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我最初接触工业设计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0年7月22日十一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而随后认识工业设计所涵盖的业态，当属百度百科。
但是深入了解工业设计，则是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长朱焘在工信部“促进工业设计发展工作座谈会”上，那篇叫做《认真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全力推动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发言――此篇发言深入浅出，令起初对工业设计知之甚少的我茅塞顿开！不夸张地说，老会长的发言，是对我当初改版《工业设计》思路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一环。
在那之后的办刊过程中，老会长活跃的身影，对促进工业设计活动的新闻……时不时会出现在《工业设计》的版面中――这位活跃在工业战线的“60后”，年近古稀令人尊敬的白发老者，为了记者的采访做了充分认真准备工作春节都没有好好休息、温和而又慈善的前辈，着实让我这位后辈感慨而又感动！
成长与锤炼，历经两次“革命”三次“漩涡”
朱焘1943年10月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父亲是位兽医。这位上学时的尖子生，1962年以平均89.5分的好成绩考取了北大化学系。朱焘说，那时，北大还是个很“自由”的学校，“北大的校门自由出入，没有保安，只有指路的人。上课是没有固定教室的，一上午能跑三四个地方，吃饭是在大饭厅自己端着碗站着吃；自习也没有固定教室，自己找地方自习，我是从来不去阅览室的。”大概也就是在这种转战上课中，朱焘和他的同班同学也就是后来的夫人相恋了。
朱焘说：“两年前，中学的校长过世了，我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因为我考上北大和中学母校的关系很大，老师希望我学理工科，我想学的是文科，但后来还是转到了理工科。”所以朱焘很感谢自己的中学老师。回忆起这段往事，老会长居然露出了孩子般的甜笑。
朱焘说，他经历了两次“革命”、三次“漩涡”。
两次革命分别是：叫革命却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不叫革命是革命的改革开放。
处在和平时代的三次漩涡：第一个发生在北大，当时的北大学制6年，4年念书2年文革，北大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是很多人争夺的地方；第二个漩涡是1968年毕业后分配到沈阳航空发动机工 厂 ，该工厂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从文革十年来说，高潮过去了，但是还在漩涡当中；第三个旋涡是改革开放，1979年12月，朱焘调到航空部，先后在国家计委、经委、经贸委三个办公厅担当主任一职，当过企业局局长；他学的是化学，喜欢的是文学，干的却是经济工作，在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中，这些经历、经验和锤炼，无疑对其成长有益。
增加企业会员，促进产学研结合，领协会出困境
1999年12月，朱焘开始兼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长，慢慢地了解并喜欢上了工业设计。朱焘说：“最主要的是责任感，走过这么多单位，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都有一定的了解，我觉得工业设计很重要，主要是从理性上来考虑的。”
“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懂一行。”这是很多老干部在工作不断调整后，做事也极具通透性的结果。据老会长介绍，他在中国轻工总会担任副会长期间，曾管过56个协会、学会，工业设计协会是搞的最差的。第一次到协会是春节前开座谈会，座谈会是在一所中学租的废旧教室开的，课桌拼起来上面铺块旧床单就是“会议桌”。虽然办公环境简陋，但是开座谈会大家都很踊跃。朱焘介绍，那时候工业设计的发展处于低潮，他到协会听了各方意见后，思考并着手实施两个转变：一是服务方向的转变，要面向经济建设、面向企业转变，不能只搞学术性的讨论。企业是国家经济细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生产力最鲜明生动表现的地方，最后一切的成果，包括教育、科研等各类服务，都要在企业体现出来――这种认识与朱焘在企业的工作、抓企业改革有关，他说他对企业的总经理是最佩服的，还曾仿照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写了一篇《谁是最可敬的人》，歌颂的就是企业家；二是进行相应的组织结构调整，吸纳企业参与协会，搞产学研结合，改变90%会员是专家学者的状况。与此同时也相应遇到了两方面的不大的阻力，有些会员不希望企业参与到其中，因为那时候企业也没有什么特色，这是下面的阻力；上面的阻力是，协会是在科协指导下带有学会性质的服务机构，也希望常务理事有80%是专家学者，“我就给他们宣传这是叫协会，我们要搞产学研结合。”朱焘解释，因为曾参与企业改革，所以他的思想比较解放。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作为我国工业设计领域惟一的国家级设计组织，是工业设计理念的倡导者、传播者、推动者。事实证明，改变的结果是好的、成功的。而老会长朱焘在倡导、传播、推动工业设计理念中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全国已经有20多个地方工业设计协会，一批以行业协会为主体的工业设计促进机构也已经在全国纷纷建立并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协会与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经常联系，密切合作，通过举办各种论坛、研讨会、展览、大奖赛、培训、组织出国访问等工业设计交流活动，在政府与企业、国内与国际之间搭起了一座发展我国工业设计的桥梁。
开展广泛合作，扩大协会影响，打造协会品牌
那么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是如何走出困境的呢？
积极整合资源，与地方政府及其它设计组织和行业协会、企业等开展广泛合作 从1999年～2009年10年间，协会联合主办、支持和参与举办了100多项工业设计论坛、专业设计大赛、优秀设计评选和设计博览会等活动，推动了我国工业设计的发展，提高了协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2004年、2006年与无锡市政府、2008年与宁波市政府、2010年与广州市政府策划举办的四届“中国工业设计周暨国际工业设计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数百家企业、设计机构和数千名企业家、设计专业人员、设计院校师生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得到国内外设计界和企业的关注与认可。
2005年至2009年，与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联合发起并主办了“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活动，连续开展5年，得到许多青年设计工作者的积极响应，也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团中央的大力支持。
2006年开始，协会牵头，与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杂志社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每年举办一次的“红星奖”在国内外影响逐步扩大，近几年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创新设计奖，也是中国惟一与“IF”“红点”等国际大奖比肩的大奖。
探索设计教育改革，努力培养优秀设计人才 协会每年与教育部工业设计教学指导分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等共同举办工业设计教学研讨会和设计教育成果展；交流设计教育的经验，推荐精品课程，探讨我国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推动设计教育改革，建立达到国际水准的设计人才培养机制和教育体系等，并提出相关建议，为我国设计教育的发展搭建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设计与国际接轨 与境外设计组织、机构和专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除在国内举办的各种活动中邀请他们前来参加以外，先后组团对德国、法国、韩国、英国等国家进行考察访问；组织国内优秀设计师带其设计的产品参加“韩国国际设计展”，并派员参加了“亚洲设计网络会议”和“香港设计营商周”等活动；与韩国设计产业振兴会（KIDP）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多次接待了来自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设计组织机构代表来访，为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我国工业设计与国际接轨奠定了基础。
设立工业设计发展基金，推动行业更好更快发展 工业设计可以为国家、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有公益事业的性质，加之创新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和风险，需要国家和社会予以扶植。协会为吸引更多企业、单位和有识之士出资支持我国工业设计事业的发展，2007年与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共同发起、合作设立了“中国工业设计发展专项基金”。
设计公司重点要跟装备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对接，了解哪些优惠政策可以享受
工业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活动，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是为当今人民和后代子孙造福的战略工具。
协会起初的困难不仅是资金以及人员分散的问题，还有个问题是没有政府主管部门。朱焘回忆说：“2008年在安徽合肥召开全国服务业会议，金融、物流、信息、旅游都有人管。当时重视工业设计的发改委副主任让我去参加会议，我是惟一的一个协会一把手去参加服务业的会议――工业设计很重要，但当时协会却没有政府主管部门。后来不一样了，现在和我们关系密切的是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说我们是生产性服务业，发改委说我们是高技术服务业，科技部说我们是现代服务业，总之我们有了主管的部门了。”
作为全国工业设计领域中惟一的国家级行业组织，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一直围绕着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推动全国工业设计事业发展，不断强化设计人才的培养，促进设计成果的产业化，提高企业产品与品牌的竞争力以及企业对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运作力度。
朱焘强调：“工业设计要六结合：政、产、学、研、商、金。因为工业设计跨学科、跨行业，少一样都不行，我认为企业是主体，企业包括设计公司，产、学、研是主体群。作为一个设计公司，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要有六结合概念，起码要了解现在的政策，或者有哪些优惠政策可以享受，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地方政府寻求帮助。稍微大一点的设计公司就要考虑商业模式了，你的产品是委托设计，还是制造销售模式――这是我给设计公司的一些建议。”
“知道和应用相结合，我这里再讲三条：
一、从业务发展来说，在当前主要是跟装备制造业对接，要和信息技术产业对接。
二、设计公司要看重自己，自己尊重自己。不要因为自己小就胆怯，人不在多少，要看有没有本事，有没有新产品。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充满激情地干自己的事业，要有拼搏精神。
三、不断地学习，善于思考。工业设计的特点是属于智慧型产业，涉及面很广，知识面要广。不夸张地说，设计公司要把中国文化融进自己的血液里，才能流淌出中国式的创意，虽然公司小，但是眼光要大，视野要广。”
“知而行不实，行而果不多”，企业认知度不高要从多方面解决
我们深知工业设计对于一款产品、一个品牌，乃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设计就是生产力，21世纪的经济竞争，关键在于工业设计的竞争。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工业设计在我国经济、科技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也日益重要。
据朱焘介绍，专业设计公司自1986年创立第一家以来，近年已经有10万家之多，目前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设计专业公司有1200多家，当然还有很多企业有自己所属的设计中心（公司）等。大量的设计产品走向市场，畅销市场，还有一些产品获得了国际知名奖项。
工业设计快速发展更为显著的是设计教育，高等院校工业设计专业和相关专业已经有1000多家，每年培养设计人才30多万，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几倍。
朱焘认为，我国设计业目前主要存在五大问题：
一是全社会，特别是企业对工业设计的认知度还不够高，或者是“知而行不实，行而果不多”，有的地方活动开展得比较多，也建立了一些硬件设备，但是真正开发出新的产品还要做进一步的努力。
二是激励机制和扶持政策不够有力，特别是投融资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三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交易、使用还需要加强，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较差，一些企业还没有完全从抄袭、模仿中解脱出来。
四是缺乏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复合型、综合型设计人才，所以我们的设计教育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特别是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
五是缺乏国家工业设计发展的战略与规划，应该在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强对工业设计发展的引导和协调。
提高企业认知度是关键，但与其它几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要多管齐下，统筹解决。
国外工业设计如火如荼之时，我国还在增加经济总量上下功夫
当记者提问，专家学者到国外访问考察，为什么没有尽早提出发展工业设计的问题时，老会长诠释说：“不是没有人提，说的远一点牵扯到中国工业设计发展史，世界工业设计发展史啊。”
“新中国以后为什么没有工业设计，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上不讲这个，主要强调生产、供给，主要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买很多产品还要票证，就谈不上创新，这主要是由经济的大气候决定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埋头改革，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扩大规模。就像手帕的颜色多样了，玩具品种增加了，这都是不自觉的设计产生的。工业设计的理念、方法是引进的，但引进来的东西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存，就说明中国原来有这个基础。这并不妨碍我们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了解工业设计。到后来就是因为专家学者发起成立了工业美术协会，他们知道工业设计，但知道的不全面。所以说，中国当时还没有那样的大气候，人们还在增加经济的总量上下功夫。”
“而对于设计的中国特色问题，老会长阐释说，成长在中国的人，在设计中会自觉不自觉带有中国本土的元素，国内消费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对于出口来说，理想的是既要符合西方消费者的需求，又不要丢掉中国文化的特性。中国特色不一定强调，肯定有，叫中国设计就行，它既可以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也可以带有西方人喜欢的东西。”
“设计师必须要面向市场，要了解市场，了解消费者的喜好，这是我们搞工业设计的基本点。不能只顾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要面向大众。就一个人来讲，他有五六个消费的心理层次，首先吃饱肚子，其次要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然后希望得到人们的尊重，然后又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每一方面都是不断扩展的，需求的档次是不断提高的。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不断地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人群也还有不同的喜好、需求等，就像小孩要尿不湿，老人也有需求。要懂得去做调研，要对消费者进行分析和了解。”
“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是搞得比较好的，就设计来说也是如此。韩国、日本以前也不发达，我们走他们走过的路而已，我们一定要加快速度缩短这个距离。外国的朋友们也相信我们会缩短这个时间。这种时候我们不能急躁，这是有规律的，思想距离赶上去了，路怎么走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大设计有道理但没必要标榜，高档的设计是懂得考虑回收
对于记者提出的大设计问题，朱焘阐释说：
工业设计本来就大，它覆盖了一二三产业，本质上是跨学科跨行业的，跨学科很重要啊，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就够大的，甚至包括三农。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不能光是搞建筑的人去设计，还要把现在一些专业性、行业性的设计院、所包括进来，这个他们自己都在做了，都在搞转型，从工程设计向研发创意型转型，已经在开始转了，我认为还是不够自觉，也就是说把工业设计的方法、理论自觉地应用到这些工程设计方面去，包括手工艺品当中去，这样理解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设计。
还要一种理解，就是从被动设计或者委托设计转向主动设计。比如建一个啤酒厂，就找一个设计院帮助设计厂房，周围环境，设备摆设等的设计――这种设计原来是被动的，甚至样式都可以复制。但现在主动自觉地应用了工业设计的理念，甚至包括厂房的外观、装饰、环境的设计，里面工人的操作同样需要人机工程、心理学、工程学的结合。
再如，韩国首尔的市长、副市长非常重视工业设计，用工业设计的理念改造首尔，大的建筑不动，用现在的理念和审美观念做新旧结合，首尔变漂亮多了。上海八号桥的二期工程我去看了，很受教育。原来不能说没有设计，规划委员会就是干这个的，也可能每一座楼都很漂亮，但是这样整体看过去就不漂亮，包括霓虹灯、广告、行人、绿化，用现在的工业设计理念把街道改造好，这是多大的设计啊！
首尔的例子，上海八号桥二期工程，华桥城东部把几十平方公里荒山改造成漂亮的旅游度假胜地等都可以理解为大设计。
当然，我们现在的设计水平还不够高，我们国内的大设计，包括鸟巢、水立方都是外国人设计的。我们将来会有，怎么会有呢？十二五规划里就有很重要的一段话：“发展研发设计，促进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这句话前面有工业设计、外观设计，将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转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后面只有设计两个字了。
这个设计的转变，也包括大设计，将来会在自身转型升级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现在工业设计的门槛比较低，小公司比较多，给人感觉工业设计是设计小玩意的，虽然小玩意也不简单，像乔布斯就把互联网装进了口袋里，这就不简单，这不是大设计吗？当然了，那些小玩具、小装饰虽小，这些东西有所作为的话也不容易。退一步说，没有这些小设计的磨练，怎么能成就大设计呢？！
我想中国的设计也会由小变大，由量变转向质变。如果现在的专业设计转型升级，很快就变成大项目了，比如说建筑、飞机……所以大设计在中国不久的将来就会不断出现。大设计现在就有，我跟你讲，比如上海商飞的飞机设计就是大设计。我和上海商飞的总经理谈工业设计，他说不用谈我们早就应用工业设计，从外形到内部装修都要工业设计。外形设计不但要漂亮，还要符合空气动力学，符合飞机性能的需求，里面乘客的座椅、休息、餐饮等都运用了工业设计。
设计者有义务和责任了解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具备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观，与自然和谐相处，要设计出有利于环保的东西――应该有这种意识和职业道德。就批量生产的产品而言，就像你们杂志上刊登过这种观点：想得美、造得好、卖得出、能回收――这是对工业设计最通俗的解释。诺基亚的副总曾讲诺基亚手机考虑回收的问题，设计生产尽量采用能回收的材料，我挺感动的。手机能回收个十分之一二就贡献非常大了，汽车早就考虑回收，但是回收不充分啊。考虑回收这就是比较高档次的设计了。
创新要敢于冒险，文化差异各有所长才需要交流
记者：您去年10月在杭州国际设计周期间说要进行与工业设计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指的哪方面？
朱焘：我讲的理论研究不是学术性的，主要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带点理论色彩。再大一点，创新的机制，体制怎么建立？设计教育是我最关心也最着急的。我们已经成立了专家工作委员会，柳冠中是主任，我是名誉主任。
现在设计界关于学术的议论很多，有深有浅，没人综合，我希望通过专家工作委员会，包括我在内做一些综合性的研究。
记者：有人说，工业产品毁灭了工匠与消费者的精神。您是怎么理解的？
朱焘：这个工匠在中国人的理解来说，是很多种的，包括木匠，手工艺工作者……这些都是要保持特色继续发展的，但是也要创新，加入现代理念和元素。
现代工业产品的发展不会对消费者精神产生威胁，恰恰相反还要依靠消费者，服务消费者。若能像乔布斯那样先人所想，引领潮流，做出改变世界的设计当然更好了。但是任何东西创新出来了，不是展览品，它需要消费者的青睐、喜欢、认可、购买，才能畅销。
记者：您曾说，工业设计很多时候就是赌一把！请您评价一下这个“赌局”。
朱焘：为什么说工业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是赌一把呢？就是讲在创新中有冒险的成分，这时候要敢于创新和冒险，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去做。我们这个赌是有知识、智慧、调研、实验做基础的。一个设计公司自己动手一年设计十个产品有两个成功就不容易了。赌一把最好是以胜算大作条件，乔布斯的苹果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完全预料好，有十成把握才做的。这像战争中打仗一样，有十成把握才打就可能失去战机。
另外为了减少风险，除了设计公司本身工作以外，得想办法分担风险，产、学、研结合就是一个办法，找投资者来也是一个办法，想办法共赢，共赢的同时也为减少风险。
记者：听说创新有个分类？
朱焘：国家把创新分为三类，第一个是原始创新，是世界上没有的，现在所有的创新几乎都不是原始的创新；第二是集成创新，工业设计就是集成创新，我把它定位在这里；第三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记者：您是否认为中国工业经济的繁荣，一定能带来工业设计的盛世？
朱焘：经济的繁荣不一定带来工业设计的盛世，但是反过来说，只有工业经济的繁荣才能带来工业设计的盛世，这两者是互相促进的。工业经济繁荣不等于强大，要想进一步发展，那就需要各类创新，工业设计一定会促进经济繁荣并走向强大。
记者：大家都知道中外工业设计是有差异的，那么具体都存在哪些差异？
朱焘：第一个差异是时空不同，也就是工业化的程度不同，对工业设计的理解和需求也有所不同。在发达国家，工业设计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我们引进的工业设计搞了30年，只是初级阶段。
第二是文化，思维方式的区别。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区别，东方的文化历史渊源很深。有人说，东方人的思维是综合性的，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性的。在工业设计上，西方人强调个人作用，冒险，突破创新；东方人整体上求稳，和谐一点。就像儒家、道家、佛家强调和谐，就会保守一点。这些都会有不同影响。但我们现在倡导创新，讲宽容失败，又是共通的。
鲁迅讲过，文化是骨髓里面的东西。静水深流，中国人不张扬。南橘北枳说明环境变了，东西也变了。工业设计的使命之一，就是文化经济交流。
总的来说，中外工业设计随着文化、思维方式的不同是有差异的，但是各有所长，应该互相借鉴，共同发展。这是个大问题，很复杂，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工业设计人材需要多方面的综合素质
关于设计人才的培养问题，朱焘有很独特的看法，他阐述：
前面提到的几个存在问题是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的。比如说企业认知度与人才素质就有关：搞工业设计的说企业对我们提供服务不积极，企业认为你服务水平不高、不有效，“你不就给我画张图吗？”这是常听到的一句话。
人才问题就涉及教育，设计教育太重要了，他影响几代人。
学校培养的学生就像工业设计出产品一样，不能不管是否卖得出去，一批批出去。人也是这样，一批批毕业出去，找不到工作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现在工业设计队伍不小，但素质不够高。
以前这些水平不高都可以原谅，因为我们毕竟引进工业设计才30年嘛，但是现在的改革声音、动作很小，我很遗憾。
从招生、生源到教学方法、内容、教师队伍都应该改进。
招生来说，不能会画画的就招，光考虑艺术性不行，因为工业设计要很多的知识面啊。从内容上说，很多学校添加了知识技能，这个技能我认为很重要，动手能力很重要。
培养设计师的想象力很重要。外国名人多次说过，想象力比知识还重要，工业设计尤其要想象力，创意从灵感来，灵感从想象力来。
除了搞工程设计的转型以外，我们现在搞工业设计的分两大类：一是艺术类工业设计，二是工科类工业设计，以机械为代表。艺术类学生分到机械行业他就不入门，工科类的学生就能行。艺术类学生做广告、绘图、做动漫就能行。
这两者在我们工业设计界怎么结合这是个问题。所以我们的设计教育要进一步改进，人才素质要进一步提高，走出校门的人要搞培训，下决心学一辈子。
其实走上岗位才是学习的开始，所以我们强调搞设计的人必须要有激情。有这个激情才有灵感，要有一种拼命精神，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不怕失败，还要静思，静思才能生慧。同时要和团队合作，搞头脑风暴，一起讨论，互相肯定、互相否定。现在一个人的脑袋不够用了，设计一个新产品不容易，尤其是一个大项目，鸟巢就是一个团队的智慧结晶。乔布斯的苹果也不是他一个人设计的，所以一定要提高多方面的素质。
设计人才队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持。目前，我国工业设计专业的数量和招生规模已经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许多高校具备了较强的教学和科研实力，这为该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人才资源。
做工业设计的推手，工业设计也要转型升级
关于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作为设计推动者要扮演好怎样角色的问题，朱焘回忆说：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个口号很鲜明，我在政协经济组发言宣传工业设计也讲了，重要的是《经济日报》评论员写了一篇文章强调，“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影响扩大了。后来我想，应该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再走向“中国创造”。但这不影响这句话的鲜明含义和它的动员力。广东的提法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制造。就与装备制造业对接来说，装备制造业本身要提高水平，包括它的母机和机床，通过工业设计提高装备制造业的水平，才能更好地对接工业设计。另外，设计出的产品并不一定都要自己来制造，可以和他人合作来制造、销售。
制造的眼光要大，可以到外国去制造，思路要开放一点。当年波音飞机的一个尾巴,就是舵的方面是西安制造的，这是个技术活儿，我们通过制造得到了锻炼。也就是说，中国的东西也可以拿到外国去制造，一定要有这种视野和观念。
全面贯彻落实工信部等十一个部门颁发的指导意见，虽然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文件，但这是目前最好的。还有国务院发的《工业转型升级规划》，《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这两个文件多次提到工业设计，级别高，要落实。
作为协会我们提的今年工作重心是一个中心三个推动：
一个中心：是以贯彻十一个部委指导意见为中心，促进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
三个推动：一是向全社会特别是企业继续宣传推广工业设计的地位作用；二是推动工业设计向实质性效果方面发展，搞活动、展览、论坛，还有工业园区等，强调出成果；三是推动协会的基础建设，提高秘书处的执行能力。
另外我要强调两个转变：一个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企业到设计公司要牢记为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服务，比如要设计节能减排的产品，二是一个小转变，对设计界来说是大转变，即从外观设计转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
朱焘强调，在转变这个问题上，目前设计行业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不愿转，就是能过日子就行；第二是不能转，没有条件转；第三是不会转。设计界要是没有转变，那对立面就是低端的、单项的设计。高端的，就是从产业链高端，参与高层次国际竞争；综合的，就是从功能、结构、外形、包装到商业都是综合的。
设计界如果不转变发展方式，怎么为转变发展方式卖力气？所以设计界想为发展方式做贡献，那就自己要把转变做好。当然这不是一时能完成的，要对设计加深认识，对操作办法提高水平，不然就适应不了自己的转变来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完成不了使命，所以从协会来说要促进设计界的转变更好地服务国家的这个大转变。
贯彻国家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政府部门的事情，我们协会主要就是配合和协同政府部门做工作，从张德江副总理到工信部部长都非常重视工业设计协会，从二三百个协会中挑出20家协会直接联系，我们协会是其中之一。春节前，工信部主管领导朱宏任专门到协会听汇报，讲意见，看望大家，所以他们很重视发挥协会作用。
创新要允许失败，创新激励、扶持机制要完善
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潜力和问题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问题越多潜力越大，问题解决了就是潜力的发挥。中国发展工业设计是有优势的：其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善良、聪明的民族之一。不但在生产力方面，创新方面也有优势。其二，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设计是产品的灵魂。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对工业设计是有利的。
中国的创新文化不够，创新需要创新文化来保证，就是说要有创新的氛围、环境、以及法律法规。搞创新要有很好的氛围，就像古代讲的仁和恕，以及毛泽东的“双百方针”这都是创新文化。如果一有不同意见、一失败就批评，这都搞不了创新。
但是我们要回到两个“问”上面：一个是李约瑟问，他写的《中国科技发展史》提出来中国五千年文明前三、四千年挺好，为什么后面一、两千年不灵了？另一个是钱学森问，中国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两个“问”我这里无法回答，但这和创新文化有关系。
三是有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制造能力提高了，互联网云计算我们也不落后。
四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模式在国际上受重视，很多人在研究。我们国家从十一五、十二五规划都讲工业设计，许多省市都制定了促进发展工业设计的政策，这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办工业设计一定要眼光大，开放思维，在国内和国际都开放，要讲分工外包，要讲协作，要讲独立思想与团队作用结合，要发挥年轻人的优势和作用，等等。
五是人才队伍正在成长，一批搞得好的企业和设计公司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正在扩大。我国也涌现出一批好的企业，海尔、联想、三一重工、飞亚达、南车……这都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对这些是歌颂不够，尤其是从工业设计角度总结宣传不够，仅仅是笼统地讲企业技术开发、产品研制，老是这样，实际上你就提工业设计，提设计也行。我不知道是现在的记者不懂，还是企业他们没讲啊。中国的嘉兰图、浪尖、飞鱼、洛可可，他们很重要的特点是在风雨的实践中前进，敢于经风雨，受磨练。
我们办工业设计的院校很多，每年有近30万的毕业生，社会上有二、三百万人学过设计，再加上海外办的独资合资公司也不少。
现在的问题是对工业设计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无论从广度和深度还不够，从全社会来讲普遍知道设计这两个字，但是理解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经常说设计使生活更美好，设计能够创造财富，设计是产业链最具增值的环节，设计是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的转化器，设计创造品牌，设计无处不在，这些理念让人人都理解很费时日。
现在最需要提高认识的是企业，这是关键，因为他要用工业设计，认识不高的原因之一是和技术创新混淆，在设计界也需要提高认识。
工信部十一部门的指导意见确定的定义，是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定下来的，定义是目前能统一的、需要的，但不是把我们捆住手脚，目前的定位是和其他发达国家不一样，但发展方向一样。
目前仍有不少企业对体制机制不适应，创新激励机制和扶持机制没有完全建立，企业缺少长远观念，有浮躁的心理，急功近利的思想。
我们很早就讲企业要有三个一代：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现在企业的规划出来后就扔在脑后了。企业要做强做大，起码要把三个一代做好。不少企业在创新方面基本没有考核，打分只看效益，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在创新方面应该是主力军。
企业机制的建立要深化改革，把创新考虑进去。还有一个是行业管理，指导意见里讲加强工业设计的行业管理，这主要是政府部门在做，协会要搞一个自律机制，协会可以提建议，没有管理的权力，国家要加强行业的管理。
工业设计作为工业产品的第一道工序，是能让企业脱胎换骨的利器
较早前，朱焘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谈到，工业设计就是工业发展的“魔方”，他解释说：“‘魔方’的比喻有两层意思：一是在设计师的眼中，什么都是可以改变的，什么都是可以越变越好的；另一方面的意思是，这个看似简单的东西却并不简单，奥秘无穷。”
工业设计的主要对象是产品，是企业技术创新的载体，是创造品牌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在技术、质量同质化的今天，工业设计已成为企业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
“一个细节的改变往往就能为企业带来销售的成功和巨大的发展。”朱焘举例说，海尔当年从德国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生产冰箱，原先的设计是冷藏箱在下方，冷冻箱在上方。海尔设计人员考虑到消费者使用冷藏箱更多，需要经常弯腰，很不方便，就把冷藏箱改在了上方。“就这样一个人性化的工业设计，一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细节的改变，使得海尔冰箱在一段时期内销售火爆，国内甚至海外很多冰箱厂家都群起仿效。”
朱焘说，好的设计不但能使企业获得暂时的利润，甚至可以使一个企业脱胎换骨、面貌一新，韩国三星的擢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1994年底，韩国三星的核心干部走进美国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在那里，他们找到了高登・布鲁斯、詹姆斯・美和这两位国际顶尖设计师，正是这两位设计师主导的“创新设计实验室”成就了三星“创新之王”的神话。
“可以说，工业设计是企业竞争的利器。”朱焘强调说，国内企业从打数量战到质量战，再到价格战，打得精疲力竭，特别是价格战从国内打到国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企业增长方式难以改变、劳动力价格难以上升、贸易摩擦加剧等。现在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打“设计战”。
很多企业简单地认为工业设计就是产品外观设计和包装，而且现在企业讲自主创新，大多着力于技术开发，把拥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作为惟一目标。强调技术创新没有错，而且非常必要，但是好的技术也需要好的设计相匹配，我们决不应该小视甚至忽视工业设计在创新中的作用。
朱焘认为，工业设计体现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工业设计融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强调人性化、个性化，强调人与环境、生态和谐共生。就产品而言，不但确保其技术功能，还要予人以美的享受。正如钱学森1987年10月在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成立大会上所讲的：“工业设计是综合了工业产品的技术功能的设计和外形美术的设计，所以以自然科学技术跟社会科学、哲学中的美学相汇合。”
现在这些理念、方法，都随着工业化进程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有了新的延伸和发展。
高效利用和开发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最有利于创新
发展工业设计，特别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背景、大趋势下，工业设计大有可为。
目前，世界和中国都存在着两个基本矛盾，一个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和人对物质需求的不断增长，尤其是人口不断增长，毕竟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二是环境污染，地球变暖与粗放型发展方式的矛盾，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要克服能源问题，首先要解决资源问题，要技术进步，开发新的能源。可以向海底要能源，太阳能，风能技术要进步。再就是靠新观念、新思维、新智慧，研发新产品，发展新经济，要发展少污染少消耗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这是从放眼未来的角度讲工业设计的重要作用。
技术进步变成可用的东西需要设计，风力发电需要改进，工业设计就需要做贡献。太阳能那么一大片才能发电，以后技术上创新了，设计马上就结合，甚至能进入千家万户，一个小阳台上放一个小太阳能就够全家用的了，到这一步，燃气断了就没关系了嘛。如果太阳能不行，楼顶上安装风力发电机，风能也行啊。这就是畅想，要技术进步和设计结合起来。当然，还有很多措施，包括现在要节约能源，也要工业设计。
朱焘指出，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容乐观。因为国内外都充满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不稳定。
朱焘说：
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我仍然持积极的乐观态度，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优越，政府调控加上市场驱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结合，应该最有利于把我们民族创新的潜能发掘出来。还因为我们国家发展工业设计有巨大的需求空间。比如我们改变发展方式，科学发展，依靠投资拉动，要变成内需为主，内生增长为主，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产能过剩、附加值低，这都必须发展创新，必须发展工业设计。
我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工业设计的政策措施已经在发挥作用，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逐步完善，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也会逐步发挥出来。我们要发挥后发优势，比如人家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要走，人家的经验我们可以吸取。前面我们讲的潜在优势我相信一定能发挥好。现在好多国家看好中国，我们更应该看好自己。
我也讲讲我们的目标，我们认为，第一、到2013年实现十二五规划里讲的对设计要求的转变，我们自己要求大力宣传这个转变，要半年宣传，一年半转变；第二、到2015年，实现国家指导意见提出的目标；第三、到2020年要建设成设计强国，为实现创新型国家做贡献。
我国要成为工业设计强国，要走的路很长，当中还会有坎坷，我们要充满激情地冷静地去应对挑战和问题，要勤于学习勇于探索，中国的工业设计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工业设计的发展不仅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需要，更是全人类的需要，把人类的聪明才智发挥在可持续发展上，发挥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提高全人类的生活品质，这是所有设计工作者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设计无国界，可以整合全球的资源。我们国家内部要发挥沿海的优势，沿海的认识比内陆高，需求也迫切，西部的重点城市也在搞，西安、重庆、成都等。外国人都看好我们的设计市场，他们想学习我们的设计文化，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我们发挥优势再加上政策鼓励，需求空间又大，大家对中国的工业设计期望也大，所以应该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