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在农业社会阶段，人类社会是简单的和确定的；在工业社会阶段，人类社会则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都必须建立起全新的观念，寻求全新的行动方案。同时，我们时代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不同的领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在科学的领域中，许多新的理论和技术正在生成，并推动了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我们必须充分关注社会的“虚拟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
关键词：全球化；后工业化；复杂性；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5-0098-10
收稿日期：2012-03-21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基金重大基础研究计划资助项目“通过服务型政府重构社会管理模式”（12XNL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康之（1957-），男，江苏铜山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河南大学兼职教授。
今天，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有哪些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新特征？这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应当了解的。因为，只有了解了我们的时代，才能对未来做出科学预测，才能在各个方面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不管是个人的人生设计和未来目标定位，还是国家的发展策略的制定和历史定位，都需要从我们所处时代的实际出发，特别是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需要基于我们时代的特征去进行组织形式的建构和社会治理方式的选择。当前，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吉登斯为代表，认为现代性社会充分理性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理性控制带来的意外性后果，即充分发达的高科技和理性的分工协作，对于本体安全而言仍然具有高度的不可确定性；二是以乌尔里希·贝克为代表，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种不同传统背景的文化交流和社会流动带来了全球性的风险，当前的社会发展只有有了全球协作和合作的需要，才能预防和控制这种全球化给社会带来的高度风险；三是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代表，他通过对全球各地区的多元治理进行实证性研究、分析，提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需要多元参与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有效的和民主的治理。笔者认为，就前两者而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元治理理论也许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困境提供了有效的解决路径，即开放性的多元参与和去中心化的民主实践为这一困境带来了希望，笔者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做出学理性的探讨。
一、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我们时代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整个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趋势。由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也许，我们所遇到的有些问题，在形式上与18、19世纪遇到的问题有相似之处，比如，失业、社会的两极分化等，而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全新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深究，才认为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与以往所发生的所谓的类似问题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是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而把人类引向了风险社会，是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已经超越了人类对社会的驾驭能力，即人类驾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开始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了，从而让世界呈现给了我们“危机事件”。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世纪所谓“危机事件”、“危机管理”这些词一下子变得这么流行。当然，在20世纪，人们也许听到过“危机事件”、“危机管理”这些词语，但是，那主要是在书本里看到过。实际上，那个时候也只有少数专家才了解“危机事件”、“危机管理”的问题，而且主要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至于普通公众，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些词语。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几乎人人都知道“危机事件”、“危机管理”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些词语会忽然流行起来？因为，它是现实的反映，它说明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里，“危机事件”、“危机管理”已经成为常态。就像中国政府所担忧的那样，“不确定之中可以确定的是”世界经济有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也就是说，不确定性在今天才是确定的，其实际意思就是指，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当然，我们不能说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一些新词。笔者发现，复杂性问题在20世纪的50年代就已经成为物理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欧洲掀起了组织理论研究的热潮，这一时期的组织理论一般都将组织作为集体行动的复杂系统。所以，20世纪50年代，在组织理论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组织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来认识了。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人类所面对的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程度都还比较低，是一种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状态。在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这种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是可以在科学认识成果的应用中加以控制的。
在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人类也确实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控制技术，不仅工程技术取得了进步，而且社会控制技术也取得了更为突出的进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掌握这种控制技术来利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比如，在组织的管理中，一方面，通过组织技术——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体制的设计、组织规则体系的建构来控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利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为领导艺术得以施展的条件。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官僚制组织是不包含不确定性空间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组织理论中，就为组织设计了一个不确定性的空间，这种不确定性的空间可以激发组织成员对组织做出超常的回报。以大学这个教育组织为例，在大学教师评职称时，如果让每一位教师5年获得一次晋级的资格，那么，就没有不确定性了，每一位教师都可以到了某个点就当上了副教授或教授。但是，如果制定出一个破格评教授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每一位教师在经过5年的工作后都可以获得晋级的资格，有的人可能不到5年就晋级了，相应的，有的人可能经过了5年也没有成功晋级。这个破格晋级以及与破格晋级相对应的晋级的延迟，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空间。在所有的组织之中，有了类似的不确定性空间，就会给组织成员带来一定的压力，迫使他们开展竞争，组织成员在竞争中就会超常回报组织。同时，组织中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则可以利用这个不确定性空间增强自己的权威，实现对组织成员的有效控制。这就是对不确定性的利用。 总的来说，既有的社会控制技术还只是低度复杂性与低度不确定性的控制技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人类社会迅速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有着质的区别，按照黑格尔所谓“量变”、“质变”的说法，整个工业社会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上都是一个量变过程，可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这个量变过程开始转化为一场突变。所以，现在人类社会开始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实现量的增长，而且，这种量的增长呈现出加速度的态势。可以相信，要不了多少年，组织管理中的那种试图利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做法就变得非常危险。还以大学为例，这样一种评职称的方法可能就会变得难以为继了，根据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原理，增强组织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才是一个正确的出路。
就人类所拥有的社会控制技术而言，在宏观层面上，有社会基本制度、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体制等；在微观层面上，主要是人类开展社会活动的工具和平台——组织。组织是我们开展社会活动、过社会生活所依赖的平台，在工业社会组织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组织成就面前，我们今天开展一切社会活动都需要借助于组织，需要通过组织这个平台去过我们的社会生活。我在西方学者的理论成就基础上提出了三个社会领域的划分，即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没有离开组织可以开展的行动；在日常生活领域中，也只有一部分活动是可以脱离组织的，比如，俱乐部活动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但它却是具有组织形式的一种活动，只不过它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组织形式。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只有家庭生活以及围绕着家庭生活而展开的那部分生活内容是脱离了组织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生活都是通过组织进行的，离开了组织就没有社会生活。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我发现，从宏观的基本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社会运行机制到微观意义上的组织，全部陷入到了一种功能性障碍的状态，功能性障碍是一个学术说法，实际上我们可以用“失灵”这个词来加以描述。这就是我们突然发现社会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意味着我们发现了一个时代课题，那就是需要开展一场全面的社会重建工作，以应对和适应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
人类社会今天所出现的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相比较而显示出来的社会特征。我们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而后工业化既是对工业社会的否定，也是工业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恰是工业社会所取得的全部的积极成就向工业社会提出的挑战，并要求扬弃工业文明而去建构后工业文明。我们知道，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经历过了一个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甚至有的地区现在正处在走出农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进程中。比如，中东、北非等地区，在18世纪和19世纪错失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机遇，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沦为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是，在社会治理以及生活方式上，它们又回复到了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甚至可以说它们处在农业社会历史阶段的早期状态。如果说亚洲广大地区最迟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话，那么，中东、北非地区就错过了工业化的几个重要关节点。所以，在人类后工业化进程已经启动的时候，它们还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之中。只是在近几年，它们才开始显现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迹象。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化有着相关性的话，那么，也意味着这些地区正在走进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对于中东、北非最近发生的事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一些学者试图去寻找它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外部干预”等原因，其实，这是一种缺乏历史观的表现，没有历史地看问题。在我看来，这些地区正在发生的是一场迟到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人类开始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它们匆匆忙忙地搞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即工业革命），要把工业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在这里建构起来。但是，根据我的判断，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有欧美作样板，而且，欧美霸权国家也努力把自己的制度等复制过去，但它们却不会成功。我的理由很简单，打个比方，秋冬之交的时候，如果我们留意草坪，就会发现有些小草刚刚破土，刚长出来两个叶子，“霜降”就到了，它就匆匆忙忙抽一个穗，结几粒草籽。但这些草籽大多数都是秕籽，如果你将它们收集起来再种到地下去，是不会长出草来的，因为，它迟到了，在春天该破土的时候，它没有破土，到秋后才破土。所以，中东和北非这些地区在未来几十年都注定要乱下去的，即使帮它们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它们也不可能形成成熟的操作技巧，只有当我们寻找和发现后工业社会的制度模式、治理方式的努力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地区将此学了去之后，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些地区的人们不是复制西方工业社会的制度和治理模式，不是把西方霸权国家强加给他们的制度和治理模式加以简单地接受，而是根据后工业化的要求去独立地进行积极探索，那么，这些地区就有可能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正如西方国家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是极其落后的，而它却能够率先走上工业化的进程一样。但是，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在西方霸权国家的干预下，这些地区的人们很难拥有独立探索的自主性。
总的来说，全世界各个地区和每一个民族都经历过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而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则表现出一种发展上的不平衡，在欧美进入发达的工业社会时，很多地区才刚刚走进工业社会，或者说，才启动了工业化进程。比如，亚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比西方晚多少年，但在工业化方面却进展缓慢，直到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才呈现出加速的态势。被我们称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亚洲国家，基本上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在建构工业社会的道路上开始加速的。但是，在亚洲国家致力建构工业社会的社会工程时，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呈现出后工业化的迹象，并深深地受到后工业化问题的困扰。所以，亚洲国家在承担起建构工业化的任务时，也同时遇到了后工业化的问题，或者说因后工业化与全球化的同步展开而感受到了后工业化的影响，从而不得不面对后工业化的课题。如果说在20世纪末关于后工业化的问题还受到很多人的怀疑的话，那么，在今天，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承认的基本事实。正是后工业化打开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盒子”，使所有造就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能量都释放了出来，让人们感受到了风险社会的压力，不得不面对频繁爆发的危机事件。而且，对于正在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来说，由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课题交织在了一起，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表现得更加强烈。 二、科学技术成就所包含的“隐喻”
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前提时，认为“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是它的三大自然科学前提，其实，这三种学说也可以被看做是工业社会全部科学技术赖以成长的基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认为，如果说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的演化规律的话，那么，马克思则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确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的演化规律，这就是他的进化论，但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应该是一项独立贡献，而不应看做是对达尔文的模仿，恩格斯的评价应当解读为一种比喻。关于细胞学说，我们看到，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中希望寻求一种“统一性”，这在哲学上是对更早时期的原子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但是，黑格尔的“统一性”是需要得到自然科学证明的，细胞学说在一切生物当中发现了一个基元——细胞，从而在动物和植物之间建立了“统一性”，这也证明了黑格尔所追求的“统一性”。就细胞学说提供的这个“统一性”而言，再向前进一步，就为整个世界找到了一个“统一性”的基础。关于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是运动的”这样一种哲学观念中得到了直接反映，从而实现了对机械唯物主义的超越。
不过，从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范式来看，在自然科学这三大发现所提供的基本原理之上，所形成的是一种模仿的技术，虽然我们经常说技术发明，而实际上，工业社会的全部技术都只能看做是一种在认识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模仿。然而，自20世纪后期以来，科学技术中的许多新成就都突破了模仿型技术的范式，成为真正的创造型技术。这包含着一个更深层面的内涵，那就是工业社会的技术范式正在被突破，这预示着后工业社会技术范式将要确立的新技术正在日益增多。在新近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中，我认为“克隆技术”、“网络技术”和“纳米技术”具有典型的创造型技术特征，它们将引领人类从模仿型技术范式走向创造型技术范式。
1.克隆技术
如果我们把克隆技术看做是一项生育技术的话，那么，它的创造型技术特征就非常明显了。关于生育技术，在克隆技术出现之前，人类已经有了两种，一种是自然意义上的生育技术，在中医和西医中都包含着这方面的技术，比如，疏通输卵管、增强精子活力、改善受孕环境以及接生技术等，都可以看做是一种自然生育技术。然而，试管婴儿的出现则意味着对这种生育技术的超越，尽管由于文化、伦理等方面的原因而使试管婴儿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但在业内，这项技术相对于自然生育技术来说它所具有的优越性是公认的。不过，正是因为试管婴儿反映出了工业社会技术的最为典型的模仿特征，所以，只能将它看做是对自然生育的模仿。与之相比，克隆技术超出了模仿的范畴，成了一种全新的创造型技术。虽然这项技术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需要从生物活体中获得“原材料”，但是，它已经不再直接使用“精子”、“卵子”等，而是对细胞加以改造和培植，然后用这些经过改造了的“材料”去创造生命。这就是这项技术所包含的哲学内涵，它意味着我们走出了工业社会的“模仿的时代”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创造的时代”。
当然，就克隆技术还需要从生物活体中获取“原材料”而言，它仍具有工业社会技术的痕迹，这就如同从沙石中炼出玻璃，从石油中获取塑料一样。但是，在2010年，我们看到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运用几瓶颜料造出细胞，这可能意味着克隆（生命或生育，因为制造细胞已经不再属于克隆的范畴）技术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因为既然可以用一些颜料制造出细胞，而且这些细胞可以自我分化和成长为生命，那么，当人们能够控制颜料的剂量时，就可以制造出任何能够想象出来的生物。不仅制造出已经消失了的远古恐龙和猛犸象是可能的，而且，凡是你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生物都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创造生命的技术不会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迎接创造生命的技术进步的成果，随时都会发现这类技术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只要我们的想象力不会枯竭，那么，我们正在走进的这个“创造的时代”每天都会呈现给我们新的奇迹。
2.网络技术
网络技术实际上属于信息技术的范畴，这项技术的哲学内涵，是它突破了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我们知道，根据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人类是无法造出“永动机”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电脑上点一下鼠标，实际上就是下一个指令，结果会怎样呢？它可以给火箭点火，可以把宇宙飞船送到天上。按照能量守恒定律，我们点一下鼠标给了多大能量呢？它是如何把火箭推上天的呢？所以，我们也许要在“能量守恒定律”中加一个“信息不守恒”的内容，即“能量守恒；信息不守恒”，这样的话，这个定律就完整了，就可以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的一个科学定律了。如果不加上“信息不守恒”的内容，这条定律在后工业社会就可能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思维定势了。
就网络技术而言，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络是互联网，它已经成为我们离不开的工具和生活平台，网络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但是，就互联网而言，它的普及还不到20年的时间，如果说它将有着千年、万年的发展前景的话，那么，现在只能说我们还处在网络发展史上的“原始社会”阶段，而且，还是“原始社会”的初期阶段。我们知道，人类的原始社会经历了几万年，如果互联网也经历一万年、几万年的话，将会是什么样子呢？甚至对30年后的互联网是什么状况我们现在都不敢想象。所以，我们说互联网还处在“原始社会”的初期阶段，或者说是站在“原始社会”的起点上，因而，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野蛮的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互联网还处在如此低级的阶段，但是，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世界——“虚拟世界”诞生的前景。当然，互联网在今天还只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活动得以展开的工具和平台，它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构成部分，还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虚拟世界。但是，信息在互联网上的表现已经使我们的社会具有了全新的特征，而且，相信要不了多久，互联网（或者出现了其他的网）就会以一个虚拟世界的面目出现，至少，今天的互联网所展现出来的这个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如果真的出现一个虚拟世界，那将意味着人类的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征程。就世界而言，在人类没有出现的时候，地球上只有一个世界，即自然界。根据达尔文的描述，在自然界的演进中出现了人类，结果也就有了人类社会，因而，人是生活和活动在由自然界和社会所构成的世界中的。长期以来，我们思考问题的坐标就是这两个世界所构成的坐标系，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上，是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学说有不同的解读，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如果虚拟世界出现了，将意味着人必须穿行于三个世界之间，而且，一切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思想和理论，都需要考虑到虚拟世界这样一个新的变量。 3.纳米技术
纳米是一个尺度，在目前，纳米技术主要是指那些在材料学方面得到应用的一项技术，也就是说，在材料方面，我们已经能够在纳米这个尺度中做一些事情了。但是，它向我们展现了一些前景，这些前景已经反映在科学家的一些设想和叙述之中了。比如，有科学家说，到2050年机器人可以自我复制，也就是说机器人不需要人去造它，它可以自我复制。对于这种设想，我们可能需要从纳米技术角度出发去推想。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世界万物的区别仅是因为原子构成方式的不同，是由原子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成了不同的东西。所以，物质的差别不是原子的差别，而是原子结合方式的差别。如果纳米技术再向前一步，进入到原子这个层级，那么，在人类能够改变原子构成方式时，就可以任意地制造所需要的东西了。到了这个层级，我们可以设想制造一架机器，应用这种机器把任何一个东西（比如泥土）放进去，输入一定的参数，我们就可以生产出我们想要的东西了，即通过改变原子构成方式来获得我们需要的任何物品。这将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将使生产变得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如果原子结合方式可以任意改变的话，那么，我们不需要通过复杂的生产流程，就可以制造出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了。比如，粮食、汽车等都可以通过这台机器来制造，只要将其参数输入进去，出来的就是成品。在逻辑上，这应当是可能的。当然，关于这一点，还是我们的一种推定，这种推定显然不是科幻小说中所描述的，而是在逻辑上可以成立的。
在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惊叹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而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再留给我们时间去为新的成就而惊叹了。在这里，我们举出的三项新技术成就已经是人们熟知的了，而且我们还将不断地看到新的科学技术成就的出现。从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成就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了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前景，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创造出来的。同时，在每一项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出现的时候，人们也为之担忧。因为它们对人类已有的文化观念、伦理观念和道德原则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对人类既有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更多的人担心的是人类对这些科学技术成就的接受程度，他们为人们对这些科学技术成就的不当应用可能带来的灾害而感到恐惧。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会因为对它的任何限制而停下脚步，当一项科学技术有了应用前景的时候，即使通过立法来限制这项技术的发展，也不可能真正阻碍其前进的道路。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曾经把科学思想视为异端邪说，对科学家判以“火刑”，但是，它并不能阻止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克隆技术甫一出现的时候，许多国家的立法机构也扮演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角色，但是，仅仅几年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了相关法律受到了质疑。比如，在美国，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就在克隆技术的研究方面开始表示出开放的姿态。所以，面对科学技术的无界发展，试图加以阻止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适应由它不断开拓出的新世界，通过治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去消除它可能带来的任何消极影响。相反，如果不是在治理方式上做出积极调整和根本性的变革，而试图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么，一旦科学技术的发展冲决一切阻力的时候，人类就会因为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而陷入危机状态，甚至有可能陷入一种无可挽回的危险局面。这就是我们面对科学技术发展所应确立的观念。
三、虚拟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
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这一前提下，我们的时代还有着许多新特征，其中，“虚拟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值得一提的新的社会特征。这些新的特征既存在于我们赖以生活的环境中，也反映在我们的行为中。同时，这些新特征还要求我们确立与其相适应的观念，甚至建构与之相应的文化，特别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这些新的社会特征。
1.虚拟化
如何认识虚拟化，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神话来解读。在佛家的思想中，认为佛有一个“本尊”的存在，同时，还有许多“法身”。如果“本尊”是实体性的话，那么，“法身”就是虚拟性的存在了。对此，《西游记》作了非常形象的诠释，那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孙悟空的形象，他可以拔出一撮毫毛，一口气吹出去，就化成众多的孙悟空。如果你认为这些由毫毛幻化出来的孙悟空是假的话，那么，他一棍子打下来你可能就受不了。所以，你不能把这些孙悟空都当做假的对待。虽然他们是虚拟的，但却是真实的。当然，这只是一个神话，但是，却包含着一种虚拟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虚拟世界观。而在今天，我们可能恰恰需要去确立一种虚拟世界观。我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呈现出了虚拟化的特征。网络可能意味着一个虚拟世界的出现，其实不只是一个虚拟世界将要出现，我们的社会还要呈现出虚拟化的特征。比如，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虚拟经济，现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正是因为虚拟经济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却没有找到与它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所以，才出现了金融危机。
我对虚拟经济的认识是这样的：以一只杯子为例，它曾经是商品，根据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它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在交换的过程中反映在价格上，交换过程也是价值实现的过程，并通过价格来反映价值。价格一般是用货币来标示的。货币可能是实体性的一般等价物，也可能是现在人们普遍使用的纸币。这样，我们就看到实物有了一个符号——货币，这个符号会再度符号化，比如，作为资本的股票就是货币的符号化，当货币变成股票这一符号时，它就又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在这种再度符号化过程中，它的虚拟特征就呈现了出来。资产在股市中一会儿“缩水”、一会儿“涨潮”，这是因为它已经虚拟化了。因为虚拟化而具有了不确定性的特征，从而使你无法把握住它的真实情况。再进一步，股票还会符号化为其他的一些金融衍生产品。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来看，我们知道，它肇始于美国克林顿时期的“房债”。因为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有一个承诺，即“让居者有其房”。为了兑现这个承诺，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房子住，就成立了两家公司，即“房利美”和“房地美”，凭空发行债券融资，向全世界借钱盖房，让手无分文的人去贷款买房。“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公司没有一分钱，它们通过发行债券“空手套白狼”地从全世界募集资金，然后，又把募集到的钱贷给那些根本还不起债的人去买房，最终就造成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这就是因为我们在虚拟经济出现后没有找到相对应的治理方式而造成的后果。我们所看到的，还不仅仅是经济的虚拟化，事实上，经济的虚拟化只是社会虚拟化的一种表现，是社会虚拟化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比如，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被中国人称为“80后”的人群，会表现出对“动漫”的热爱，如果一个故事由真人演出，他们会评价说演得太假；而由动漫来表现的话，他们会认为“太真实了”。显然，动漫具有虚拟的特征，在“80后”的观念中，他们是把虚拟当做了真实，而真实的已经不能适应他们的观念了，不能适应他们的思维方式了。再比如，人们可能会花几万块钱买一个手提包，而这个包在制作成本上可能只有几十元钱，因为它是某个名牌，所以，售价几万元。这说明什么，在这几万元中，扣除了其实际价值之外的钱都用来消费这个品牌了，这个品牌就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前面我们讲到虚拟世界的出现，其实，在自然界和社会之中，历来就有着虚拟存在。作为一种现象，长期以来虚拟是以分散的、各不相同的形式存在着，现在，这些分散的、各不相同的虚拟存在联系在了一起，构成了一个世界。我们可以想一想，“月印万川”是不是一个虚拟存在的现象呢？当然，你可以说那是真实世界的影像，“镜中花”、“水中月”长期以来都被人们看做是一种影像和镜像。它们是影像和镜像，但却又是真实的，你能不承认水中月吗？那确实是月呀。当你的视线从水中月转向电视的时候，你怎么看呢？中央电视台在现场转播一场晚会，全国成千上万的人在同一时间在电视上观看到了同样的画面，你能够说每台电视里的画面都是镜像吗？它是不是一种真实的现象呢？如果你去过中央电视台的现场，你可能会说，电视里播出来的画面比现场更真实，因为相关工作人员对现场作了编辑，时不时给你一个特写，让你看到了节目更为真实的一面，而在现场，你就需要凭借你自己的欣赏能力去进行画面选择，而你的欣赏能力恰恰比不上专业人员。所以，你在电视机里看到的比在现场看到的就更真实。可见，虚拟的也是真实的，而且可能比实体世界更真实。
同实体性存在一样，虚拟存在也有其存在的条件，以“月印万川”为例，万川中的每一个月都需要以静水为条件，你在水中投一个石子，立即就把月亮打碎了。实体性存在何尝不是如此，比如，一只玻璃杯，在既有的条件下它就是一只玻璃杯，但是，如果你把一个铅球放上去，它会怎样呢？铅球就会把它压碎吧。森林、草原显然是实体性世界的构成部分，但是，气候变化了，它们就会消失了，就会变成沙漠。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往往停留在普遍性与具体性的关系问题上，用抽象思维去把握普遍性，而具体性的存在形态则交由感性或经验去把握。对于虚拟世界的把握就不能用这种抽象思维去把握了。毛泽东倡导过形象思维，这种形象思维的科学价值可能恰恰体现在对虚拟世界的把握上。“月印万川”中的每一个月，都是一个完整的形象，你用抽象思维去把握，抽象出来的是“光”，那个光就不再是月亮了，而要把握月亮，就不能用这种抽象思维。所以，虚拟化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带来了重大挑战，我们是在一种思维范式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工业文明。而在今天，当虚拟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并形成一种新的思维范式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将在这种新的思维范式的基础上去重建世界。
2.多元化
从历史上看，社会的多元化是同“陌生人社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是“脱域化”的结果。用吉登斯的话说，近代社会的产生得益于“脱域化”，人们离开祖辈生活的地域到陌生的地方去了，脱离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地域。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他祖辈生活的区域中时，那个区域中的社会是同质性社会，不仅同质，而且，每一个人的生活轨迹与其他人的一样，他们都是同形的，即一个人的生活轨迹也就是他父亲、祖父的复制。随着地域的打破，来自各个区域的人聚合在了一起，从而使人们之间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征。这是因为来自不同区域的人都带着他所生活的那个区域的印记，他有着他那个区域的观念和情感，会把他那个区域中的文化带到他们重新结合起来的群体、社会中来，使这个社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这种多样化如果从实体性思维的意识角度看，也可以称作文化的多元化。但是，在“脱域化”的过程中，由于建立起一种普世精神——契约精神或平等、自由的观念，从而有了一个统一性的框架，这个统一性的框架可以有效地化解多元文化的冲突。不管来自什么地域，不管信奉什么样的宗教，在这样一个自由、平等的框架下可以和平共处，也就是说，大家都遵守法律就行了。所以，在“脱域化”的过程中，虽然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但是，由于确立起了一个统一性的框架而使社会呈现出稳定性的特征。
随着“脱域化”进程的推进，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出现了全球化的时候，种族冲突、宗教冲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又变得激烈起来。全球化意味着国家的边界逐渐淡去，人们有可能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在全球流动。虽然全球化进程仅仅经历几十年的时间，而人的流动性已经呈现出迅速增强的迹象。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人排斥罗姆人，德国人排斥土耳其人，美国人在人与人之间设置了许许多多限制，这些都成为引人关注的问题。比如，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持“绿卡”的人意味着什么？持“绿卡”的人不是美国公民；申请“绿卡”的人和持“绿卡”的人是不一样的。美国宣称自己是自由、平等的国度，但是，“绿卡”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制度性不平等，是一种制度性歧视。所以，美国人已经抛弃了其先辈们所确立的自由、平等的原则，因为“绿卡”制度对人加以分类，制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把人区分开来，在美国公民、持“绿卡”的人以及“墨西哥人”之间，所享受的福利是不同的。这说明，美国的政治家可以批评世界上任何一个有着侵犯人权行为的政府，同时，却要求全世界都要认同美国自己的违背人权的制度；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而把侵犯人权的行为转化为制度就成了法治文明的标志。
我们发现，法国驱逐罗姆人是政府支持的；至于德国驱逐土耳其人，是因其对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比较敏感，所以政府没有出面，主要是新纳粹主义行为，但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在工厂里辛勤劳作的土耳其人帮助德国创造了今天的经济地位，但是德国的经济稍有问题时，就开始驱逐土耳其人。所以，这样的社会，处处是歧视，处处不平等，不平等已经开始重新结构化，变成制度、变成法律，从而使“多元社会”的包容性降低，甚至不再具有包容性了。这样一来，反而也使社会的多元化特征更加凸显。从国际角度看，由于全球化，由于多元文化的冲突，由于强势话语者的霸权，造成了反霸权的力量开始成长，最突出的就是被称作“恐怖主义”的出现。民族国家在西方霸权之下往往采取屈服的做法。这是因为国家是理性的，屈服于西方霸权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作为国家，它不能和美国对抗，否则就会陷入冷战状态，就会被拆解，就会被颠覆。在民族国家屈服于西方霸权的同时，却有一小股力量敢于向霸权挑战，不过，这小股力量太弱了，而且具有非理性的行为特征，在做法上也是让人无法接受，不仅它所要反对的西方霸权欲将其铲除，而且受到它所反对的势力压迫的人也要消灭它。所以，在国际社会当中，多元文化并存已经引发成冲突了。这是从消极方面来看的。 从积极面来看，社会治理主体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我发现，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在改革政府的时候，做了一个策略性的安排，即把政府的一些部门变成非政府的机构，当时称之为“第三部门”。因为它既不是政府的，也不是私人的，所以，这样称呼它。它在当时只是一个策略性的安排，实际上，就是先把它从政府当中剥离出去，然后放到社会上、放到市场上，任其发展，发展好了就存在下去，发展不好过几年也就消失了。但是，这些从政府剥离出去的部门，通过自己的服务获得了很好的业绩，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它们的感染下，许许多多的非政府组织出现了。这样一来，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构成要素迅速地成长起来，并越来越显示出其力量，能够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然，在今天，非政府组织还是非常弱小的，但它向我们展现一种前景，如果它再以这样的势头继续成长的话，社会治理的格局必然会发生根本性变革。尤其重要的是，政府的角色必须重新定位，政府必须与非政府的社会治理力量一道去建构一个新的社会治理格局。
从国际上看，非政府组织在政府无法对他国政府施加影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渗透到他国中，会影响这个国家的社会甚至政治。比如，在环境保护、和平运动等许多领域中，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往往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甚至是直接向法律挑战的，挑战既有的法律框架、法律体系，或者是打法律的“擦边球”，即使触犯了法律，非政府组织也往往能够得到舆论的支持，迫使法律向其低头。当然，这只是一些异例，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上述异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范式的解体。但是，这些异例的增多，有可能突破旧的范式。事实上，在社会治理中，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新生力量而在行为方式上所展现出来的新特征，都表明我们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正在受到一波更比一波强的新生力量的冲击。这是在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进程中出现的情况。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正在面临挑战，这也是我们去变革它的机遇。因为正是有了这种挑战，我们才会去思考如何变革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总之，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是用旧的思维来框定我们生活的环境，那么，这个时代就会赐予我们风险和危机。
3.去中心化
后工业化是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全球化是后工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知道，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率先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开拓海外市场和对海外殖民，为自身的工业化提供支持。随着这一行为的结构化，形成了世界的“中心一边缘”结构。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在工业化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不仅是国际社会结构，也是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在国际社会中，一切国家都被吸纳到了这个结构之中，而在不同的国家中，这一“中心一边缘”结构的强弱以及稳定状况会有所不同。在那些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中心一边缘”结构也没有完全建构起来。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全球化运动也与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因而，许多学者把全球化当做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的继续。这是错误的，全球化所要造就的是一个“平的世界”，将要消除中心地带国家对边缘地带国家的压迫和剥夺，进而把全世界都纳入到一个合作体系中来。也就是说，全球化不是造就“中心-边缘”结构的运动，反而是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在性质上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根本不同的。
在国际社会中，“中心-边缘”结构包含着中心地带国家的一切危机因素自动向边缘地带国家转嫁的机制；同时，也包含着边缘地带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和所创造的财富自动向中心地带国家汇聚的机制。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发生，但这种危机很快就被转移到了全世界。我们有没有想过，美国人买房还不起债了，为什么全世界都要为它埋单呢？这就是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的，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有了这样一个“中心-边缘”结构，你不接受从美国转嫁过来的危机也不行。从现实情况看，还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如果产生于美国的这场危机自动地转嫁到了全世界，这个世界就变得很祥和。如果没有转嫁过去，在欠发达国家转嫁遇到了阻力，美国就会采取武力胁迫的方式让欠发达国家接受这些危机。特别是近几年，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比如，美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要求中国把美国的这些危机因素承担起来，诸如迫使中国货币升值等，当中国表示拒绝的时候，美国就单方面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当然，美国也意识到，多印了美元又会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进而会影响美国的世界中心地位，所以，美元贬值不是上策，最好还是胁迫中国做出让步。这种胁迫方式包括在中国东海、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实施武力威胁，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让中国看到不接受美国转嫁过来的危机所带来的后果，从而使中国做出让步。
同样，在一个国家内部，城市基本上是一个地区的中心，一个国家会有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而在围绕着这些中心城市展开的空间构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每一层都会有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这种存在于一国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也与国际社会一样，同样存在着中心对边缘的压迫和剥夺。所有这些，都是在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得以实行的策略，而且这样做也能够起到巩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作用。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这样做的真正效果，将会是在短期的损人利己过程中把整个世界拖入到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当中心地带的国家用危机压垮了边缘地带的国家的时候，整个世界也都将为之付出代价。所以，在今天，这些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行之有效的方式则应得到重新审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只有真正平等地合作，才能使人类的那些重大的危机得到瓦解。
全球化的哲学意蕴在于，打破一切封闭的体系，使人以及与人相关的各种因素都进入到一个流动的过程之中。这就是开放性与流动性。在这种开放性和流动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都趋向于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这样一来，工业社会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也就得到了根本性的解构。“去中心化”的结果，用一位美国记者的话说，“世界是平的”。
（责任编辑 焦薇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