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但是，作为共和国另外一个重要标志的国徽，却没有在大典中出现。之前设计好挂国徽的天安门城楼两重飞檐之间，只好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为何没能及时诞生？解密历史档案揭开了其中的原委。毛泽东提议：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1949年6月，距离开国大典仅剩3个多月，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而共和国的标志却尚未确定。16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分设6个小组，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其中第六组担负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重任。第六小组组长是博学多才的马叙伦，副组长是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因叶剑英工作忙，又增加沈雁冰（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成员都是中国当时最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7月4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召集人叶剑英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以何种方式为新生的共和国确定标志，叶剑英提议，是不是可以用筹备会的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根据这一提议，7月1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对“国徽”的征集要求有三条：（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征求作品的截止日期为8月20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应征来稿总量高达数千。但相比国旗和国歌，国徽的应征作品只有112件，不仅数量少，而且几乎都不能令专家满意。所以，在8月22日召开的第六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大家兴奋而热烈地讨论完国旗应征作品后，会议主席马叙伦话题一转提出了疑问：“国徽怎么办？”大家翻看着为数不多的作品，纷纷摇头叹气，郑振铎说：“现在看来，一个好的都没有。”张奚若发话：“要不我们再等等看。”梁思成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汉、唐有很多东西可供参考。” 正好拿起一张图案在端详的沈雁冰和徐悲鸿接过梁思成的话说：“这个徽上的朱鹊就很好看。”虽然众说纷纭，但马叙伦还是希望在这次会上能够选出几幅相对较好的，哪怕为以后设计作参考也好。于是大家从中挑出了4幅意见相对集中的，准备交由全组再度审选。在两天后召开的第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国徽问题仍然丝毫没有进展。针对收到的作品少且无可采用的现状，会议只能无奈地作出“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的决议。因为找不到好的方案，在随后第六小组召开的几次全体会议上，国徽问题都被搁置下来。9月25日，距离开国大典只有短短5天了。晚上8时，忙碌了一整天的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沈雁冰等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参加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与会全体同志鼓掌通过，确定五星红旗的图案为国旗图样。看见大家对国旗没有异议了，马叙伦又提出，是否在这次会议上把国徽、纪年、国都都讨论一下。而国徽讨论的基础，还是只能以那4幅供参考的图案为基础。洪深首先发言：“我觉得国徽图案都各有可取之处，但各图也都有毛病，如第一图的带子就不如第四图的好。中国版图画红色，而把其他国家画黄色，特别是把苏联画成黄色，非常不好，可否修正一下。”音乐家贺绿汀接着说：“我们国旗已经确定，最好能画五颗星。第一图的地球是立体的，地图又是平面的，整个图案看起来不协调，我也同意修改一下。”张奚若的意见，地球只要画纬度，不必加颜色，但中国版图一定要画上红色。郭沫若也谈了自己的三点意见：“第一，光芒来源不清，最好在地球上头画上一个太阳；第二，星的位置不适当，最好还是放在齿轮内；第三，带子还是第四图的好些。”建筑学家梁思成无论对构图还是色彩都有专门研究，他从专业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构图的主题与目的是好的，但毛病很多。第一，各图主题之比例有些矛盾；第二，色彩太多，而且不调和，构图方面齿轮太程式化，而麦穗又太写生，也表现得不调和。中国图案有数千年的优秀历史，因此我们的国徽最好能够用中国图案画出来。”马叙伦见大家意见一时难以达成一致，就提出“是否可商定一个原则再去修改？”仔细聆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毛泽东也感觉国徽一时半会儿难以定下来，与其仓促确定，不如再放一放，毕竟国徽不同于其他标志，这是新生共和国的象征，确定国徽是庄严而慎重的事情。于是，他提议：“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马叙伦则坚持要确定一个原则，因为这样，往后的工作也好操作。在一旁的徐悲鸿拿起第一图看看说：“我觉得可以把这张图修改一下，原则上我完全同意这个图案。”张奚若马上提出反对意见：“现在我们这些图案都太像苏联的国徽了。”毛泽东接着说：“如果说太像苏联了，我们是否先不决定原则。”艾青提出自己的看法：“假使要定个原则，就叫原设计者张仃同志重新修改一下。”洪深马上补充了一句：“修改要根据第一、三、四图为好。”毛泽东见大家都同意修改，总结性地发话：“原小组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国徽修正案》决定采用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1949年9月26日，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发布第一次会议报告，其中第三项对国徽作出这样的决定：“根据国徽图案参考资料，邀请专家另行拟制。”这样，马叙伦和沈雁冰就继续领导原第六小组，组成国徽组和国徽审查组，邀请专家，承担起国徽的设计重任。10月23日，梁思成所在的清华大学设计组拿出初稿。这个设计团队堪称超一流，除梁思成外，参与的同志还有梁思成的夫人、清华大学雕饰系教授林徽因、雕饰系教授莫宗江、雕塑教授高庄、美术史教授邓以蛰、工艺史教授王逊。梁思成一直力主在国徽上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因此，他所领导的小组在设计思路上尽量采用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充分展示中国的民族文化。但同时传统文化元素也要与表现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题配合，以此展现这是从古代传统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的图案。在色彩上他们选定的是玉、金、红三色，简洁而富丽，形成一个庄严典雅而不浮夸、不艳俗的图案，以此体现中国新旧文化的继续和调和。他们的拟制说明这样诠释自己的作品：“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成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玉、金、红三色。” 另一个设计团队由中央美术学院张仃率领，他们的图案是以天安门为主体。此外，还有其他设计者提供了5个仿政协会徽制发的图案。接到交上来的作品，马叙伦立即给全国政协常委会写报告，提请审议。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由周恩来主持的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通过了国徽修正案，决定采用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由国徽组讨论修改意见，梁思成负责设计修改。第二天，马叙伦立即召集国徽组的沈雁冰、张仃、张奚若、梁思成、张光彦进行讨论。张奚若前一天曾参加了常务会议，他首先谈到会上的情况。天安门图式中的屋檐阴影用绿色，房子是一种斜纹式，有人批评这像日本房子，似乎有点像唐朝的建筑物。还有人认为上面的一条线太长，而下面蓝色与红色配合也不协调。负责修改设计的梁思成发表自己对设计国徽理念的理解：“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也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或天安门就算完事。它主要是表示民族精神，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所以这些画家画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并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同时在图案处理上也感觉有点不满意，即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壮丽的色彩。在技术方面，颜色要相配均匀，若要做一个大使馆门前的雕塑，把国徽上每种颜色形状都表现出来就很不容易处理。”张奚若又说：“我个人感觉用天安门是可以的，从其内容上说，它代表中国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同时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地。其次，在颜色上我也考虑过许多次，采取地球形状是受到颜色的限制，天的颜色主要用纯青色，尽量使颜色调和，不使它过于太浓太俗。”沈雁冰发言：“我也听到许多人对国徽有分歧意见。我们理想的国徽是代表着工农联盟的斗争精神，以及物产、领土等方面。倘若把古代方式添上去会有许多不适当的地方。其次，民族意义采用什么东西来代表，除工农联盟外，再找不出其他东西了吗？若用齿轮来表示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但我觉得一般人看后，不能立刻感觉出来。也有的人要求要有一种气派精神，若将此类都放在里面，一点没错但却很困难。也有人认为，国徽要让人一看便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并根据此图形就能了解该国家的一切。这种要求不但苏联没有做到这一步，其他各新民主主义国家更谈不上。对中国来说，过去根本没有国徽，若有的话，都是些龙的图形。我对采取天安门图形表示同意，因为它是代表五四运动与新中国诞生地，以及每次大会都要在那里召集的。最好里面不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看起来有点太俗了。”这次讨论原则上通过了天安门图形，但遗留下几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国徽上是否需要填写国名？颜色是否需要修改？用五颗还是用一颗星？是否需要画一个雕塑彩色图？周恩来提议：将梁思成小组绘制的图案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会结束后，梁思成设计团队和张仃设计团队又紧锣密鼓地对天安门一图分别进行修改，并撰写国徽应征图案说明书。从双方提交的图案说明书上，明显可以看出彼此尚有分歧，而且各自都很坚定地维护自己的观点并直陈理由。张仃团队大多是画家，他们的构思理念更偏重形象化。虽然他们的设计元素也是由天安门、齿轮、嘉禾、五星和红带组成，并且很尊重很钦佩清华大学教授们的设计理念，多次交换过意见，但与对方意见相左之处，特别是在主题处理、写实手法、继承美术历史传统、色彩运用等方面，张仃团队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除此诠释说明之外，张仃团队认为，首先，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天安门为国徽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也无妨，因为世界各国国徽中有很多就是地理特征的风景画；其次，写实是通俗的，但不是庸俗的。自然形态的东西虽然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就是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第三，继承美术史传统不能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颂古人，而是要“推陈出新”，继承能服务人民的部分。第四，色彩不能一味强调只适合书斋的“调和”，要让高悬的国徽产生壮丽堂皇的效果，就要用丰富强烈的色彩。而采用的朱、金、青三色，代表了北京的朱墙、黄瓦、青天，也是中华民族的色彩。与张仃团队是由画家组成的不同，梁思成团队主要是由建筑师组成，设计时更强调国徽的庄严和稳重。梁思成起初一直反对天安门入国徽，周恩来为此曾专门提示他，还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于是，他与团队的几位教授一起研究，达成了一致看法：国徽不像国旗，很多地方都能挂，它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地方，所以不能像风景画，必须把它程式化，有庄严、稳重之感。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梁思成夫妇的家，其实就是国徽设计中心。他们从1950年6月11日成立小组以后，直到6月20日，几天的工夫就做了几十个方案。按照梁思成团队的理解，国徽不是寻常的图案花纹，其内容的题材，除象征的几何形外，虽然也可以采用任何实物的形象，但在处理方法上，是要强调这个实物的象征意义的，所以不注重写实，而注重实物形象的简单轮廓，强调它的含义而象征化。它的整体，无论是几件象征的实物，或几何形线纹的综合，都必须组成一个容易辨认的，明确的形状。设计天安门时就有这样的考虑。因为天安门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物，前面还有石桥和华表等复杂的实物，所以处理它就必须掌握象征化的原则，极力避免画面化、深度透视的运用，以及写真的色彩，不要使天安门成为一幅风景画，一切都需要图案化和象征化。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设计的图案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与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空前巩固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以这样五种简单实物的现象，藉以红色丝结的联系，组成一个新中国的国徽。 国徽审查组中赞成梁思成团队方案的有张奚若、郑振铎、廖承志、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认为此方案庄严，艺术结构完整、统一。而田汉和马叙伦则认为，虽然两个方案颇有出入，但各有所长。沈雁冰曾在组外征求过意见，有的喜欢张仃团队方案的美丽，有的赞赏梁思成团队方案的完整，相比之下，年长一些的大多赞成梁思成团队的方案。审查小组决定，以梁思成团队的方案为基础，再进一步整理绘制。6月20日，审查小组最后一次讨论国徽的设计方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到会。梁思成和助手朱畅中带来了国徽方案及说明书，中央美术学院的画家们也送来了他们设计的方案。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摆满了各式国徽设计图案；正中墙前摆放着两个图案，左边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右边是中央美院设计的。两个图案都以天安门为主题，美术家们的天安门色彩丰富，蓝天、黄瓦、白石栏杆、红柱红墙，非常美丽，与清华大学设计的只有金红两色的图案相比，风格完全不同。审查组的成员们观看着、评论着。大家意见趋于一致，选中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方案，只是对设计细节提出一些建议。最后周恩来提出建议：写一个解释书，将梁思成小组绘制的图案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以便表决时看得更清楚一些。6月23日下午4时，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七项会议议程中，第四项是审查国徽，马叙伦首先汇报了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并对大家提出的意见作了一些解释。毛泽东主席拿起一张图案说：“经过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研究后，认为这个图案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在这次会上我们原则通过，有些修改，可交常委会去研究，因为国徽有关全国性，请起立表决。”表决结果，138人赞成，占绝大多数。随即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准公布。6月2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徽图案说明这样写道：“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国庆节，天安门城楼悬挂上第一枚国徽国徽方案通过后，国徽立体浮雕模型的设计制作任务，落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副教授高庄的肩上。但从1950年7月初到8月中旬，模型却始终没有出炉。8月18日，高庄专门为此致函有关领导说明情况：“耽误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应用的条件，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为了达到这10个“更”的目标，高庄和制作团队冥思苦想，力求达到最好。他们对国徽绸带和稻粒等细节作了修改，并在20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得到与会者的一致首肯。此时距离国庆节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为了赶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在天安门城楼和一些重要场合挂上国徽，大批量制作工作必须紧锣密鼓进行。9月3日，一份关于国徽颁布和制作的报告摆在了周恩来的桌上。报告称，公布国徽时除主席令、国徽说明、国徽照相、墨线图及使用办法以外，为了更清晰地说明稻穗和五星的深度，还要同时公布断面图；全国各地应悬挂的国徽浮雕，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制作，其尺寸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号直径为1米，中号直径为80厘米，小号直径为60厘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怀仁堂、外交部、各驻外大使馆使用的国徽一律用木刻，其余大行政区、省市悬挂的国徽因数量较大，而内地尚无制作钢模的办法，建议与香港合众五金厂联系，制作钢模，然后在上海用压板机压成铜片浮雕，再加以涂色喷漆，这样可以标准化地迅速完成。周恩来当日批示：“照办。规定九月二十日公布。”随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和办公厅副主任余心清立即将工作进度向毛泽东汇报，并在9月7日得到“同意”的批复。为了在公布国徽时体现庄严和统一，出版总署专门致函各杂志社，详尽说明发表时应注意的事项，甚至连字体和排版都有明确规定。最后决定，印制5000册国徽图案册页，发至县级政府机关、军队及党派团体。国徽大挂图由出版总署印制，新华书店发行。全国各地的杂志也将刊印国徽插图。与此同时，国徽的制作也决定采用“钢模轧制法”。中央人民政府分别致电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和上海市市长陈毅，了解香港和上海的制作条件。两地答复均可制作。考虑上海比较近，办公厅决定派丁洁如携带国徽石膏浮雕两面，方格墨线图、纵断面图以及使用办法、制作说明等前往上海接洽办理。林伯渠专门就此事致函陈毅，希望上海市政府派专门技术人员监制。第一批制作大号（1米）8个，中号（80厘米）60个，小号（60厘米）80个。希望10月1日国庆节以前制作完毕。为了避免辗转运送造成时间和资金浪费，中央政府委托上海市政府发送各地，费用由中央政府报销。此时距离国庆节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一切都必须抓紧。9月17日，丁洁如抵达上海后立即投入工作。但她了解的情况却不乐观。因为起初上海方面以为中央政府是要做国徽的证章，后来才知道是要做如此大的钢片浮雕，而且时间紧迫。上海没有可以做大钢模的厂家，即使做，也要两个月以上。怎么办？多家商量的结果是，为了完成中央政府交办的使命，决定拟先将国徽雕刻木型，再翻砂浇铜。这个方法上海可以做，而且时间也可以掌握。大号的25日可以先做出两枚，以后每日做两枚，28日8枚就能全部完成。中、小号的国徽因为数量大，不能先期赶制，特别是需要大量的铜，若赶制，还有可能引起上海市场铜价的波动。所以拟先刻木型浇注一枚作为样品，如中央政府同意，再大量制作。此办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上海方面制作了8枚大号铜质国徽，送发给各大行政区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并将两枚大号国徽和一枚60厘米的小号铝制国徽带回北京。显然，由中央政府大批量（所需达2200枚）集中在上海制作国徽困难极多，且装箱运输费用负担也极大。鉴于制作技术各大区也都具备，上海方面还能提供制作经验，中央政府决定：尺寸和质地均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制造工作由各大区分别承担。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还为此专门下发了颁发国徽浮雕的清单。1950年国庆节，天安门城楼悬挂上了第一枚国徽。这枚熠熠生辉的国徽与新生共和国极为相配，虽然质地为木质，却丝毫不影响它的庄严和壮丽。1951年5月1日，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铸造的铜铝合金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责任编辑?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