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制度是西方法治精神之源，对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雅典；民主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63-02
我们经常说起西方的民主和法治，但西方的民主和法治并非一日而成的。它是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发源，后历经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和专制统治，而在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要求民主、平等、自由时开花结果的。
古希腊城邦国家开始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这个时期。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主权国家[1] 。在古希腊的地理范围内曾存在着200多个城邦国家。因地理历史条件的不同，城邦的政权形式也呈现多样性，可分为专制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其中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制度意义重大，被认为是后世西方法治之源，同时也是西方在公法和法文化方面的分水岭。
雅典是一个境内多山、三面临海的国家，这种自然条件使得它适合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海上商业的发达促进了它的经济繁荣，并造就了一批富裕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公元前六七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经济地位得到提高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要求改变政治上无权的地位，与贵族分享权力。同时，贵族通过高利贷使得一部分农民沦为债务奴隶，而另一部分农民尽管抵押了自己的土地仍不能卸除债务负担。这样，形成了贵族与工商业者、贵族与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公元前594年，梭伦登上了雅典的历史舞台，开始了民主改革的序幕。梭伦之后，又有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继续推进民主改革，使得雅典的民主逐渐完善。其民主化进程可分为政治、司法、监督三个方面。
一、 稳定的公民队伍的形成
公民权是一个社会成员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身份资格，而稳定的公民队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梭伦改革之前，雅典的居民分为三部分：贵族、手工业者和农民，后两者构成平民阶层。当时只有能够自备武器从军的平民才享有公民权，可以参加公民大会，使得公民的比例相当小，另外由于贵族用高利贷对平民的剥削，是平民的地位也很不稳定，随时可能因为还不起债而沦为奴隶。针对这种情况，梭伦制定了债务解负令，宣布废除一切公私债务；因债务而抵押的土地归还原主，所有债务奴隶恢复人身自由，已卖往国外的由国家赎回，禁止一切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从而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并在此基础上，按年收入将全体雅典居民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全体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但只有前三个等级的公民才有被选举为国家官吏的权利。这样，使得平民不再可能沦为债务奴隶，并且赋予中下层平民以公民权，从而使稳定的公民群体初步形成。
同时，梭伦又提高了公民大会的地位，规定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都由公民大会讨论决定。此外在贵族议会外又设立四百人议事会，成员从前三等级公民中选任，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这就使公民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贵族议会的控制，并扩大了平民的政治权利，为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当选为首席执政官后，将改革进一步推进。他废除了梭伦改革之后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四个血缘部落，代之以十大地域部落，又将国家分为三十个区，内地、平原、沿海各十个，以抽签的方法把这些区分给各个地域部落，每个部落互不相连，只有在公民大会表决时才组织起来，通过这个办法削弱了以氏族为基础的贵族势力。而且，克里斯提尼许可若干外邦人和居留雅典的外籍奴隶加入雅典籍，增加了平民人数，进一步壮大了公民群体。
这时的公民大会已成为最高立法机关，每年至少召开十次，全体公民都可参加，享有平等的参政议政权利。并以500人议事会代替了400人议事会，500人议事会除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外，还负责执行公民大会的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另外还成立了“十将军委员会”来执掌雅典的最高军事权，十将军每年由公民大会从每个部落中各选一人组成，指挥权轮流执掌。通过这些措施，雅典已具备“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的特色，使得民主政治日趋巩固，雅典的民主制度到此定型。
公元前463年，伯里克利时期。这时根据法律，公民大会已成为最高国家权利机关，每隔10天召开一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均可参加，并享有提出建议和弹劾公职人员的权利；500人议事会仍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并监督国家行政部门的日常事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皆可为官吏”的口号下，公职向每一等级的公民开放，取消担任公职的财产限制，大部分官吏都抽签产生；为了有利于下层公民参与城邦管理而实行官职津贴制，形成了更为广泛的民主。
二、司法上，建立了陪审法庭
雅典民主发展同时也是司法民主化的过程。在雅典历史上，贵族议会曾是一个重要的司法机构。梭伦时期，最高审判权仍然掌握在贵族议会手中，但梭伦创设了陪审法庭，法官从各个等级的公民中选任，可以审理一般的案件。由此，普通公民也参与到司法审判中，贵族垄断司法权的局面被打破。
克里斯提尼时从各部落30岁以上的公民中选举若干陪审员组成陪审法院，凡遇重大案件，陪审法官参与调查，然后由陪审法院进行审判。陪审法院权利进一步扩大。
伯里克利创设了民主色彩更为浓厚的陪审法院，这时陪审员人数空前增加，每年按每部落选600人的原则抽签选出陪审员，负责审理各种主要案件，贵族议会仅行使涉及宗教事务的司法权，权力已大为削弱。
三、完善的监督机制的形成
雅典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与其较为完善的监督机制不可分离。他规定了官员任职前的资格审查制，如执政官任职前先由议事会审查其任职资格；卸任检察制，每个官员任职期满后，都有专人对其任职期间的活动和账目进行审查；信任投票制，是对官员任期内的考核；不法申诉制，是对公民的权利遭到侵害时的保护。其中最有特色的是“贝壳放逐法”，是克里斯提尼创立的，规定每个春季召开一次公民大会，先口头表决是否有要被放逐的人，如果有则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由公民在贝壳上写下他认为应被放逐者的名字，一旦某人得票超过六千片，即被放逐，须离开雅典十年。其目的在于防止阴谋夺取政权的僭主政变。 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公民广泛地行使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实现了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
四、启示
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对今天仍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当今反腐败是世界各国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腐败是权力的异化，是权力与私欲结合的产物。只要社会上还存在权力，就有权力腐败的可能性；而只要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没有消失，有私欲的产生就会使权利腐败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所以权力腐败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现象，从古至今没有哪个社会哪种制度没有腐败的。但为什么有的国家腐败的程度较低而有的国家腐败的程度就较高呢？为什么在同一国家里，一段历史时期腐败能够被有效地遏制而在另一时期腐败的蔓延却非常猖獗？
要回答这些问题，许多法学家从体制上对腐败的产生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腐败实质上是一个权力失衡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讲，任何公共权力都应有一个法律上的界限，超出这个界限就是权力的滥用，而权力又非常容易被滥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说：“一切有权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有权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个界限就是对权力滥用的制约、对权力平衡的保证。造成权力失衡的原因就是权力缺乏应有的制约。
而人们今天寻求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法治思想的萌芽，就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那时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中，以大量篇幅研究了国家的组织形式，开创了分权思想的先河。他对比了希腊上百个城邦国家，认为共和政体是最为理想、稳定的政治类型，其原因就在于它实行法治而非一人之治，而“法治优于人治”[2]。以后这些学说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所发展，形成了近代的“三权分立”学说、系统地形成了制约权力的法治思想。同样，人类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实践早在对权力进行制约的理论形成之前就开始了，并且逐渐形成了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权力对权力进行制约，另一种是以权利制约权力。这两种模式同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权力制约权力的法治模式在现代主要以“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为表现形式。而在古希腊时期，梭伦当选为首席执政官后，将国家政权分为五个部分：公民大会、400人议事会、执政官、陪审法庭和元老院。在梭伦设计的这种体制中，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主要在：公民大会虽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只有对提案的讨论权和决定权而没有提案权；议事会拥有提案权，但提案要经公民大会讨论决定，还要受法庭的制约；执政官虽有最高行政权力，但他们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并要受各方面的审查；陪审法庭为最高司法机关，但陪审法官必须每年从30岁以上的公民总抽签选出，每个案件有多名陪审员共同审理，且法律实施必须受元老院的监督；元老院是法律执行的监督机关，但其成员资格必须经陪审法院的审查认可。这种平行的权利之间的制约与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存在过的权力制约截然不同，中国古代权力之间是以上对下的绝对控制和以下对上的绝对服从为特征的，实际上是典型的人治。
而另一种法治模式：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它以公民权利作为制约和平衡国家权力的一种社会力量，其制约方向是自下而上的。它认为政府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在人民权利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政府公权力应受人民权利的约束。这种实践活动在古希腊时期表现为当时的公民大会作为一种直接民主形式，公民在公民大会上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权利，选举执政官、讨论国家事务。
也就是因为西方法治思想和法制实践，都始于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对后世的民主法治有着巨大贡献，所以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法治的摇篮。
参考文献：
[1]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G]//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70.
[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69.
[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