帮上他什么。”在我听来，小蒋的这番歉疚之语其实正饱含着一种深沉的兄弟之情。
我还了解到的，是他对研究生小李的那份师生之情。小李来自兰州，也是一个朴实纯真的小伙子，跟蒋老师快一年了。他说，蒋老师对我特别严，有时候一些事做不到位他会狠狠批评我，但这些对我将来都肯定是有用的，我很庆幸有缘成为蒋老师的学生。
不要小看了这种对亲人对学生所持的挚爱之心，它恰恰就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根本。难以想象一个对亲人都无动于衷的人，可以无怨无悔地给更多陌生的人以真诚的关爱。而蒋医生正是以他的这份推而广之的博爱赢得了我的尊重。他已经拥有了那么多的足以令人折服的学识与经历，再由那心中的大爱为他导航，他的人生与事业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他还那么年轻，刚刚踏入40岁的门槛，作为一名骨科医生，他最精彩的黄金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并祝福他的明天。(责编 凌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