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余前，随着台湾方面解密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情报作战内容和戴笠部分档案，以及台湾三卷本《戴笠与抗战》的出版，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如汪伪政要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加入军统，为重庆国民党政权服务。他与戴笠一直保持单线联系，为了绝对保密，就连军统局高层的唐纵、周伟龙、毛人凤等人对此事都知之甚少。而在抗战胜利前两年，担任汪伪中央军委会副委员长，负责指挥税警部队、保安部队及伪军第十二军等部队，已握有汪伪中央相当实权的周佛海在担任国民党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等要职后，却因1946年3月戴笠突然死于江宁岱山上空的坠机事故而顿失依托，也即失去了证明其“曲线救国，抗战有功”的人证，而很快被捕，关入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周佛海自从在抗战后期迷途知返，自愿充当军统的高级卧底，利用其影响和在日伪高层的广泛人脉关系，为抗战办了一些重要的实事，也冒了相当的风险。如1943年9月，周佛海受戴笠重托，出面保释被日伪囚禁或软禁在上海、南京两地的国民党党政军抗日骨干36人，让他们恢复了自由，先后返回重庆或皖南屯溪（时为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主要驻地）。这对抗战事业无疑是很有利的。一1943年9月17日，汪伪傀儡政权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及《救国时报》均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开释蒋伯诚、吴开先、马元放、李明扬等36名重庆被捕分子”的新闻，引起京、沪等地社会舆论的关注。南京汪伪特工总部头子马啸天、苏成德、陆怡然等甚感震惊，且相当不满。须知这一大批被捕的国民党抗日骨干中不少人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如蒋伯诚为陆军中将，被捕前任军委会委员长驻沪代表，且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蒋介石是浙江同乡，关系密切。吴开先是上海市社会局长、中央执行委员，被捕前在上海租界内外坚持抗日斗争，指挥手下暗杀了多名汉奸和日本谍报人员。汪伪76号特工总部为抓住他，很是花了些力气。又如马元放，原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教育厅长，坚持敌后抗日活动，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1940年6月23日，他在沪上东方饭店主持一会议时，被内奸张北生出卖而遭劫持，旋被日军宪兵移交76号总部。其后，同案被捕的掌牧民、崔步武等4名干部均登报自首，只有马元放拒不投降，被押往南京关押，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东方饭店绑架案。再如李明扬是带兵的将领，在民国军界资格较老。抗战初他担任徐州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参加过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战，立过战功。1938年后，李明扬南下泰州，招兵买马，亮出抗日旗号，拥有三万杂牌军。他担任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长江下游挺进军总指挥等要职，被授予陆军中将。李明扬、李长江部队的作战能力虽远不如陈毅、粟裕部新四军东进纵队，但也牵制了近万日伪军，利于抗战。李明扬是1941年在苏中溱潼乡野芦苇荡里被发动大扫荡的月浦混成旅团二联队抓捕的，先被关押在扬州，后又被送往上海，软禁于南京路永安商场“九重天”摩天楼上一密室内，由汪伪中央感化院两位官员和日军一个宪兵班日夜看守。日本人鉴于李明扬的地位和军职，坚持不愿按内部惯例将他移交给汪伪方面关押。而在这次宽释人员名单中，李明扬与其部将，四纵队司令张公任少将（他是泰州二李部队十路纵队司令中唯一反对与新四军闹摩擦，主张共同抗日的将领）均赫然在目。这令马啸天等特工头子联想到开释李明扬、张公任二位将领肯定是得到了日本人的允准。在得知出面保释这批抗日骨干的居然是实权在握的周佛海，马啸天、苏成德等可是傻了眼：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周佛海怎么可以如此行事？他难道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这几个死心塌地投靠日军，个个双手沾满抗日军民鲜血的特工头子惊恐不安，少不了发一通牢骚，相约去南京夫子庙六朝春酒家借酒浇愁。他们都怀疑很受日本人信任的周佛海极可能已与重庆方面接上了线，利用其地位和握有的实权，秘密为那边效力。事实也正如马啸天、苏成德等人所怀疑的那样，在汪伪高层位高权重的周佛海已成为军统的高级卧底。二1943年夏的南京，酷暑难当，街头的法国梧桐树被炎炎烈日烤灼得耷拉下翠绿的叶子。城北中山北路东段的西流湾小巷口站立着四名全副武装的汪伪中央警卫团卫兵，而在巷内8号青砖小洋楼院门外的老枫杨树荫下还站着两名日军武装宪兵。他们是受汪伪政权最高顾问影佐祯昭大佐和宪兵司令柴山桢一郎中将的指派，协助保护周佛海夫妇的——此亦可见周佛海在日伪高层是多么吃得开。周佛海在一天前刚刚秘密接待了来自重庆的军统特别通讯员陈际庭，接受了陈口头传达的戴笠要求他务必尽快将这二三年里被日伪逮捕的数十名中高层干部保释出来。这令周佛海很有点伤脑筋，因为列入这张名单的大多是重要的抗日分子，他们的活动已威胁到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他若贸然出面保释，肯定是要冒些风险的。日本人的野蛮凶残、翻脸不认人自是不消说，就在南京汪伪最高层，像汪精卫、陈公博自知不可能取得重庆蒋介石的谅解，也无意背叛给予他们高官厚禄的日本主子，就连陆军编练总监叶蓬、参谋长刘郁芬等将领也仍一心一意地追随主子，与抗日军民为敌。至于马啸天、苏成德等特工头子，同样很顽固，天天抓人杀人。周佛海不能不小心行事。周佛海在上海江苏路10号还拥有一幢带花园的法式小洋楼，南京西流湾8号小洋楼亦是其官邸，另外他在城西汉中路慈悲社小巷里还拥有一幢洋楼（登记在其妻杨淑慧名下）。周佛海频繁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他相当精明细心，行事必先考虑周到，且“下棋先看三步”，绝不冒失行事。即使是对戴笠遥控安排隐蔽在上海周公馆里的军统特工程克祥和彭寿梓他都不怎么放心。因为他的人脉广，社会关系多，为他效劳的线人就有十多个，随时为他汇报密情。一年前，经周佛海出手相助，保释出的原中统上海区副区长张瑞京，被他安排到驻南京市区的伪独立七旅担任旅长后，就对他忠心耿耿，曾私下告诉周佛海，程克祥、彭寿梓曾在上海被日本特高课特工秘密拘捕，后又悄悄释放。这二人仍为军统效力，但却与上海梅机关的河边中佐保持接触。而张瑞京是从担任伪七旅军事顾问的梅机关一名少佐那儿得知此事的。张希望恩人对身边的程、彭两人保持戒心，切莫被出卖了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事让周佛海很是震惊。这回他与陈际庭的会晤就避开了程、彭两个军统特工。 周佛海是湖南沅陵人，早年肄业于沅郡联合中学，后赴日本留学。他博闻强记，爱好学习，于旧学新学都有些根底，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1921年周佛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央一大代表会议，后又返回日本，攻读帝国大学经济系，结识了先后成为日本首相的广田弘毅、小矶国昭和曾任满铁株式会社总裁和日本战时外相的松冈洋佑等人。1924年，周佛海在广州退出中共，改而加入国民党，很快当上中央宣传部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1931年，他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江苏省教育厅长，以后又出任军校教官、中央民众训练部长等职务，很受蒋介石的赏识。1937年8月，周佛海升任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1938年12月追随汪精卫从陪都重庆出逃，经越南河内转道香港赴已沦陷的上海，沦为大汉奸。日本方面对周佛海可说另眼相看，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就公开称赞周有“宰相之才，实堪为一有谋略又卓有见识，具备东亚一流政治家素养的人物”。此一番吹捧实在令汪精卫、陈公博等大汉奸很是不快，但也不敢有任何表露。1940年9月，周佛海出任伪中央财政部长兼军政部长，三个月后，他更是当上伪行政院副院长，握有相当的实权。他与日本政界军部很多权要打得火热。他的高明之处是他对汪精卫仍很恭敬，处处维护其领袖权威，自己甘当第三号人物。但他网罗亲信的手腕则远远强于汪精卫和陈公博。周佛海果是有些能耐，他并不急于行事，而是小心谨慎地考虑营救蒋伯诚、吴开先、马元放、李明扬等人脱险的周全方案。总之既要“曲线救国”，为党国效力，“以功赎过”，又要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不致暴露出自己军统卧底的身份。三自从落水沦为汉奸后，周佛海切身感受到故旧疏远、众叛亲离的滋味，内心备受煎熬。他处心积虑，想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但明里还是为汪伪傀儡政权卖力，处处向日本主子邀宠以博取欢心。从1939年6月开始，重庆的国民党军统、中统全面加强了在沦陷区上海、南京等地的活动，开展锄奸工作，搞暗杀伏击，诛杀了有降日倾向的唐绍仪及伪上海商会会长傅筱庵、大汉奸青帮头子张啸林等人。汪伪76号特工总部因有日本军方的全力支撑，也不甘示弱，频频还击，捕杀抗日人士，先后有刘湛恩、郁华等数百人惨遭杀害。民国抗战时期档案中即有报道《汪逆组织发表通缉令》，称“……渝方分子潜身租界，破坏和运，穷凶极恶，应予通缉”云云。列入黑名单者凡八十三人，计为：伍特公、蒋伯诚、吴开先、吴绍澍、徐光炎、郑莱、金华亭、冯有真、田淑君、陈彬、周孝伯、程瑞霖、张公任、马元放、崔步武、掌牧民、石顺渊、王良仲、张渊杨、许叔彪、周人鹏、马荫良、胡仲持、骆美中、黄寄萍、赵君豪、张志韩、程振章、朱一熊、朱曼华、顾执中、王人路、童行白、蒋剑侯……这八十三人中近一半是在租界内坚持抗日的社会知名人士、帮会头目、律师、报人等。在腥风血雨中，双方互有胜负，但因汪伪特工头子丁默邨、李士群、马啸天等原先均为军统、中统的干部，熟悉国民党情报系统的运作规律，又倚仗日本宪兵特务机关支持帮助，在这一场残酷的搏杀中渐占上风，军统特工头目万里浪等被捕后变节投敌，转过来又充当日伪得力鹰犬，对付抗日力量。中统东南督导区副区长徐兆麟被捕后因坚贞不屈，旋遭酷刑拷打至死。李士群、马啸天等汪伪特工头目的凶残无情每每令老谋深算的周佛海也感到心惊肉跳：在他心目中，这些家伙简直已泯灭了人性。在小心地做好自我防护后，从1940年起周佛海出于为自己留条后路的考虑，先后出面保释出黄征夫、尚振声、熊剑东等人。黄征夫原为军统特工，被释放后假意归顺，就任汪伪清乡委员会上校专员。尚振声，河南开封人，黄埔军校四期生，中央军校七期生，原为军统河南站副站长及六十四师政工处长，1937年秋调任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协助少将衔区长钱新民领导地下抗日斗争，1940年6月在上海被捕。戴笠曾托人捎口信给周佛海，请他出面相救，周佛海考虑到尚振声曾是南京中央军校特训班高材生，也是他旧日的学生，其姑父乃是知名武术家，教过他和妻子打太极拳。于是出面相助，将尚振声保释出来，征请汪精卫同意后，安排尚就任伪军独立第七旅参谋长。该旅为南京卫戍部队，旅部设在湖南路丁家桥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里。周佛海着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麻烦接踵而至，因为被他保释出狱并担任伪职的军统中统干部，像熊剑东那样当上伪税警团少将团长后，死心塌地忠于南京傀儡政权和日本主子的只是少数，而多数人获得自由并担任汪伪军、警、政职务后，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继续坚持抗日救国活动。如黄征夫利用伪职为江南忠义救国军提供日伪军清乡扫荡的情报，并在伪军中进行秘密策反活动，被“同志”出卖后，又遭日伪军反谍部门拘捕，关入死牢。尚振声则是与潜伏在南京的军统人员取得联系，在独立七旅中开展策反活动，积聚了一些力量（他策反旅长张瑞京未能成功，但张对外严加保密），他受戴笠之命，秘密担任军统南京区代区长，全面领导地下抗日活动。结果真实身份被日军特高课侦知，于1941年11月8日再次被捕，旋被直接押解往上海，于1942年1月8日与中统江苏三区督察专员平祖仁、参与谋杀丁默邨未遂而被捕的中统女特工郑苹如同被绑赴刑场，遭76号特工总部行刑队处决，监斩的是特高课沪西机关长高岛中佐。那一时期，形势对周佛海很不利，他压力很大，以致不敢再出面保释重庆方面被捕的抗日人员，偏偏戴笠为了控制住他，扣留了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作为人质，软禁在贵州息烽集中营。这事令周佛海很气愤，可是转而一想，这对身在南京的他未必就是坏事，渐渐也就释然了。1942年6月爆发在太平洋上的中途岛大海战以日本海军惨败而告终，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也经过血战扭转了危局，夺得战略主动权。这让很有政治头脑的周佛海预感到日本正在走向失败，再说这二三年来，周佛海目睹侵华日军的凶残骄横，不免感到悔愧，风晨月夕，常常心生自责，故而思想发生了转变。四周佛海考虑再三，决定先摸摸日本人的底。他明白：如果日本方面坚决不肯放人，即使他能说动汪精卫、陈公博等人默许他出面保释，怕也没啥用。须知日本军国主义头目们压根就从不把汪精卫等人放在眼里。周佛海思来想去，决定先请与自己私交甚好、又是湖南同乡的军事参议院院长唐蟒出面探探日本驻南京防守司令部中将司令后宫适的口风。后宫曾是唐蟒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两人关系极为密切（后宫一两年前曾供职于东京帝国大本营任高参，参与最高层战略谋划）。说来也巧，周佛海正打算由担任伪中央军官训练团副团长的内弟杨惺华陪同去城西清凉山下唐公馆拜会唐蟒，梅机关的特务机关长中岛诚哉和宪兵司令柴山桢一郎却联袂而至，互致问候，在小客厅里宾主闲聊一阵后谈话转入正题，中岛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地说道：他和柴山接奉帝国大本营和军部的指示特来征求周佛海的意见。日本方面很希望能以一些亲善方式对重庆政府实行劝降，以减少连年战争对中国造成的严重损失。中岛说这话时神态阴郁，显得心事重重。他没再说一些“大东亚圣战必胜”之类的空话，而是主动提出帝国大本营有意调整对华战略，以蒋介石为唯一谈判对手，以求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方面有意在近日释放关押在上海、南京两地的一些国民党中高层军政人员及知名记者报人、律师等，以显示诚意。这些话对周佛海来说可是正中下怀。但他很老练，不露声色地倾听。接着他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日方的构想，表示他将在向汪主席汇报后就协助草拟出释放人员名单，供中岛、柴山两将军审核。柴山撇撇嘴，笑着说：“此事您处理就行啦，不必告诉汪兆铭先生。而且请注意严加保密，贵政府内只有您一人有权也有必要参与策划。帝国政府包括首相、外务省和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各位首脑对您可都是很信任的。”周佛海受宠若惊，甚为激动，起身欲向两日酋三鞠躬，被中岛拉住。他和柴山谈完正经事就匆匆告辞了。周佛海心中已有底了，感到事不宜迟，连夜拟出一份释放人员名单，共39人。其中多数人是名列三年前汪伪警察政治保卫署的通缉令之中的。周佛海又另加上李明扬、张公任等人的名字（因中统头子陈立夫、朱家骅近期也派人来南京再三相托，请能保释出来）。通过设在内弟杨惺华的位于复成新村7号官邸内的电台，以密电码向皖南屯溪三战区的军统办事处发报，请速代转呈重庆的戴笠局长。三天后，戴笠即回电，删去杨立中等三人名字，称据查这三人已叛变，不必保释，其余人员不改变云云。接下来周佛海又与中岛少将、柴山中将等日酋磋商，达成一致意见。获释后的蒋伯诚、吴开先、李明扬、马元放等人均甚感意外和惊喜。他们唯恐夜长梦多，再陷囹圄，纷纷取道辗转前往重庆或皖南屯溪。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后经其妻杨淑慧多方活动，陈情于蒋介石，力辩周佛海有罪亦有功，对抗战有所贡献。1947年3月终获特赦，改判无期徒刑，关入老虎桥中央监狱，生活上较受优待。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郁郁以终，终年51岁。（责任编辑：张英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