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闭幕第二天上午，习近平同志率政治局全体成员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讲话敦厚质朴，平实清亮，谆谆而直达人心。此中“夙夜在公”四个字，镶嵌在“与人民心心相印”的话语环境中，使听者顿然感悟到中国数千年来治国理政所尊崇的仁人之心。“夙夜在公”，在《诗经》的《采蘩》和《小星》中两次出现。年轻时读来并未特别在意，甚至以注疏者每有牵强或相互牴牾而索性不求甚解。后来渐生感悟是在20多年前写《周恩来的行政哲学》的时候。那时没有电脑打字，一位长期生活在法国的亲戚回国度假，慨然为我抄写部分书稿。抄到周恩来“戒慎恐惧”、“临事而惧”的行政心态一段，她直抒感慨，“在西方人眼里，像周恩来这样已不是常人，甚至不被看做正常人”。我知道她所说的正是西方人所称谓的“东方原罪感”。我在书里特别写到，“其实中国人重现世，并无先验性的‘原罪’意识。中国人是在相互依存的现世生活中，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相互体恤、相互慰藉的宝贵性，因而在管理者的心中，总是沉积着对于被管理者的更多的道德义务，怀着对被管理者的更多的忧虑”，即为“忧济元元”而“戒慎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当时我就对抄书人说，这是文化使然，历久弥深，如《诗经》里所说的“夙夜在公”，几近乎一种宗教情结式的心理皈依。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关于“轴心时代”的命题。他发现如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犹太先知等一大批思想家集中出现在公元前600-300年间，且出现在地球北纬30°左右的一条窄带上。这批思想家以各自的发现影响人类精神两千多年。此中，苏格拉底发现的是绝对的“理性”，孔丘发现的是至上的“仁心”，释迦牟尼发现的是终极的“无”。“仁”的构成是“人”和“二”，是非一己之个人的“众”，是相互关爱的整体精神，其核心价值取向是“仁者爱人”。西方文化图景并不缺乏“夙夜匪懈”的勤勉精神。包括如加尔文派的宗教行动主义哲学之中，不仅有勤勉劳作、刻苦经营，且兼有禁欲精神，但精神的落实乃在上帝面前的自我救赎。而中国文化图景中的“夙夜在公”，关键在于一个“公”字。在《诗经》所表达的实际生活的年代，“公”确有农耕共同体的实体性含义，而在战国及其后则主要表达着与一己之私相对峙的伦理价值含义。篆文中的“公”，由“厶”和“八”两部分构成。“厶”为“私”的本字，而“八”则为相背之义。超越一己之私而达于对他人、对共同体的整体关爱，即为“公”。也有解“八”为“相分”、“分与”的含义，如韩非《五蠹》中讲“分其厶与人为公”，倒也相近而可作一说。所以，“公”字之意，已承载着数千年来中国人的一种伦理情怀，甚至意味着一种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哲学精神。忧济元元而戒慎恐惧、夙夜匪懈，周恩来式的政治人格形象正是“夙夜在公”的楷模，并赋予其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个性。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日常理政固然追寻一种“肃肃夜征，夙夜在公”的勤政精神；而在政事改革之中，改革者同样既要有“其命维新”的担当，又必须有“夙夜在公”的政务境界。中国很大，人口众多，差别与矛盾极为复杂，故不可因循守旧，也不能“折腾”。“政之所行，在顺民心”。但“民心”各方，所异甚多，顾此失彼，终致错乱，所以必须十分讲究抱持对各方负责的胸怀，统筹兼顾，协调各方。这是一个根本方法，也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种近乎艺术化的政务境界。因此，中国改革者每每必须“夙夜在公”。西晋刘毅是带头向九品中正制发起改革冲击的政治人物。房玄龄奉太宗之命修《晋书》时，就评述刘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议切直，无所曲挠”。“无所曲挠”是改革者的抱负和骨气，“夙夜在公”则是中国改革者所特别需要的勤勉与审慎。与“夙夜在公”相近、相通的言辞，还有不少，如勤民听政、旰食宵衣、宵旰图治，乃至夙夜匪懈、握发吐哺等等。但习近平同志在这次记者见面会讲话中十分讲究地用了“夙夜在公”。他说：“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这段话，可使我们想起毛泽东1949年从西柏坡进京时自陈的“赶考”心态，以及邓小平晚年“我是人民的儿子”的政治自喻。这正是当下中国人民的期盼，也是中华民族政治血脉在新时代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