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面纹又称饕餮纹，是商周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之一，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饕餮是一种贪吃的野兽，《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其及身，以言报更也。”宋代金石学家将青铜器上表现了各种野兽及其头部的纹饰统称为饕餮纹。实际上它综合了多种动物的特征，通过艺术的夸张和抽象的手法，形成幻想中的怪兽，给人以神秘威严之感。最具特点的是兽目，炯炯有神，不怒自威。青铜器上的此类纹饰有多种组合，有的有首有身，有的有首无身，还有的无目有身等，这显然与古史记载的所谓“有首无身”的饕餮不符，所以我们觉得称为“兽面纹”更贴切，因为它指出了这种纹饰的构图形式。（图一）
商周时期，兽面纹神态生动，形状复杂多变，或似鹰、似凤，或像牛、像羊、像虎；或抽象，或写实，或简约，或粗犷，或变形，或分解。但是它的基本构图是以鼻梁为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着角、目、口、耳等，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子，左右展开的躯体或兽尾，少数简略式的没有兽的体部或尾部。所有兽面纹都是按照这一布局设计的，只有表现技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兽面纹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和陶器，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和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器物上均常见兽面纹。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则出现在夏代。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青铜器的制作才刚刚拉开序幕，属于我国青铜器艺术的初创时期，青铜器种类少，造型简单，器壁较薄，制作粗糙，纹饰较少。夏代青铜器的兽面纹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铜牌饰表面由许多形状不规则的绿松石镶嵌成兽面纹，双目圆凸，有明显的眼眶，鼻与身脊相通，两角上卷，有的身躯还饰有鳞状斑纹。整个兽面纹除了双眼外，其他部分抽象而不写实，它是已知青铜器上最早的兽面纹了（图二）。这种镶嵌的兽面纹与后来青铜器上的纹饰有很大区别，但是它开创了商周青铜器兽面纹的先河。
商代，兽面纹成为最常见的主题纹饰，往往构成青铜器全部装饰花纹的中心。商人十分崇敬鬼神，凡事必先占卜、询问鬼神的旨意。《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尊神、事神是商人社会思想的重要特点。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商人的国家大事，是人们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商人把兽面纹铸在用于祭祀的青铜器礼器上是借助其力量向神灵寻求保佑和庇护。这一时期的兽面纹神秘、生动，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和支配性的影响。
商代的兽面纹经历了由简单到繁缛、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
商代早期兽面纹作为器物的主纹，饰于器物的颈部和腹部，一般多呈带状分布，上下界以连珠纹，亦有上下加上一周回纹带作花边或无花边的。由于当时青铜铸造技术尚不发达，兽面纹比较简单，最简单的只有一对兽目，其他部分省略。一般情况是直鼻有翅，双目突出，为斜立鹰嘴形或椭方形，也有无目的。兽角不发达，也不大具体，较大的纹饰才可能看到角型的状态，常见的角型有两端内弯的“T”形、勾连云形、刀形等。嘴有裂口和闭口两种。身首连成一片，多以粗犷、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彼此之间界限不太容易确立。躯干为两层的，尾部像鱼尾上下歧出，岐尾是这一时期兽面纹特有的现象；躯干作三层的，尾端上层上卷，下面两层则仍做岐尾状。兽面纹多用凸起的阳线构成，纹路一般较宽，但也有纹路较窄和细线的。小器的纹饰很单调，大器的纹饰则显得复杂一些。有的兽面纹两旁有半个兽面纹或岐尾状装饰，这是商代晚期颇为流行的连体兽面纹两侧缀以目纹或夔纹的滥觞。这一时期兽面纹的特征是器壁很薄，纹饰为单层，没有底纹。（图三、图四、图五）
商代中期，青铜铸造技术进一步发展，器壁增厚，兽面纹比早期精细，神秘的气氛增加，但图案仍然是抽象的。这时期新出现的浮雕兽面纹，一般比较圆浑，不似商代晚期那样硬朗锐利。兽目突出，有的比例相当大，炯炯有神。以云雷纹衬底的复层兽面纹是这时期的特色，但兽面的主干和地纹区分不明显。纹饰很少用粗线条，多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头部和体躯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尾端上下弯曲分开。兽面纹两侧出现鸟纹配置，且如果兽面两侧配置有鸟纹，则兽的两尾是上卷的。纹饰线条有粗犷的和纤细的两类，有时同一件器物上两个图案各用不同线条构成。（图六）
商代晚期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高峰期，青铜器种类多，数量大，器壁厚，造型装饰华美，形成了层次分明、富丽繁缛而神秘的新风格。兽面纹施在器物的主要部位作为主题纹饰，占据了器面较大的空间，向通体满花的方向发展，且向立体多层装饰发展。兽面纹的主纹如脸颊、额顶、腿、爪、体躯和地纹则采取平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绝大多数都饰有地纹，即在兽面主纹的底部空白处刻上匀密纤细的云雷纹作为衬托。主纹浮雕现象很普遍，其上还饰以花纹，刻画精致的兽面纹，与细致、繁密的云雷纹相交织，构成繁丽诡秘的三重花纹。主纹刻画很清楚，具体而写实，它高高突起，与细密的地纹对比，产生强烈的反差，加之线条峻厉，给人以森严之感。不仅图案的组合呈现出繁缛之势，动物纹中动物的特性也被突出夸张，千变万化。各种角型十分丰富，也十分发达，这一时期流行的角型有内卷角、外卷角、曲折角、羊角、龙角、长颈鹿角等等。具有威慑形态的双角，更扩大了其所占有的位置，差不多占了横切面的一半，有的甚至为龙蛇的形状，构思极为怪异。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非常清晰，有的甚至以高高凸起的扉棱为鼻准线，一般晚期前段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将面部分成两半。兽目炯炯有神，内侧眼角无限扩大，前端下垂甚至弯曲成钩形。口部咧口阔大，口中兽牙则由锯齿状发展为上下交错的獠牙。这一时期的兽尾部上扬内卷或外卷，兽面两侧配置倒立的夔纹或鸟纹，大型器物上甚至出现了夔鸟组合配置。兽面纹繁丽，充满神秘气息。既有粗犷的风格，又有细致的刻画。其狰狞严峻之中，又透露出了几分质朴和善良，极富想象力的糅合了人面与兽面特征，充分体现了青铜器发展高峰期兽面纹的特征。（图七）
“周人尊礼尚施，敬鬼事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西周奉行“敬天保民”的思想，采取以礼治国安邦平天下。具有威慑作用的兽面纹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
政权的更替和政治制度的改变不会马上改变意识形态的东西，因此，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基本上继承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兽面纹在青铜器装饰花纹中仍占主导地位，构图多富变化。但写实性不如商代晚期，线条显得更加柔和。同时作为底纹的云雷纹减少，纹饰不那么繁缛，而显得疏朗。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出现了一种简朴式的风格，将兽面纹作为一条条纹带置于铜器口沿下，兽面纹的线条简洁洗练，地纹也往往被省略，这种风格的兽面纹多见于成康时期的青铜器上。昭王时期的青铜器又出现了极为华丽的兽面纹，器身通体饰兽面纹，以雷纹为地，兽面曲躯舞爪，主体如双角及躯干等部位增饰了很多齿状或钩状的精致花边，使纹样在庄严神秘中增添了几分富丽的气派，体现出这个时期的风尚。角型中牛角兽面纹明显增多，其他角形少见。这一时期新出现了一种长垂角的兽面纹，是商代晚期没有的，兽角宽大粗壮，从兽额向上，到达上栏，平折，然后向下，一直垂到下栏，尖端又钩曲上卷，占据了兽面的主要部位，这种兽面纹是西周早期特有的。（图八、图九）
西周中期青铜器制作更加成熟，青铜器造型设计和装饰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青铜装饰艺术由神秘诡异向质朴无华、简洁明快的方向发展，构图以连续式代替了传统的对称式，繁缛富丽的满身花纹向简洁明快的条带状花纹发展。兽面纹完全失去了往昔威严、神秘、雄踞器物中心的资格，逐步蜕化成为极为粗犷的变形兽面纹。整个兽面纹除了兽目可辨别外，兽面纹的躯体已经被分解变形，呈条带状，由一些毫无意义的横向或纵向的勾曲粗线条组成，不求形似，兽目蜕化成两个小圆圈，丧失了早期的神采，口、眉、爪子全部消失。只有极少数兽面纹虽然保留了早期兽面纹的式样，但变得简单，纹饰比较粗疏，有些变形，多不施雷纹地。（图十）
西周中晚期以后，复杂的兽面纹变得浑朴简小，由器物的主体退居到鼎、鬲等器物的足部，作为附饰，作为器身的纹饰几乎不见。（图十一）
至春秋晚期，在晋国铜器上出现了一些用盘绕的龙纹组成的兽面纹，但这是少量的。到了战国及以后，兽面纹除了作为器足上部的装饰外，仅见于一些铜器衔环的铺首上了。作为青铜器主纹的兽面纹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