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至今，人类已经走过了40年的环保历程。40年来，人类整体的环境认知、环境意识有所提高，开展了许多环境问题研究，通过谈判达成了许多国际性环保协议，进行了许多环保实践，许多环保法令和行动被实施。但是，与环境的恶化程度、科技不当应用所产生的愈发严重的环境破坏后果，以及金钱、权势和贫穷这些更可怕的污染的恶化相比，人类的环境保护进程可以用缓进实退来形容。每一年新产生的环境问题总比解决的多，环境危害在深化，在向更广泛的区域漫延。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环保几乎被经济压垮，陷于惨淡尴尬的局面，国际环保会议也沦为博弈战和口水战。然而，地球环境已经难以承受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重，人类已经没有多少机会拯救自己的家园了。“绿色经典”预言的“失控”、“崩溃”正在发生，我们迫切需要以行动为实质性特征的第二次环保启蒙，需要人类社会的转向性抉择。
关键词：斯德哥尔摩会议；环境意识；绿色经典；失控；抉择；第二次启蒙
中图分类号：F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2-0001-09
一、40年环保路，终被经济压垮
(一)1972年之前，蕾切尔・卡逊和罗马俱乐部的第一次环保启蒙
人类整体环境意识的猛醒始于1962年。那一年，环保圣母蕾切尔・卡逊出版了振聋发聩也给自己惹来诸多祸端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第一次敲响了人类环境状况的警钟。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为该书再版所写的序言中说：“《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可以恰当地被看成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1］（序）
卡逊的书引来了方向截然相反的两种行动：一方是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对卡逊疯狂的百般刁难和迫害；另一方是觉醒了的思想者和群众开始了风起云涌的世界性环境保护运动。1962年年底，美国就有40多个州提出并通过立法限制杀虫剂的使用［1］（序）。
1969年，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提议，在全国各大学校园内举办环保问题讲演会。这个提议被当时25岁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丹尼斯・海斯发展为一个在全美各地展开大规模社区性活动的运动。1970年4月22日，美国首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地球日”活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20年后的1990年4月22日，全世界140多个国家、2亿多人同时在各地举行多种多样的环境保护宣传活动，此后，每年的4月22日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地球日”。这一运动还于1970年导致了第一个国家环保建制――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设立。
罗马俱乐部是由意大利的著名实业家、学者奥莱里欧・佩切伊和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金自1967年酝酿发起的一个民间研究与智囊机构，一个无形学院。1968年4月在阿涅尔利基金会的资助下，从欧洲10个国家中挑选了大约30名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计划专家，在罗马的山猫科学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他们提出了“全球性问题”这一概念，并以研究全球性问题为宗旨，探讨什么是全球性问题、如何开展全球性问题研究，以及为世界找到走出全球性问题迷途的道路。罗马俱乐部的成员多是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与各国政府接触并说服政府相信全球性问题的严重性，引导政府从全球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罗马俱乐部的工作，促成了一些国家政府的觉醒以及在环境问题上政府间共识的达成，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斯德哥尔摩会议。
1972年起，罗马俱乐部连续性地向世界发布报告，第一份报告就是至今乃有广泛影响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给世界的报告》［2］。这本书，以五个基本变量――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污染――为基础构建了被称为世界模型的数学模型，得出全球在达到某一峰值后将全面衰退不可持续的运算结果，并以1900-1970年的数据进行了验证。罗马俱乐部以此来向世界说明，全球再以无节制地消费资源、破坏环境的方式发展，地球生态系统将因不堪重负而崩溃，从而提出了人类社会应该走均衡发展之路的对策。
《增长的极限》以严谨的数学模型得出的结论，提高了卡逊敲响的环境警钟的分贝值，震醒了一些国家政府中的开明人士，助推了整个人类社会以环境保护为宗旨的国际合作。
《寂静的春天》和《增长的极限》所引发的人类环境保护运动，是人类环境意识觉醒后的第一次启蒙运动。此前，有过缪尔、利奥波德、马尔萨斯等人的呼吁，但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和响应。卡逊和罗马俱乐部的启蒙重新唤醒了人们对缪尔、利奥波德、马尔萨斯等提出的生态保护、环境伦理、人口膨胀等问题的再认识。
（二）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世界环境体制的建立
人类作为一个在地球上占控制和支配地位的高级社会性生物物种，其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国家。国家作为地球上一定地域内、一个或一些有紧密关系的民族、人群之间形成的社会共同体，通常以政权统治或政府治理为其存在的社会形式。在国内，政府拥有最高的社会管理权；在国际间，政府代表一国行使主权，参与国际事务，进行一些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竞争或国际合作。
可以说，环境保护是近几十年来国际合作或国际纷争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领域。国际社会环境体制的建立，始于1972年6月5-1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这次大会也标志着人类共同环境保护历程的肇始。
这次会议由联合国召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环境问题为主题召开的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人类环境行动计划》，筹建了并继而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这一切都已成为国际环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6月5日这一天被当年10月召开的第27届联合国大会设定为“世界环境日”。
1972年世界人口还不足40亿（1960年30亿，1975年40亿），当时的环境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不太一样。西方由于工业文明发展在先，造成了许多环境公害，主要是工业三废和农药污染，当时的中国也出现了许多环境问题，但主要是局部污染和人畜过载导致的生态破坏。无论东西方，都未形成现在这样广泛的大规模的环境和生态灾难，没有全球变暖，没有臭氧洞，没有普遍的江河断流和雨林、土壤毁坏，没有PM2.5，没有这么多的核废料和电磁辐射，也没有物种大规模灭绝之忧。1972年的中国人，还不能想象春天没有鸟叫的情形。而今日中国大地上，不仅绝大部分地域的春天寂静了，连许多江河和土地都寂静了，没了鸟，也没了虫鱼，甚至没了土壤中的细菌，却多了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江河湖海的多种化学合成物污染、餐桌上的地沟油、空气中的……
还有海洋。数不清的钻井平台、油气平台矗立在海洋上，庞大的油轮开行于海面，漏油、垃圾污染着海洋环境，扼杀着海洋生物，而令人担忧的还不止这些，人类已经在分配海底的矿产开采权，向海洋进军已经是现在进行时。海洋，这个地球上最后的蓝色净土，将毫无悬念地被折腾得面目全非。现在大气圈的升温就已经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生态后果，待到不远的将来海水升温、洋流紊乱时，地球上的生态状况将是难以想象的。
1972年的世界环境，整体上看比现在好得多。但当时预计到并试图避免的趋势现在许多都被强化了，预言的许多后果，现在正变成了现实。
《人类环境宣言》中最重要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明确人类必须保护自然环境，确定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强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统筹安排多项保护。虽然《人类环境宣言》是一份没有强制力的文件，但由于那时的世界的确在面对环境危机的共同灾难面前，表现出难得的合作。对《人类环境宣言》中许多条款的执行，开启了今天的环保工作机制。如第17条指出：“必须委托适当的国家机关对国家的环境资源进行规划、管理或监督，以期提高环境质量。”强调了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责任。由于这一条款的执行，许多国家政府设立了自己的环境保护机构。对第21条的执行，导致了一系列环保法的颁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环保启蒙，默默地修正了原来宣称的“环境公害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环境问题”的说法。就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的第二年，即1973年8月5日至20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1978年，关于环境保护的一项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第一次被写入了中国宪法，第二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便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随后中国进一步采取了加强环境保护的措施，1983年国务院宣布保护环境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4年中国国家环保局成为国务院独立的局级单位，而2008年在大部制改革中环保总局更是升级为国家环保部［3］［4］。
作为环境大会筹备工作的组成部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于1971年5月委任勒内・杜博斯领导一个小组，为大会准备了一份背景报告，这就是后来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5］一书。这本小书对世界的影响与《人类环境宣言》一样重要。
《只有一个地球》中强调的是“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应该同舟共济”的理念，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但今天的人们却没有了当时刚刚明白这一道理时的人们寻找宇宙之舟集体行动方案的虔诚。这本书中还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贫穷是所有污染中最坏的污染。”因此大会也形成了在治理和保护环境的过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权，由发达国家承担保护和治理环境的主要责任的共识。
（三）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人类共同对策的形成
如果说1972年的人类环境大会，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环境保护体制，那么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则形成了人类面对全球性问题的共同对策――可持续发展。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期望在可能的范围内，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有效地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这次会议的基调报告是由前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所领导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自1983年起在世界上进行了长达5年的调研而形成的，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未来》［6］这本书――一份旨在为世界寻找“全球变革日程”的报告。这个报告所给出的策略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时，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构成危害。
这次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充分体现了大会基调报告所提出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里约会议期间及其后的十几年间，应该说是人类社会整体保护环境、拯救家园气氛最好的时期。1992年世界人口刚过50亿（1987年50亿，1999年60亿），各国虽然感觉到了环境危机压力的巨大，但整体上还有行动的信心，也都在积极落实环发大会议程，实施可持续发展行动。
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国际性公约《京都议定书》，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规定了在2008-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低5.2％。
我国政府在会后即制定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作为各级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计划的指导性文件。1996年又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地将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同年7月，中国政府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的意见”。
然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单靠发文件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全社会从政府到企业到公民的全员参与、全员行动，需要从政策到方案到行为的落实，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四）40年后，经济危机击碎共同理想，国际环保合作出现倒退迹象
2008年9月，拥有150多年历史的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宣告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危机很快波及其他国家，形成全球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出现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应该致力于改善和调整经济结构，但大面积的人口失业和经济萧条所产生的压力使政府将拯救经济、刺激增长上升为第一要务。于是，美国投入8000亿美元救银行，中国投入4万亿人民币拉内需……世界各国纷纷为经济增长而开动了印钞机。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召开的第一次与环境相关的会议是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这次大会于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哥本哈根会议是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召开的，这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只是象征性地拿出了一个没有实质性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作为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的替代性方案。而2011年11月的南非德班世界气候会议，不但没能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会后加拿大还彻底宣布退出了本来美国就没有签字的《京都议定书》。
经济危机击碎了人类的共同理想，国际会议演化为博弈战和口水战，艰难达成的协议落实起来也充满坎坷和隐忧。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开始，预示着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全面倒退，而环境形势却已时不我待。
二、环境形势时不我待，不抉择是最坏的抉择
（一）经典需要重读，警钟必须再次敲响
在人类知识和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有过一篇文章建立一个理论进而影响整个学科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情况，如爱因斯坦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建立的狭义相对论，不但从根本上改写了物理学，还因为原子能的发现而改写了世界史；也有一本书奠定一个学科数十年没人能够超越的情况，如爱德�华・O・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更有一系列的书呈现和标志一项人类事业的情况，最典型的就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后来被誉为“绿色经典”的那些图书。
这些书，每一本都标志着人类环境保护思想的一项进步或环保史上一个阶段的历程。如约翰・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7］、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8］，以及《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共同的未来》等等，这后面所列的四本书，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经典中的经典。
这些书，距今时间最长的近50年，最短的也已经20多年，但这些书中提出的观念和告诫至今适用，所预言的趋势和危机，愈演愈烈，所开启的环保征程未见有穷期。这些书，几乎每一本都预见到了环保的艰难和不可以不为，发出了局势将有可能失控的警示，今日重读依然振聋发聩。
如《寂静的春天》开篇第一章“明天的寓言”中虚拟的小村庄中的事情，在今天都发生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增长的极限》世界模型给出的“标准趋势”（如图1所示）［2］（P90）正在今天应验着。按照这个以1900―1970年左右的数据验证过的模型给出的至2100年的运算结果，
当下世界人均粮食和人均工业品已经处于峰值区段，正在向下行区段靠近；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人口和环境污染的峰值将会接续到来。而在这后两个峰值到来之前，前两个指标――人均粮食和人均工业品早已急转直下，接着通过拐点的将是人口和环境污染的指标，而在这四个指标由增而降的过程中，作为基础性指标的“自然资源”一直是呈陡峻的下降趋势，到我们的当下――从图1中横坐标中点偏右约1/10处（2012年）对应的纵坐标看，人类已经将1900年世界资源储量的一半以上挥霍光了。而健康发展的均衡社会，应该是在尽量保有资源、保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的人类生活――因为这些资源是子孙生存繁衍的基础。按照这个模型中的资源曲线，到2100年的时候，地球人将基本没有资源可用，因此人口会萎缩到1970年以前的水平，人均粮食则会远低于1900年以前的水平（依图1估算）；当然，污染的水平也下降了，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增长的极限》预言：“在现有系统没有重大变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业的增长，最迟在下一个世纪内一定会停止。”［2］（P90-91）“在这个模型里，我们甚至尝试对技术产生的利益予以最乐观的估计，但也不能防止人口和工业的最终下降，而且事实上无论如何不会把崩溃推迟到2100年以后。”［2］（P109）
一百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因环境问题而引出的第一个黑色预言。
现实印证了《增长的极限》的预言：技术，例如化肥、农药或其他各种合成有机物，以至所谓“绿色革命”，增加了土地的产出，短时间养活了更多人口，以致使人类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10月31日迎来了当今世界同在一片蓝天下的第70亿位公民。然而，这些有机合成物，各种杀虫剂、杀菌剂、生长素、制冷剂……要么是改变生殖机能的，要么是刺激生长激素的，要么是抑制神经系统的，要么是破坏大气结构的，它们被制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服务于人类的生活，却在食物链、大气层、土壤、水体中积累，它们先是杀灭了越来越多的物种，最后累积到人的身体中，致癌、致畸、致多动症、孤独症，最残酷的是致精子减少以至不能启动生命历程。即使这样，近年还是出现了世界粮食产量不足因而粮价飙升的情况。
在这里强烈推荐一本书――《我们被偷走的未来》［9］。该书1996年出版，被其序作者、当时的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称为“《寂静的春天》的续篇”，说其回答了卡逊留给世界的疑问――杀虫剂等有机合成物是如何危害我们的自然系统和人类自身的。这本由科学家、记者、理论家合著的书，详细地解读了有机合成物污染环境、侵害生命的原理和过程，读来令人毛骨悚然。这本书虽然出版时间较晚，但也无疑应该纳入“绿色经典”的范畴。
（二）失控已成常态，崩溃正在发生
最近5年以来出版的书，有4本值得特别注意。来看第一本：《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吗》［10］。书中田松从垃圾的视角对工业文明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田松指出：“对于当下这个时代，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命名，如信息时代、电子时代、后工业时代、风险社会等，我则命名为‘有限地球时代’――地球有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对于这个口号，以往的解释是能源有限、资源有限，所以要精打细算，才能可持续发展。对此，我要做个补充，不仅能源和资源有限，地球容纳垃圾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垃圾问题会超过能源问题、粮食问题，成为未来世界最严重的问题。能源问题有可能解决，但是，垃圾问题将因此而更加严重。因为输入越多能源，就可能产生越多垃圾，并且将使地球面临严重的散热问题。由于垃圾问题的不可解决，古典资本主义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类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文明形式――不妨命名为生态文明。”
田松的这部著作，虽然出版时间尚不足5年，但笔者预言，它一定会在未来的积淀中，成为难得的、由中国学者著述的绿色经典。
第二本：贾雷德・戴蒙德，这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理学教授，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人类未来的问题时，分析了“为何有些人类社会会做出灾难性的决策”，提出了为什么“在知道严重的后果的前提下还将所有赖以生存的树木统统砍倒？……人们破坏环境有多少次是有意为之，有多少次是无心之过？……百年之后如果还有人类存在，那时的人们是否会惊诧于今日人类的盲目无知，就像我们惊诧于复活节岛人的盲目无知一样”［11］（P343）。
又是一个“百年”！又是一个黑色预言。
像今日的人们常常会有意无意地提及“登船”、“买票”一样，昭示了普遍的悲观倾向，也与《增长的极限》、《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的预言不谋而合。
戴蒙德还描绘了一张导致群体决策失误的路线图，将其因素分为四类：首先可能在问题确实发生之前无法预测到它；其次，问题发生后，群体有可能仍然无法觉察其实质；再则，看到问题后可能没有设法去解决它；最后，人们可能努力解决问题了，但没有成功。戴蒙德指出：这张导致失败的路线图，如果反过来看也是一张通往成功的路线图，因为只要能在问题发生之前预测到它，并认清它的实质，设法去解决它，总有希望获得成功。
然而，可悲的是，出现悲剧的情况，往往不在于预测和认清实质这一步，而是在于明明预测到了也认清了事情的破坏性实质，却并不总是能够有效地采取行动，或者根本就不去采取行动，而是静观其变，或者采取反向行动加剧事情的恶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戴蒙德给出了“理性的恶行”和“公地的悲剧”这样的答案，也进行了发生“理性恶行”几种情况的分析：自己的利益与他人利益相权衡时的自私、短视近利与社会长远利益的矛盾、当权决策者既得利益与社会大众利益的冲突等［11］（P349-353）。事实上，人类的环保事业，发生的问题恰恰就在于这样的理性恶行。如果不能有效地去除或者克制这些恶行，人类的环境以至社会必然以崩溃而告终。
第三本是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的新书《中国生态危急》［12］，这本书给读者展现了中国环境及生态破坏的血淋淋的惨痛事实。引用其序作者田松的概括：
据2月22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国土部公开承认，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有重金属污染。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因为接纳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在衡阳到长沙段沿岸，蔬菜中的砷、镉、镍、铅等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这些“农作物”不仅被当地农户每天食用，还被运送到更多的乡镇和城市。
……
很多人常说，没有科学技术，我们就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会有很多人饿死；没有科学技术，我们就会缺医少药，早早死掉。我们曾经真诚地相信，科学及其技术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事情却诡异地走向了反面，曾经每日可见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现在成了奢侈品，乃至于入口的粮食都出了问题，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每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常被告知，这是局部的、暂时的、偶然的，是发展中的代价，是可以治理的。我们也常幻想，在这个局部之外，更大的整体是好的。然而读过本书，把一个个局部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就会发现，这个整体已经百孔千疮了！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明，已经遭遇到了全方位的生态问题。问题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似乎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国在山河破！
另外，还有两个让人触目惊心的重要例证就是，摄影师王良久用18个月时间走遍京郊大地拍摄到的垃圾场的照片，及将这些垃圾山标注到北京地图上形成的北京垃圾“七环”图［13］。还有以马军为首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标注的全国污染地图［14］。
如果有人还在怀疑《增长的极限》、《崩溃》的百年预言，及田松的下一代预言的话，看过王良久和马军们的这些图之后，也许就不再怀疑了。
是啊，当我们陶醉于GDP连年的两位数增长，陶醉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时，我们周围的环境在坏死在发臭、地球的环境在崩溃，相对于整个人类、整个地球的悲凉前景，个人、国家，即便是世界的经济及技术的所有增长性成就又是多么苍白！人们对物质欲望的满足和享乐是何其渺小和可怜？！
1972年，《只有一个地球》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贫穷是所有污染中最坏的污染。”因为贫穷使人不得不去向大自然索取最基本的生存所需，饥寒交迫的人会不计生态后果扒树皮、挖草根、吃种子。1962年以后《寂静的春天》每年都有再版，在其首版30年后1992年的版本中，有一篇当时的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的序言中的一段话：“在几乎没有人讨论金钱和权势两大污染时，她即在园林俱乐部的讲演时指出：‘优势……给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她大胆地预言，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我们或可以说：贫穷、金钱和权势是比对自然环境的污染更坏的污染，因为这些污染加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破坏，加剧环境的恶化，并且阻碍着人类社会改善和保护环境的行动。这也是戴蒙德所指出的“理性的恶行”中最恶的部分。
第四本是资深传媒人凯文・凯利自1990年开始写作1995年出版的书，英文原名�OutofControl:TheNewBiologyofMachines,SocialSystems,&theEconomicWorld�直译应该是《失控：关于机器、社会、经济的新生物学》［15］。这本书2010年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中文版被译成了《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凯文认为，技术是一种人造的生命体，处于自身的进化中，技术与自然生命的融合将产生新的生命形式；他所说的“失控”也不是指人类生存环境的OutofControl，而是技术的进步将脱离权威的控制，而走向大众化的蜂群思维。凯文在20年前的许多基于如上思维的预言，20年后几乎都应验了。然而，他却没有考虑自然的承受力，没有考虑将会发生的资源枯竭。如果再向前看一个20年或两个20年，不知凯文还会做怎样的预言。
这样的技术发展可能也是罗马俱乐部的人们在做世界模型研究、著述《增长的极限》时所没有考虑到的。其实，在《增长的极限》出版之后的若干年中，它的策划者和著作者们，曾经对模型做过一些修正，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即便不加修正，它所预言的情况也已经在发生。
失控的技术加上崩溃的环境，综合的效应又会将人类引向何方呢？
（三）罗马俱乐部的预言：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不抉择就是最坏的抉择
《增长的极限》最担忧的是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因为这样的观念指导下，人类会以技术的手段不断地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极限，比方说，城市的土地限制了发展，以摩天楼来克服；拥挤的街道限制了发展，以高速公路来克服；（还有该书作者当年没有预计到的）食物、水源限制了发展，以卫星城和远途调水输电输气来克服……。这样城市成了庞然大物。这种中心城市对周边以至边远地区的掠夺，随集权调度能力的扩大而扩大，这种掠夺的后果不是靠经济上的回报所能补偿的。事实是，随着掠夺的加深加剧，最后连经济上的回报也没有了。当下中国，许多资源供应地环境的恶化及居民的赤贫，明确地解读了这样的观点。
这些也就是《增长的极限》中所说的“技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失控》作者言中的技术增长，将因自然的资源和生存空间的极限而成为加速人类走向崩溃的助推剂。在这里，还没有考虑一些如今在许多方面比许多国家还强大的跨国公司及金融机构对错误增长模式的推动。事实上，《增长的极限》所担忧的人口膨胀和资本膨胀并驾齐驱已经发生，由资本膨胀导致的金融危机已经深度地伤害了社会机体，并以拯救经济的名义，再度投放更大量的资本而二度伤害了地球。
《增长的极限》呼吁人类应该在十年之内改弦易辙，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崩溃。那是1972年，人口还不到40亿，自然资源比现在多出几乎一倍（依据该书中图35估算），人类有这样的机会。然而，这样的呼吁尽管受到了重视，引发了行动，也推迟了危机，但人类显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弦易辙。
《寂静的春天》的译者、旅美学者吕瑞兰、李长生1997年在为该书中文本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不是由于我们无所作为，而是我们尽力做了，但却无法遏制环境恶化的势头。这是一个信号，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的人类已经失去把魔鬼再装回去的能力。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环境问题仅靠发明一些新的治理措施、关闭一些污染源，或发布一些新法令是解决不了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植根于更深层的社会改革中，它包括对经济目标、社会结构和民众意识的根本变革。”
应该说明的是，罗马俱乐部并不是技术进步的绝对反对者，正如其在《增长的极限》中引用谢拉俱乐部的名言所表达的：“不要盲目地反对进步，但是反对盲目的进步。”书中还列举了一些那时已经发生了的有利于人类社会走向均衡发展的技术，如控制污染的设备、避孕药等。
该书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发展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如果大规模引进这种发展，会有什么物质上和社会上的副作用？二是在这种发展可以彻底完成之前，什么样的社会变革是必要的？完成这种变革需要多久？三是如果这种发展完全成功，并排除了某些天然的增长极限，这个增长着的系统下一步会遇到什么极限？社会是否宁愿选择这种发展，而预先计划好要排除的某一极限的压力？［2］（P117）
笔者以为，这三个问题可以作为人类社会对盲目的技术进步实行约束的三个铁律。然而，我们当下的社会显然达不成这样的共识，这也是从卡逊以至卡逊之前的一代一代的环保先行者们所呼吁的，要改弦易辙、要做出转向性的抉择的原因所在。
由于零大于负数，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不抉择就等于是做了最坏的抉择。
在这一点上，其实包括戈尔在内的许多人士对人类社会的前景都是悲观的。这可以从他给《我们被偷走的未来》所写的序言中看出。戈尔说：“我们无法让一个社会完全摆脱危机。但是，至少我们必须让美国人民知道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受到哪些物质的污染，让他们了解科学所能告诉他们的，有关这些危险的全部信息，这是他们的权利。”在此，戈尔已经退守到美国人民的知情权了。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在先行治理自己国土上的环境，保护自己的资源。而按《增长的极限》的说法，书中所给出的药方不仅适用于全球，也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
在这里，我们不妨呼吁，在我们力尽所能地参与国际环保合作的前提下，一定要从顶层设计上，从国家整体健康发展的高度上，规划我们的全面的，包括所有环境、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未来。
对此，需要整体提高从政府决策者到企业家到各级执行者、行动者以至旁观者在内的全体国民的环境意识，需要从理念到价值观到知识和行动方式方法的全方位的二次启蒙。
三、新启蒙需要行动和全面综合的作为
（一）古老谜题提示的指数规律
有人可能会说，没那么悲观吧？尽管有数亿人挣扎在无粮可吃、无水可喝的生死线上，可是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不还是温饱的吗？而且我们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知识每年几乎在成倍地增长，科技创新不断带来惊喜，前景一片光明嘛。
可是，如果你再想一想从1972年到现在，不足40年时间世界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地球三极的冰川都在融化，维持陆地生态的雨林和草原、维持海洋生态的珊瑚、保持地球生命基因多样性并构成食物链的物种，都在快速消失，包括蜜蜂在内的授粉昆虫数量锐减，近年来世界性的粮食短缺，以及王良久和马军的图，再想想《增长的极限》中转述的一个古老的法国谜题所揭示的指数增长规律，你可能就再也乐观不起来，你可能也要相信崩溃正在发生了。
这个法国谜题说的是，假定你有一个生长着一朵水百合花的池塘。这种水百合的体积每天按两倍速度生长，如果不加限制，它会在30天内将池塘完全覆盖，而闷死水中的所有生命。在很长的时间里，百合花看上去并不多，所以直到它已经将池塘覆盖了一半时，你还是决意不必为修剪它而担心。这究竟发生在哪一天呢？答案是第29天。你还剩下一天时间拯救你的池塘［2］（P5）。
《增长的极限》一直在强调指数增长的残酷，因为“它可以突然地接近一个固定的极限”。已经前进在全球化道路上的人类社会，就像是一列每节车厢都有动力而整体却失去了制动机制的动车组列车，隆隆地开行在奔向深渊的道路上［16］。在这一点上，笔者也是个悲观者。
（二）对新启蒙的预期，对生态文明的渴望
悲观不等于绝望，不等于放弃。只要没到最后，就还有改变的可能。特别是像人类社会这样庞大的巨系统，更有可能自组织地生长出可带来新生的新秩序。当前所能做的是，尽量延迟崩溃的时间，为找到新的发展道路留出时间，给第二次启蒙留出时间。
尽管50年过去了，但是应该说，就整个人类而言，第一次环保启蒙还远未完成。然而，许多人，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家、教育者和公众，在历经了几十年的努力未果之后，抑或由于怠惰和利益，呈现出疲态和麻木，而另一些人却一直不知疲倦地探索着拯救之路。
本文中一直在说的环保启蒙，第一次始于1962年的卡逊，现在呼唤第二次。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16］中谈整个人类历史的文明启蒙，在那样的尺度上，发生于17、18世纪欧洲的那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是第一次启蒙。这次启蒙使人类从封建和神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进入了征服、改造自然，张扬个性、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而如果这样计算，从卡逊开始的环保启蒙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次启蒙――从张扬个性、征服改造自然，到回归自然本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
无论是就大尺度的两次启蒙而言，还是就小尺度的环保启蒙而言，人类都面临着第二次启蒙的强烈需要。
关于第二次启蒙的艰难，笔者曾在文献中进行过分析，主要是如下方面［16］：
1.在第一次启蒙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新的深层文化启蒙，需要对被消费和享乐扭曲了的人类文化进行彻底的清算；
2.是思想的启蒙更是行动的启蒙。在文化多元化、信息碎片化的当下，新启蒙不但需要原已得到公认的“绿色经典”继续启迪人类心灵，还需要探索新的走出困境的思路和途径，既要有说理的、观念的（经典书籍、经典观念），更要有实践的――经典实践，需要思想和行动并举――人类已经没有时间了；
3.第一次启蒙中可以是先醒者先起先行，第二次启蒙却要求大家一起行动；
4.第一次启蒙是把物质世界交给人类，鼓励开发，鼓励享用，而第二次启蒙却要求人类抑制物质消费，提出“不是你消费得起你就有权消费”，“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只能同舟共济”，要求人类自觉放弃超出生存需要的奢侈消费的权利；
5.第一次启蒙可以历时几百年，从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缓慢推进，而当下的第二次启蒙，却是十分急迫，时不我待，刻不容缓――因为动车组在飞驰，前后左右遍布深渊；
……
这些分析对本文所说的第二次环保启蒙完全适用。然而，不管多难，都需要起而行之，因为没有退路；除了一个明智的转向性抉择，人类也没有其他安全的选项。
不管是在大尺度上的文明启蒙，还是小尺度上的环保启蒙，都有尚未完成的部分；不管是需要继续完成第一次启蒙的人群，还是需要接受第二次启蒙的人群，昏昏欲睡的状态肯定需要改变。
唤醒、再唤醒，达成共识，齐心协力地应对全人类的灾难和危机。
唯一给人以希望的是，第二次启蒙没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争吵，却多了许多几十年来探索出的经验。所以笔者提出，第二次启蒙一定是以行动为实质性特征的启蒙，一定是在强化环境意识、普及环境知识、提高环境素质的同时，传授环保经验和做法，引导环保实践的启蒙；是需要GO和NGO共同行动，唤醒更多的人共同参与的启蒙。
需要注意的是，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探索，一定要集各种精华思想和知识之大成，找到一条经济简约的路。在此，可操作的方案特别重要，循环经济的思想特别重要，综合化的宏观设计特别重要。总之，生态文明体现了对新启蒙的渴望。
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更大的论题。在此仅指出一点，东西方一些先行实践的人们不约而同找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许多环保组织在乡村和社区试验着各自探索出的做法；《四倍跃进》［17］、《商业生态学》［18］、《自然资本论》［19］、《荒漠产业经济》［20］等书阐释了一些可行的模式。
现在需要的是政府层面的跟进，需要的是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形成的国际环境合作机制的改革和创新，需要地球上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行动。因为大家在同一条而且是唯一的一条船上，而这条船正面临着颠覆的危险，大家只能也必须同舟共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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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M］.李宝恒,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占光.论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对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J］.当代世界，2010,(1).
［4］曲格平.我们需要一场变革［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M］.《国外公售丛书》编委会,译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6］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柯金良,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7］［美］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M］.郭名�,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8］［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9］［美］约翰,黛安娜・杜迈洛斯基,西奥・科尔伯恩.我们被偷走的未来［M］.唐艳鸿,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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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戴蒙德.崩溃［M］.江滢，叶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2］蒋高明.中国生态危急［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
［13］新华社.北京遭遇垃圾围城一个摄影师眼中的映像(组图)［EB/OL］.http://news.省略/system/2010/01/30/004474526.shtml，2010-01-30.
［14］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中国污染地图［BE/OL］.http://www.省略.cn/pollution/index.aspx，2012-01-21.
［15］［美］凯文・凯利.失控［M］.东西文库，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16］范春萍.“动车组”：制动，抑或开向深渊［J］.绿叶，2011,（6）.
［17］［德］魏茨察克.四倍跃进［M］.北京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译.北京:中国工商联出版社，2001.
［18］［美］霍肯.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M］.夏善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19］［美］Hawken，P.,A.Lovins，L.H.Lovins.自然资本论［M］.王乃粒，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
［20］熊定国，安成信.荒漠产业经济［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周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