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以前，中国人阶层身份的获得是先赋性的：工人、贫下中农、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者其他，不同身份的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社会地位。个人、家庭乃至某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掌握，而是由当时的制度、政策的变化来决定的。
我们可以大致将这30多年改变国人命运的重大机会罗列如下：
高考
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年头，显然有着特殊意义。这一年冬天，全国有570万考生走进了被关闭十多年的高考考场，迎来了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时刻。而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恢复高考这一举措，使得原本几乎完全凝固的社会阶层重新获得分化与流动的机会。尽管在这一年参加高考的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够挤过那道刚刚连接上的独木桥，但可以说，1977年是中国才子们的狂欢年，高考的大门重新开放，这仍是中国人改变命运最重要的路径。以2008年高考的录取率为例，最高的省份达76.8%，即使是最低的省份也有33%。这和1977年4.8%的录取率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倒爷
“倒爷”出自北京话，指倒买倒卖的人。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被一定程度地抬高，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形成了所谓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是“倒爷”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开放，由此产生了“国际倒爷”。
当年一句很流行的谚语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倒爷”虽被人诟病，但在客观上融化了计划经济的坚冰。
打工潮
建国初期，中国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并不受行政限制。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关闭。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民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逐渐涌向沿海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
裁军
建国以来，中国总共进行了十次裁军，其中1985年的百万裁军最为引人注目。
1985年5月，中国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通过“撤、并、降、交、改、理”，裁军工作顺利进行。三总部机关处以上机构减少近六分之一，人员精简一半，11个大军区合并减少为7个，减少军级单位31个，师团级单位4054个，新组建国防大学、武警部队，整编集团军，县级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
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423.8万减少到323.5万，史称“百万大裁军”。
炒股
1990年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从此，股民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不同时期上演各自不同的悲喜剧。上海“杨百万”是这一阶段发财的代表人物。 1996年、1997年，爆发了一次大行情，崛起了以新疆德隆唐万新为首的一大批私募机构。2001年至2005年，许多老牌券商、机构几乎全军覆没。2005年股改，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波行情，但只有少数有经验的老股民改变了财富命运。
下海
下海，原本是指一种到大海里去的动作，后来也指放弃或保留原来的工作去经商和创业。1992年，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波下海经商热，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具有现代观念，他们也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据当时国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下海潮涌动之时，人们不再回避“钱”字，见面道一句“恭喜发财”成了口头禅。
留学
曾几何时，出国留学还只是殷实家庭的教育计划。如今，越来越多工薪家庭的孩子也加入留学大军，留学已经进入大众化时代。据《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33.97万人，占全球总数的14%，居世界第一。
新经济
近年来，随着网络股的飙升，一些人把以信息业、网络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称为“新经济”。新经济时代，一批网络新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崛起，与之前的“92派”不同，他们的企业与政商几乎毫无瓜葛。
在中国，代表新经济的企业家与“原罪”这两个字无缘，他们的成长更多依靠国外风险资本的“输血”，盈利模式则建立在庞大的用户群上。
海选
海选是源于我国北方农村的一种选举方式：由选民直接提名、确定候选人，选举村民委员会。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借用了海选这种选拔方式，并极大地将这个词推广起来。当李宇春成为“超级女声”冠军时，她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中国人命运改变的民主转型，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种商业幻象。
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呈现出波浪状的演进态势，每隔若干年就有一个改变。然而，改革所开启的向上流动的命运之门，是否还会越开越大，或在一个阶段的阶层关系调整之后，因为既定利益阶层的阻扰，因为改革乏力，而再度趋于封闭。所以，回望30多年的社会流动，我们时而欢喜，时而隐忧。
（王炜、李云贵荐自《新周报》2012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