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中午，女大学生李麦子和同伴一起带着“道具”来到位于广州市越秀公园旁的免费公厕。此时，女厕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而男厕门口却没有一个排队的人。李麦子的朋友举起了两个自制纸牌，一个上书“关爱女性从‘方便’开始”，另一个则写着“女人更‘方便’，性别更平等”。活动参与者对准备如厕的男士说：“先生，可以稍微等几分钟再进厕所，让女士先用一下男厕所好吗？女厕所那边排的队太长，有人已经快憋不住了……”有的男士摸不着头脑，经解释后还是同意了。现场女大学生们还向市民派发了《致男同胞的一封信》。信中呼吁：通过立法来增加公厕中女厕位数，比例至少应该达到1∶2。
广州女大学生“攻占男厕”的行动经媒体广泛报道，反响热烈。新浪微博上进行的一项投票显示，84%的网友赞成这一行动，反对者仅9%。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没有必要将此事上升到“性别平等”高度，因男女生理结构有异，男性如厕时间短（据统计，男性平均如厕时间为45秒，而女性为80秒），情急之下可以就地解决，这都是女性不能或羞于做的事。还有评论认为，攻占男厕行动“短期内伤害了男性上厕所的权利”，“占领男厕一次是行为艺术，占领第二次也算是行为艺术，待N次的时候，就是扰乱治安了”。（见《南方都市报》2月20日评论）
城市里公共女厕经常大排长龙，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性别问题？公共厕所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在建筑和规划界内部，有人认为女厕不足属“设计失当”，不存在有意歧视女性的问题。但假如反问，为何全国各个城市公共场所的女厕门前都“门庭若市”，成千上万的设计师规划师为何都“忽略”了女性的经验与需求，就不得不反省，是怎样的集体意识与性别文化，让城市的设计和规划者“不约而同”犯了同样的错误。
这提醒城市空间的规划和设计者，须时时考虑使用者的需求。公厕除了便槽数量必须足够，还需考虑隐私与安全性等问题。对许多女性而言，公厕卫生状况不佳甚至比排队更难忍受。即便是数量相对宽松的男厕，蹲式便槽对那些膝盖、腿脚不灵便的老人也是一种煎熬。而对于跨性别者来说，进哪个厕所，更是一个问题。广州年轻女大学生的攻占行动，多被解读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往往被忽略的是：即使在两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比如年长妇女、孕妇、带小孩的妈妈，男性中的长者、残障人士，需求各异。此类公厕之两性差异外的“次差异”，也应得到认真对待。可以考虑的方案有：在女厕中增加挂钩、置物架、小孩座椅，配置蹲式便槽与坐式马桶，修建无障碍通道，增加考虑跨性别者要求的无性别（uni-sex）厕所等。
当然，对于国人来说，公厕不足的问题不仅对女性而言如此，对男性同样成立。许多人担心女性“侵占”男性资源，应该说，在公共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攻占”，毋宁说“借用”行动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假如男厕所无人使用，而女厕所大排长龙，女性不妨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使用男厕。既然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本身就妨害了妇女的“如厕权”，那么借用男厕不仅正当合理，也应该得到男性的支持─这一点，因女厕大排长龙，等女伴等得不耐烦的男性最能理解。国外一些地方目前已实现男女厕所弹性调配，在特殊场合使用活动搁板以改变男女厕所面积大小等，都是可以借鉴的经验。
另一方面，“攻占男厕”被许多人定义为“行为艺术”，意思是：它很可能只是表演性的孤例。广州女大学生的行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96年由台湾大学一群女学生发起的“五四新女厕运动”，甚至连举出的标语牌，都与16年前那场席卷全台湾女权行动中的若干口号类似。只是，与台湾当年的“新女厕运动”相比，广州女大学生的女权行动尚缺乏完整的行动论述。比如，台湾女权主义者改善女厕的想法，最初是作为台大女生竞选学生会会长的政见提出来的，而“攻占”前，有关团体也做了充分的调研，有数据、有调查报告、有故事。整个行动中，女权主义者有意识地透过媒体和民意传导，有效促成主管部门修改法例。这么看，“攻占男厕”只是“新女厕运动”其中一环。
相形之下，女大学生“攻占男厕”在大陆尚属零星的、宣誓性式的突击行动，这场由生活经验出发的“性别政治”事件，其集体发声的意志及行动的力量尤为宝贵。只是，如何将行动的能量通过媒体激发民意，最终影响决策，女权主义者尚需把“行为艺术”上升到“社会运动”的层面加以思考。
作者系性别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