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离开码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阴了许久的脸倏地开花了，腰杆子仿佛挺直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大了，有了一些底气。父亲似乎有意在调高音量，对我说着一些嘱咐的、让我觉得多余的闲话，为的是让码头上那些正端着饭碗、站在自家门口、瞧着我离开的街坊邻居们都能听见，让他们都知道我——老蔡家当兵回家的二儿子，今天进城去工作了。而我却觉得有些麻木，父亲究竟都对我说了些什么，我至今都想不起来，我甚至感到父亲有点送瘟神的感觉。我老呆在家里，似乎对他的压力更大。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父亲对他的四个儿子的期望值都很高，尤其是对我，他不相信就只那么大点儿出息。
父亲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尽管他只是个乡下裁缝。他的脸是一张晴雨表，不高兴不如意全都写在脸上。记得我从部队复员回来时，我们走在县城的沱江大桥上，他一直黑着个脸，与送我参军入伍时判若两人。那天，我们也是走在沱江大桥上，从河东到河西，他眉飞色舞地对我说这说那，好像送的不是一个新兵，而是一位将军。六年后，我回来了，他接我走过沱江大桥，从河西到河东，黑着脸一直没说话。我知道他的心思，他是想我穿着四个兜儿的干部服回来，好让他光彩光彩，而我呢，军装不但没有四个兜，连红色的帽徽领章也摘了。他很失望。
按说，这不能怪我不争气，我是努力了的。当兵六年多，并且在团部机关工作，最终居然因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让我“政审”过不了关而不能提干，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这话我不能说，也不敢说，我知道这是他的痛处，我不能再往他的伤口上撒盐。
再说，我回乡后并非很落魄，先是参加大队农科队搞科研，后在小学里当校长，而且有很多的招工机会都光顾我，县里的、地区的，只要是招汽车司机的几乎都点到了我，只是一到公社最后定人时就没我的份，大概是公社里没人为我说话。即便这样，我也不着急，我想机会有的是，我是正宗的汽车兵退伍，我有技术，我有青春作资本。我还年轻。
可父亲他急，好像有一份美差生怕被别人抢去了似的，更怕我赖在家里不去上班（这个字眼太体面太诱人了），他催促我带有“驱逐”的意味。其实，父亲不撵我，我也是迟早要离开码头的——在湘北的沱江边上，有个古渡口，还是个小集镇——尽管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只是我不明白，我甚至长期生活在这样一种悖谬之中：一方面我曾人云亦云地写文章、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讴歌、眷恋那片土地，甚至说要皈依它，情至深处，我也泪如泉涌；一方面我又一次又一次千方百计地想着离弃、背叛它，魂不守舍时，我也坐卧不安。
终于，为了父亲的那张可怜的面子，我没有等到正式招工就迫不及待地再次离开了码头。——第一次离开码头是当兵，那年我十六岁。沱江上开往县城的机动船在频频鸣笛，好像在呼唤我，我没有选择去乘船，船上熟人太多，一个临时工要面对许多人的盘诘，那是很难堪的事情。我一蹁腿，翻身上了“五羊”牌自行车，一阵风地逃去……
是的，我是在逃离，落荒般地逃离，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彻底背对田间阡陌之上那一双双似乎能够把我看穿的眼睛。可是，我并不知道，我后来仍然要面对另外一些眼睛，更加刻薄的眼睛。
2
当我背着背包走进汽车队车场时，一股浓烈的机械油气味扑鼻而来，我对它们太熟悉了，汽车油箱里的汽油味，发动机里的机油味，变速箱、差速器里的齿轮黑油味，一起纷涌而上欢迎我，一起来挤兑我身上还残留的泥土味、化肥味，还有农药味。
队长带我到一间小屋，说这是我的宿舍，我一看，前头是车床车间，后头是发电机房，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修理车间，钻床、打气泵、砂轮机，一起要命地喧嚣着，我想从此我是不得安宁了。他看了看我一身褪色的旧军装，拍了拍我的肩膀，操着北方口音，说又来了个当兵的，棒小伙子，挺精神，有点凯旋的样子，好好干！
早听说队长是个南下干部，打了淮海、辽沈战役的老兵，我连忙立正敬了个军礼，大声说“是”！我一边打开洗得发白的行军被子，一边有些黯然神伤。我为我胜利的大逃亡而不是凯旋归来而悲伤。
这年是1978年，我复原回乡的第二年。
就这样，我猛然一步就跨进了县城，卡车司机，亦工亦农。亦工亦农，体制的产物，一个有着时代特色的词，说得真时髦真准确真好。亦工亦农，说白了就是也工也农，农民身份工人职业，一个吃“背背粮”的汽车司机。上了车马达一蹬走了，还真是神气，而且找我搭便车的人也真不少，去岳阳、长沙、武汉都行，这让我平添几分高傲。我的身份没人去确认，亦工亦农也没有写在我的额头上，最重要的是我有了第一次身份置换，我的姓氏后面新贴了一个后缀词：师傅。一个偌大的车队，见谁谁都是师傅。我在“师傅”的那恭维有加的呼唤声中飘着。
可我的身份在车队人们眼里还是严格地区分着，连门卫的老头有时也以他国家退休职工的身份对我大声嚷嚷。而且，我下了车就成了孙子，大权在握的运输调度从来就不用手敲门，每日清早天麻麻亮，他的大头翻皮鞋就凶悍地踢着我的门，最破的车让我开，最烂的路让我跑，最远的货让我送。他像个老兵油子，张口就说，新兵蛋子，又是苦差。我只好幽默，说没事没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到了发工资的时候，我们这些“亦工亦农”就被打入了“另册”，一张临时工工资表除了干巴巴的几十元工资和少得可怜的出车补助（其实，在那个八分钱可以吃上一碗“光头面”的岁月，待遇算不错了），至于那些令国家职工们神气的这补贴那奖金你甭想。想起宋丹丹的一句台词：太伤自尊咧！好多年，我特别害怕甚至忌讳别人提起“亦工亦农”这个字眼。
3
我投奔的是河西的县商业车队，计划经济时代，它在县城里还是一个很吃香的地方。车队里有许多货车，牌子挺杂，苏联嘎斯、国产解放、东德依发、日本五十菱等等，大多是清一色的新车。自古英雄多磨难，我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狗熊。我终于很快就适应“满场滚”，从一个“谁请假就顶谁”的代班司机，成为一个主车司机。我捞着了一辆破解放油罐车。
在车队很长时间里，我似乎在寻找着一种感觉或者区别，那是方向盘、制动器与铁锹、农药喷雾器的区别。有时候我反复在想，我在大队农科队劳动的几个月，手握铁锹或身背喷雾器时，为什么总想起手握方向盘和脚踏油门的感觉。可我至今都未弄明白，方向盘、制动器与铁锹、农药喷雾器，它们的根本区别到底在哪里？ 不过，有一点让我兴奋，那就是开车是一种职业、一门技术，尤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很受人尊重。我开着那辆油罐车，每天都要到长江边的一个大油库运油，然后送到各个公社供销社的小油库。由此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叫八斤，是长江边上一个船舶修造厂的工人，他总是大清早跑到车队搭便车，我也乐意带上他，因为在上班前帮他赶到厂里我能蹭到他一顿饭。此外，我还能在许多地方蹭饭。一车柴油，正好在中午或黄昏时分运到供销社油库，签收的保管员会递给我一张餐票，让我在供销社食堂享受一顿免费的、伙食不错的午餐或者晚餐。赶上柴油脱销，还会特意为我加菜。
我是通过车队电工小义认识八斤的，小义是国家职工、干部子弟，父亲是百货公司经理。八斤与小义是铁哥们。八斤的船舶修造厂成了我的据点。我想拥有更多这样的据点，当然不仅仅为了蹭饭，我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谁能说我不断结识的人中没有神通广大的角色，或许有人能帮我大忙也未可知。我的交往圈子在不断扩大，都是青年朋友，以小义的同学居多，有工人、部门经理、银行职员等一些吃皇粮领薪水的主。我接近小义，原想他会对我的身份改变有所帮助，没想到他会给我带来麻烦。
还是代班的时候，我驾驶一辆东德依发货车，满载机包棉花行进在去岳阳的路上。那天雪后初霁，小义与我同行，途中他向我要车开，我知道他能开且正在考驾照，但我看到遍地冰雪路滑难行，怕出了事不得了。但犹豫片刻，还是让给了他。我不是想讨好他而是不想得罪他，他有可能是我的福星。然行而未远，果然出事，就在他超越一台拖拉机后，迎面驶来一辆小车，他心一慌紧接着一个急刹车（这是冰雪路行车之大忌），汽车打滑横摆，我大叫“松刹车”，帮他朝右抢过一把方向，终因情况突然，而且处理不当，翻了车。幸好车速不是很快，幸好是汽车只是侧翻在公路右边的抬渠旱沟里，要是往左，不是撞上小车，就是扎进左侧深水沟，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与小义都吓呆了，老半天不敢出粗气。好在小义讲义气，回去后大包大揽为我承担责任，加之“鹭鸶不吃鹭鸶肉”，车队的那些“复员码子”（退伍兵）驾驶员都为我讲好话，后来队长在大会上只让我们“深刻检讨”，一顿严厉批评之后，特别警告我“下不为例”。
一次翻车事故，让我久久心有余悸。然而，也让我感动，同行师傅们一个个都很厚道，他们面朝面目对目地真诚“帮助”我，让我惭愧自责。很久很久，我都还记得那一双双眼睛，它们并不可怕。
4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我知足。然我一如止水的心，有时也被人搅动。就在我心安理得每天与嘎斯、解放们打交道之时，地区广播局要招一名小车司机，招工的余干部找到了我，我所有的自身条件都符合招工单位的要求，但老余临走时要我处理好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对象在农村，将来他们单位无法为其解决城市户口和国家商品粮。他要我慎重考虑，处理好了立马跟他走人，没处理好他立马另外找人。我领会了他所谓的“处理好”的全部含意。我没跟他走，我不能光为自己。看着他有点惋惜地离我而去，我竟然突然狂妄起来，我对自己喊：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我就不信没人要。
果然过了数月，地区法院老周来县里招工，同样是要小车司机。老周找到我时同样着重提到了老余涉及过的那个“对象问题”，我怀疑老余向老周推荐过我。我不懂，在那个社会“革命化”程度还很高的年代，怎么会有那样的问题障碍。老周的态度很坚决，老实说我开始犹豫。没想到回到家里，父亲对我说，儿子，别傻了，你对人家那么真诚，人家可是要跟人走啦。我真的傻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我那个当民办教师的对象荣，的确爱上了她的校长，而这一切都是我呆在家里时他们悄悄完成的。或许她认为我就那么点儿出息，可我却一直在为她着想，我真是傻。一切都弄明白后，在一个春雨绵绵的夜晚，我与大哥步行几里泥泞路，到她家里作了最后了结。我始终无法启齿，一切由大哥“操刀”。就这样，一桩由父母包办、自小以我们的“生辰八字”订下的婚约，一夜之间被我“处理”好了。
所有的招工手续，包括粮食户口、关系转迁，都办妥了。明天我就要去地区法院报到上班，那一台崭新的“北京212”吉普车正等着我。然而当天下午却有人赶到了地区法院扯皮，扯皮的不是别人，是荣与她的母亲。法院考虑再三终于没有接受我，理由是怕今后找麻烦。我没有央求，这是我的个性。但我很尴尬很狼狈，我一咬牙，背上行李回到了车队，继续开我的破解放，打持久战。
回到原籍后，好话歹话都往我耳里灌，安慰者少、奚落者多。我没有想到促使我从地区法院“向后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一个战友一直觊觎着，他甚至多次找过老周，就在我从岳阳回来的第二天，他趁虚而入扛着铺盖跨进了法院的大门。我听到这事后十分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就在前一个月里，他有几次搭我的便车去岳阳，记得我还问过他天天跑岳阳干什么，他只是随口应答，没事没事，玩。就这样，我被我那个曾经同一条战壕的战友“玩”了。一个人被人“忽悠”，根本的问题是警惕性低。可我能警惕我的战友吗？再说，谁要我“嫌弃农村妇女”在前，而又被人“忽悠”在后呢？
我只能再次蛰伏，等待。
然而，等待我的不是福音，仿佛噩梦。不久，县里开始清退临时工，“亦工亦农”也在辞退之列。我这才知道，亦工亦农也是一种临时工，只不过是多了一纸合同，同样没有保险系数。记得那天车队的韦副队长找我谈话时很严肃也很无奈，这个曾经的军人、抗美援朝的老兵，从来都是以一种深挚的“兵情”同我们扎堆，我明白这事儿已经没有丁点儿回旋的余地，二话没说，交出了车钥匙……
我那时还不会喝酒，可我还是去买了一瓶高浓度的高粱酒，在宿舍里与我同样面临厄运被“一刀切”的两个修理工战友，一起“庆祝”向后转。大家喝得酩酊大醉，修理工战友喊起了“立正”“向后转”的口令，我则扯开了嗓子，大喊大唱。唱的什么，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一阵儿高，一阵儿低。那时，我还不知道有帕瓦罗蒂，不过如今我想那时这位世界著名、有“高音C之王”美誉的帕瓦罗蒂一定站在哪个暗处，为我唱着《我的太阳》和《今夜无人入睡》，他的声音一定弥漫了我的心域，为我呐喊也替我忧伤。 那天晚上，很晚很晚，我们才偷偷地离开车队，离开县城。我朦胧记得，昏黄的路灯光勾兑着黑暗的夜色使那一夜更加迷茫，我骑着我的“五羊”，一路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地往沱江上游的家里赶……
也许，我应该猫起来，悄悄地躲在哪个黑暗的角落，去舔舐自己的伤口。但我不甘心，不服气。我没有趴下。后来我去了河东，县汽运公司、蚕茧公司都干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5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潘晓的来信，简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在全国青年中激起轩然大波。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封来信刊登时的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潘晓当时思想走不出低谷，甚至感到原有的共产主义理想已不足以维系年轻人的信仰。于是诘问人生意义何在？记得潘晓在信中这样写道：“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老实说，或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气盛，我还不知什么叫悲观，即使一度沮丧，也不会很久。因此，那几年我虽然遇到不少坎坷遭受不少挫折，似乎还不至于一蹶不振，相反，我还能在短时的消沉之后马上振作起来。后来我自我总结：我的自我调适、自我修复能力还很强。其实这也是一种盲目乐观，我心里明白，我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口头禅，其实并没有任何依据。不过，我还是很天真很单纯，居然想去“真诚”地“帮助”潘晓。
我参加了《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大讨论，这年八月，我第一次拿起笔写出了《生活要确立信念，坚定信心——致潘晓同志》，我把这封长信投入邮筒，心里感到很轻松很畅快。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投稿。就在我今天写下这篇文章之前，我从抽屉里翻出了这封信的复写稿，足有三千六百字，再次捧读这封信，我禁不住滑稽地笑了，失声而笑时的一刹那我的眼睛有些潮润。在那个年代里，我是多么的单纯天真，多么的充满激情。我浑身伤痕，居然还要去为别人诊病。
我致潘晓同志的那封信没有被发表，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也没再在乎这件事。然而我却因此有了写作的欲望。因为我蓦然发现了我的潜能——我除了能驾驶各种各样的大卡车外，我还能驾驭一部分小小的汉字。那封信，给我的感觉好极了。我感到我的热血在沸腾，激情在燃烧。我第一次感到汉字组合的种种可能与堆码的乐趣。我居然产生了文学创作的冲动。我想把我的生活、我的经历，用文字去表达，化为一种文学诉求。我去报刊店买回几本杂志，白天汽车上下货时看杂志，夜晚更深人静我就写小说，从小小说到短篇小说，不知不觉间竟然“创作”了好几篇。我精心养育着自己的文字，而文字最终出卖了我。像退潮后的礁石浮出海面，我那几个可怜的文字将一个初中肄业生的隐私揭秘，全部家底暴露无遗。
我对文字的自信，很快被编辑老师们粉碎了。所有的词汇中，“泥牛入海”对我的打击最大。然我的倔劲上来了，对着一家家杂志接二连三地寄稿，像扔手榴弹一般一个劲儿地投，我想感动编辑，想象着像攻城堡一样“炸”开哪座城门。然而，最后是一封封退稿信伴着一份份手抄的、复写的稿件回来了。我真的很沮丧。我将那些退稿信通通珍藏起来，闲来无事，一面反刍自己的“大作”，一面咀嚼那些审稿笺与退稿信，我竟然自嘲地对自己说，这也是享受，一种辛酸的享受。
6
我的宿舍附近，放着一个乙炔发生器，焊工师傅老昌每天都要空出电石渣，然后放水清洗，然后再放入适量的电石，注入自来水，让电石在水中产生化学反应，发热膨胀，产生可供燃烧的乙炔气。就在老昌打开焊枪头，用火机哧地一声点燃乙炔气的时候，我霍然感到那火焰很亮很美，随着他的手不断地调节，火焰由红变蓝，呈直射状迸发，有一种强大的穿透力。老昌说这是电石的巨大作用，只是，电石的能量终归是有限，乙炔气用完了，火就会熄灭。要想继续燃烧，就要重新更换电石。
老昌是在为我的车焊接挡泥板时随口说的这话，他总给我一种山中隐士高人的感觉，言语中常常暗藏玄机。我不知他口出此言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或许他是在向我暗示着什么，或许他有意在点拨我，而又点到为止并不道破，让我自己去思考。我清楚在车队他是唯一关心、关注我的人。只有他发现我在偷偷地写作。
老昌的话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足可盈箧的退稿信中，我突然有所领悟，在我的机器里缺少的就是电石。我需要“充电”。
1981年，《山西青年》杂志正在兴办山西刊授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真的是“有教无类”“少长咸集”，据说学生多达五十二万人。我跻身其中，选学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十几门功课，历时四五年，文凭虽然没有对我的人生起多大的作用，但它让我在汽车等渡时的洞庭湖边，在冷水（夏天将双脚置于水桶里降温）当空调的蜗居斗室里，啃完了几十本书，让我系统地读完了一系列文学史籍、创作教材和中外文学作品。
可我那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没有更多的余钱剩米让我用于创作。我一直用着读小学时的一本《新华字典》，实在太小儿科，太浅，我好想拥有一本《辞海》。我曾在县新华书店里盘桓过，那一部1979年版的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缩印本好像一个大磁场，我拿起放下，又拿起再放下，辞书明码标价：22.20元（几乎占去我一个月一半的工资），可我的兜里只有十八块多。那一次，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捉襟见肘”。几天后，我一狠心，向人借了五元钱，如获至宝地将它买了回来。妻子知道了这件事很难过，领取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帮我把那借款还上。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我算是亲身体验了。
有人说，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在汽车队，我遇到的第一个文学知音就是老昌。他是我唯一能信赖、能与他讨论高尔基、雨果、莫泊桑的人，也是我的习作的第一个读者。他是老牌高中生，读过很多书，谈吐不凡。有一次，车队来了两位搭便车的女子，一个很漂亮，一个长得寒碜，老昌对我说，一个丑女子和一个美女子结伴而行时，一个人的丑就提高了另一个人的美。我愕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法国作家左拉《陪衬人》中的句子。老昌又说，美人必有一陋，丑人自有大美。这是他在生活中悟出的哲理，常让我深思。 老昌在车队是出了名的“射子”，就是眼睛不好使，平日看人就像射击手瞄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满脸痣痘，面目看似有点猥琐的那种。可他为人从艺一点都不含糊，技术上车、钳、扳、焊、搪（缸），样样精通，尤以焊为一手绝活。他为人厚道，敢于直言。那次翻车后，我自认会被辞退无疑，没想到在大会上他第一个发言，既严肃批评我不讲原则，又帮我界定了责任，使我感激涕零。那天他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双目炯炯，直望着我慷慨陈词。
一个人的美不在于长相，当然包括眼睛。我甚至还这样荒唐地想，假如老昌与我结伴同行，潇洒英俊的未必是我，我是讲内在的。但我相信，我与老昌相处，一定是他烘托我“美”。
7
自从与荣分手后，只与她在沱江大桥上见过一次，从此三十年不遇。那时正是沱江发桃花汛，桥下江水滚滚汤汤。我知道她很快与那个校长结了婚，她没变，只是脸上的雀斑稍有增多。她用讥诮的口气主动喊了我，我未来得及应答，我也许想对她说点什么，可她却急忙走远了。我知道我与她说什么都没用了，就像足下的沱江，流水无情。
我再也不敢谈爱。即使是车队好心的师傅师娘们为我牵线搭桥，我也退避三舍。有一次车工李师傅帮我介绍对象，女孩子是县某国营工厂的正式职工，近一米七的个子，“玉树临风”的了得。可那晚女孩进了我的宿舍，我却以“上街买冰淇淋”为由，把她“晾”在房里，几个小时后我才回来。女孩走了，我不知她走时有多难为情，我晓得我也有些悲哀。我知道我伤害了她，我更知道我配不上她。那年月，一个“亦工亦农”与一个国营职工有多大的距离啊！我不知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自尊还是因为我的自卑。我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向那个再未晤面的女孩道歉，祈求她的理解和原谅。我真是迂腐，至今我都不知道我在守护或捍卫着什么，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然而，年轻的我还真不能老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有何德何能，几斤几两？我没有那资本。母亲也一再与我唠叨，再不找就要老了，你准备打光棍啊。
在我每天都要去的长江边油库的道上，有一所地区医院，我认识了那个医院的医生玉，与我同龄，甚至同姓。她几乎每周末都在医院路边等我，坐我的油罐车回家，周一又让我送她到医院上班。在那个男女还不能在公开场合卿卿我我、缠绵缱绻的年月，我开着车，她坐在我的身边，我拨弄变速杆的手有时无意就触到了她的手，我的手竟像触了电一般缩回来，满脸绯红。可她却有了意，几次留我到她的宿舍里用餐，尽管是医院食堂里的那种普通伙食。后来她还邀我去她家，我真去了。
她的家在县城，是常见的城镇居民居住的那种直筒子屋，比起我在乡下的家要逼仄简陋得多，可我觉得她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优越感，她向我说“这是我的家”时好像很自豪。我知道在城里有个家，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这样的“家”不只是说有一栋房子——尽管是公产房，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诸如“城镇户口”“国家商品粮”等令人羡慕的体面词汇。我去她家没有找到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但我明显地感到我并不怎么受欢迎，后来又遇见她的在外地工作的几个兄弟，也是不冷不热的样子，我心里有些发凉。
冬天某夜，我又去她家，夜已深，她的父亲已在前室入睡，母亲与小妹也在后房歇息。我与她在中间房里，灯下闲坐，她总将两手伸向火炉，天蓝色运动衫外裸露着洁白纤柔的手，让炉火照得红红的，很可人。我壮起胆子很小心地将自己的双手合住她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她并不拒绝却又无话。我没话找话地给她讲了一个与当时气氛很合适的小故事，说是某公社供销社主任给新招的青年职工作报告，“革命”的话说完了，就讲起了青年男女谈情说爱要注意影响的事，最后主任抖了个“包袱”：“青年男女在一起很容易犯错误，犯错误很容易，五分钟！”他一连用了两个“很容易”，无非是想警告那些刚上班的年轻人自律。我说大家都笑了。可玉没有笑。我顿时有一种预感，她好像有什么心思，欲言又止。第二天，她下车时对我说，我们就此分手，以后我叫你哥吧。我说为什么，她说她爸不同意，因为我们同姓。我知道这不是理由，天下同姓的结合多得去了，真正的原因是我的身份。我没有这样说，但有一种热血奔涌的激动。从此她再没搭我的便车。有一天，我去了她的医院，在她的宿舍里留给她一首诗：“今日方知是兄妹，家规族法岂堪违……自古姻缘皆有定，天下媒妁任鼓吹。”中间的几句我记不起来了，大概是牢骚话，正好被我在这里省略。我有些责怪她，也承认这是宿命。我知道她并非有意忽悠我，实是有苦难言。她没哭，但两眼泪光闪闪。
自尊也好，自卑也罢，后来全被严酷的生活现实击溃。我感到，其实有时候人的自尊包括自卑都不堪一击。郎到二十七，父母干着急。我年近二十八时，我的以裁剪、熨斗为生的父母为我“病急乱投医”，乱的只是方法，而不是目标。他们让我看的都是“专家门诊”。那年他们在某肉食站为我物色了一个对象。她叫萍。这次我不敢造次，我想或许很多事情真的是“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不是吗？自从两次招工失败，我就一直在车队“困守荆州”，指望再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可两三年招工干部再未光顾。父母提醒我，我一个临时工真要是与一个国家职工结婚，我们的小孩按当下的现行政策，其户口粮食跟娘走，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况且，别人情愿，我又何乐不为？那就让沱江边的县城里再新增一个“半边户”吧。我终于没拗过父母，顺从了，于是一个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后来成了我这个“亦工亦农”合同工的合法妻子。不过，我依然惆怅，按照我的“既定方针”运行，我应该是“将军”娶美人，而不是“奴隶”逑“将军”。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没能在我人生的“辉煌”时期而是在我人生处于低谷之际与她结合，作为一个大男人我太没面子，我让一个身价百倍的国家职工尴尬。特别是那年，车队辞退我，那是我运交华盖“走麦城”的时刻，她竟然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毫不迟疑毫无怨言地选择了我，让我感激一生。
几年后，我们的女儿上幼儿园了，我打趣地问她，是什么让她看中了我，她竟不假思索地说，是因为我的身材长得好。原来爱情就这么简单，真是爱你没商量。我戳了一下她的脑壳，说，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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