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价值是人类在政治领域所显现的超然本性在精神与观念层面的凝结，必然带有某种应然与抽象的色彩，也与人们实然的政治生活保持某些距离，呈现出某种“底线性”和“共通性”特征。这也表明在人类社会中的确存在普世性政治价值。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政治价值就可以不分条件地被普世化。政治价值普世化是一种源于人类理性自负的理论冲动，它总是试图将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特定政治价值予以普遍化，不切实际地放大人类共性价值的存在范围，从而限制了多元价值的发展空间。实际上，当下中国学界的政治价值的普世化诉求只是对市场经济时代价值多元化困境的一种无奈回应，且其方法论基础也具有深刻的虚妄性。
关键词：政治价值普世化；普遍主义；市场经济；良政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1－0162－05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也日益呈现出巨大变化，由此生发出的政治价值普世化问题也就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从总体上看，人们的争论集中于政治价值普世化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上。对此，本文拟从政治价值普世化的方法论视角谈谈我们的理解，以求教大方。
一、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与普世化：一对需要甄别的概念
伯克说过，人是“信仰”动物，实际上，这里的信仰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就是政治价值。因此，政治价值是人类在政治领域所显现的超然本性在精神与观念层面的凝结，必然就会带有某种应然和抽象的形而上色彩，也会和人们现实的政治生活保持某种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普世性的政治价值是指那些处处时时都一样地正确、合理、有效的政治价值，也就是说，不管社会政治生活是什么样的，它们的政治价值都是一致的。从应然的角度看，诸如人的权利、人的价值尊严、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不分民族、宗教、文化的差别而为人类所应该享有的价值；从实然的角度看，随着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全球扩展，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确实也在逐渐被东方国家所接受，即使还有为自己的统治利益抵制这些价值观的政权，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这样的政治价值才是可以被普世化的。当然，人们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其本质涵义。
第一，从“底线性价值”上理解。人类社会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所面临的挑战的相似性(如建立市场经济这一共同时代课题)，会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应对模式的相似性。与此相关，在政治价值层面也会形成具有一定共性的价值认同。对于这一点，即使是鼓吹价值多元论的伯林也不得不承认“相当重要的价值观……会成为公认最低的限度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在谋求自己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会在社会凝聚和认同的获取、社会秩序的规范与维护等方面，形成一些“底线性价值”，而这些底线性价值即是某种价值的共同原则，它最终能够达成的根本依据就在于这些价值、原则与规范在功能和内涵上构成了人类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最基本需要，能够成为人类在面临类似挑战时可以汲取的价值源泉和精神动力。人类政治与道德实践也表明，人类在一般情况下总是更愿意接受政治价值一元论的生活方式。换言之，政治价值一元论比起价值多元论更具魅力，因为“无需强调的事实是，一元论以及对单一标准的信仰，无论对于理智还是对于情绪，常常被证明是个深刻的满足之源”，它支持着人的一种对于至善的期望，满足了人类内心至深无比、无法根除的一种形而上学冲动，迎合了人类对确定性的内心诉求，引导人类不断将思维的兴奋点转向对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
第二，从价值共通性上理解。如果说，人类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总会面临某种类似性的挑战，那这种类似性恰恰确证了价值具有某种共通性，比如政治价值共识即是如此。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市场经济是我们所面对的共同挑战和无奈选择。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所带来的冲击，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以民族国家整合来提供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统一市场；二是市场经济一旦建立后，反过来又会要求对以整合形态出现的国家权力形成有力制约。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高度整合与集中的国家权力反过来会破坏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基本条件。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权力悖论”，一种市场经济与国家权力之间复杂的关系，即市场经济对于国家权力集中与制约的双重规定，它们形成了一种现代政治对权力集中和对集中权力进行制约的悖论性诉求。可以说，应对这样的冲击是所有转型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也是近现代以来的政治价值表现出某种“共通性”的原因。
但是，承认人类社会中存在着有效应对时代挑战的某些普世性政治价值并不意味着政治价值就可以不分条件地被普世化。政治价值普世化是一种源于人类理性自负的理论冲动，它总是试图将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特定政治价值予以普遍化，不切实际地放大人类共性价值的存在范围，从而限制了多元价值的发展空间。实际情况是复杂的。一方面，拥有价值共通性是一回事，人类在整体性发展进程中能不能采取“共通性”的行动又是另一回事。通过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考察，我们发现，由于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权力结构、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市场经济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的运作方式，以及人们对自己所面临挑战的不同认识，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每个转型社会在摸索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时代挑战方面，一定会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一定会形成形形色色的应对方式，从而构建起各具特点的政治价值观念和原则。这种人类在面临共同挑战时所激发出来的应战模式的多样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价值的特殊性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性展示，它与人类政治生活中所提炼出来的某些“共识性”政治价值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负相关性的关系。这就说明，政治价值的普世化诉求更多的是对市场经济时代价值多元化困境的一种无奈回应，在实践中也是难以实现的。
二、普遍主义：政治价值普世化的方法论考察
政治价值普世化的缺陷性还根源于构成它的方法论基础带有深刻的虚妄性。哈耶克在谈到道德伦理这类价值规范的形成时，就曾特别强调它们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因而把一个社会的价值规范体系看成是人们从“不变公理”出发加以演绎推理而成的东西，而不把它们看成是一套只有从功能、筛选与演进的角度才能去解释与理解的对象，不过是人类理性“自负”的结果。这就是哈耶克口诛笔伐的弥漫于近现代的“建构理性主义”。其实，哈耶克的“建构理性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充斥了虚妄性的价值普世化理念。换言之，即便从哈耶克的意义上确证，政治价值普世化的基础恰恰就是普遍主义方法论。
(一)何谓普遍主义方法论?
在学术界，普遍主义这一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普遍主义被理解为一种“价值普遍主义”。而在广义上，普遍主义则被理解为“文化普遍主义”。前者被一些学者称为“弱意义”上的普遍 主义，而后者则是一种“强意义”上的普遍主义。本文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普遍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普遍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是和一元论的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点，伯林早就指出，一元论实际上就是理性主义的极端形式，它是以对普遍性的追求为己任，认为理性所把握的东西是超验的，是不以时空为转移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表现在方法论上就是普遍主义，也就是喜欢从不变的、抽象的对象(上帝、自然、人性、理性、科学等)出发，超越时空地思考问题，并总会从这种思考中发现这样或那样有着确定、永恒、不变特征的抽象原则来。
在普遍主义看来，现实世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不过是这些抽象原则的具体展现或者“外化”。如果说人类还谈得上有点主动性的话，那就应该尽最大努力按这些抽象原则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去塑造由这些抽象原则规定的理想生活。因此这种与理性主义一元论结合在一起的普遍主义方法必然将某种特定的价值体系及其背后的“价值预设”定于一尊，认为它们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变本质基础上的。由此看来，普遍主义必然要去强调它所发现的本质的绝对性、确定性甚至神圣性，以及建立在不变本质基础之上的政治价值体系的正义性和不可移易性，必然会走向“伦理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因此，典型的普遍主义有着“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特征，是一种力图追求着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有着对于事物“本质”与“真理”进行不懈追求与证明的理论冲动。
按普遍主义方法来建构政治价值体系，首先就是预设关于良善政治生活的公理性价值前提，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对预设性公理前提进行逻辑演绎，从而对政治目标、政治秩序等如何达至良善形成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政治信念”。其次以已确立的政治信念为核心形成在逻辑上能自圆其说的相应“政治理念”，再由政治理念出发，建构一套直接能指导和规范政治制度与实践的政治原则。而在普遍主义方法论影响下建构起来的将某些政治价值普世化倾向，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随处可见。它既是人类积久成习的、寻求确定性的“爱智”逻辑使然，也是对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事物发展规律与共性进行探索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也有着自己的功能合理性，尤其是在特定时代里，政治价值被普世化，它会为特定社会提供信仰、信心、认同、合法性和行动能力，为可能的社会走向现实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对于政治价值体系的普遍主义建构方法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积极意义，我们不能漠视。因为它毕竟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共性，并在政治价值层面上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底线性价值”。
(二)普遍主义方法论之虚妄性
任何事物都会过犹而不及，普遍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其虚妄性也不可忽视，对此应作必要反思。在我们看来，普遍主义建构方法的虚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普遍主义超越时空地考虑问题，喜好从不变的、抽象的前提(如人性、上帝等)出发，通过逻辑演绎推导出某些超越时空的、不变的、普适的抽象原则，用虚构的确定性替代现实中的不确定性，当计算与现实不相吻合时，他们认为错在室外的现实而不在脑子里的计算。因此，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改造前者以适应后者。所以它必然地与某种一元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也必然地表现为某种教条主义。它会把人类历史上在特定时期对付特定时代挑战所形成的某些政治价值看成是一种不可变通、不可更改的绝对价值，并以此规范整个人类社会。这种做法一方面降低了自己应变的灵活性，使其建构的政治价值体系在环境逼迫下不得不进行自我调节时，自己坚持的内在统一性与一元性被破坏。另一方面，普遍主义建构方法将特定政治价值体系一元化、真理化、绝对化之后，使这套价值体系既脱离了自己产生的历史，也脱离了自己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奉行这种政治价值体系的社会在政治上追求“真理”与“善”的过程中，不可能去倾听不同的声音，直面一个社会有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不可能尊重在政治价值问题上的其他选择。这种属于“理性主义政治”的做法，最后一定会本末倒置地把生活世界的第一性，转换成为特定抽象原则或特定意识形态的第一性，将人与生活世界变成抽象原则与意识形态的祭品。历史上被伯克认为是极具浓厚地域色彩的英国保守主义在脱胎之际，便被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学家赋予了抽象性的普遍主义外衣，从而丧失了自己“保守”的本质，而这种被赋予了普遍性的自由主义在被法国引进的过程中，又再一次被强化和扩张性放大，沉迷于对自由和权利等政治价值所具有的抽象性、绝对性和神圣性的陶醉之中，并成为欧洲带给世界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它所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
其次，普遍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有序的统一体，世界的发展是符合普遍法则，而科学或理性的任务，就是通过理性活动去发现这样的秩序和法则，认为从原则上对任何一个真实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而别的答案都是错误的，最终和谐、完美的答案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普遍主义方法与理性主义一元论具有天然联系，这种必然会导致对所有问题只有唯一正确答案的价值一元论，会使得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中无法回避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诸神之争”，很容易将人类政治生活拖入必须决一胜负的、意识形态间的“善恶较量”中去。既然政治价值是唯一的，而要实现某种政治价值，就必须要借助于国家权力，因此，不同“唯一性”的政治价值之间只能是零博弈，在各种政治价值旗号下的政治权力搏杀，涂炭的只是无辜的生灵。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频繁的利益变更一旦与这种“善恶较量”挂钩，会反过来导致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冲突的加剧和强化，从而直接威胁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政治环境。因此，市场经济会放大普遍主义所具有的这一内在缺陷，使后者根本无法满足前者对利益调节方式所提出的灵活性与“权宜性”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普遍主义与理性主义一元论的联姻，使得理性享受了对恶的绝对豁免，这也就为那些自认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人，借理性之名对社会和大众实施的压迫和奴役提供了借口和合法性证明，让一切不宽容和专制成为合理，使得通往自由之路成为通往奴役之路，使得人间天堂成为人间地狱。
最后，普遍主义方法会无限放大政治“普世价值”存在的合理范围，反过来便必然会限制多元价值、多元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上文我们已经谈到，在人类社会中，人们大都会在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在公共生活的组织、社会凝聚和认同的获取、社会秩序的规范与维护等方面，形成一些“底线性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反对狭义上的“普世价值”的说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社会生存环境和人们应对挑战的复杂性、人类组织方式的多样性、人类认识与解释世界方式的开放性，那些能够贯穿于所有人类社会的“底线价值”毕竟是很有限的、原则性的甚至仅仅是“态度性的”。而普遍主义则忽略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开放性和 多元性，把一些具有时代性、集团性和个别性的共同价值混同于狭义上的普世价值，将某些具体价值强行普世化。这样做的结果不可能不将很多具体的价值体系选择绝对化，从而忽略了对这些价值体系选择得以产生的背景的认识，降低了人们在价值与文化方面多元探索的积极性，增加了盲目地、机械地移植政治价值体系的风险。
总之，这种建构方式反映的也许是人类在“孩提时期对确定感的渴求，或者原始时代对绝对价值的渴望”，它力图“确保我们的价值在某个目的的天国中获得永恒与稳固”的做法，虽然可以理解，但它产生的总体结果却使政治价值体系建构走向对意识形态政治的追求，从而背离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所提出的迫切要求。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政治价值：基于方法论的考虑
政治价值究竟是普遍还是特殊，实际上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讲，政治价值是政治系统的核心，它也同样构成政治制度的灵魂。政治的良善与否与政治价值的契合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的共生与互动是一个社会成功转型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在人类“祛魅”的过程中，让“理性”取代了“上帝”，成为人类生活的又一个主宰。人类在技术进步的怂恿下迷失了自己，误以为人类理性无所不能。凭藉无往而不胜的理性自负，人类试图在为自己建造“通天塔”，把一些具体的政治价值抽象为普遍法则来规划复杂的人类社会，并为人类未来勾勒迷幻的理想蓝图，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这样的一种理性自负实际上自柏拉图以来，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孜孜不倦的求索并成为现当代一些思想家所批判的焦点。
从实践上看，社会转型与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都必然要面对和妥善解决的历史性任务。“早发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后发国家”认真地加以总结、分析与借鉴。但由于现代化历史进程跨越数百年，至今还在进行中，因此，“早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的早期社会转型尝试与后期社会转型实践，往往会面对很不一样的生态背景、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在面临社会转型时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认知范式有时会有很大的差异，表现在政治价值层面上就是具有国别性和特殊性。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于政治价值的特殊性的把握，要避免走向相对主义，不能滑向对任何共性要求的否定，形成对人类社会生存需要的“底线价值”、“底线秩序”的挑战，从而对社会造成结构性与根基性的伤害。在人类历史上，体现着历史主义方法论精神的“否定一切价值”以及与传统做“最彻底决裂”的思想体系及其实践，以及当前涌动的否定、解构一切的后现代思潮，总是动摇着人类社会生活延续与发展的根基，冲击人类文明的底线，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震撼人心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也带来了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强调这一点，只是要说明我们不能忽视人类政治发展中所形成的一些共性。因为人类社会之不同于其他生物界，是在于人类有理性认知能力，在面临同样的社会转型及市场经济的挑战时，也就比较容易认同一些具有共性的政治价值。虽然这些具有共性的政治价值所处的语境不尽相同，但并不妨碍这些具有共性的政治价值会共同构筑起一个时代，乃至人类不容侵犯的规范原则，一些支撑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底线性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批判普遍主义认知范式的基础上，应当承认某些政治价值具有普世性，它们构成人类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
依我们今天的时代来看，世界已经在科学、技术与市场的推动下打破了原先存在的隔绝与疏离，市场经济带动下的社会急剧变革本身构成了具有时代共性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时代，政治生活迈向多元宽容、有限政治与政教分离便成为我们必须尊重的“底线价值”，而如何保证一个多元社会在利益纷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达成各政治行为主体间的和平共处，也成为社会公共权力必须全力以赴去加以维护的“底线秩序”。离开对这些底线价值与底线秩序的维护，一个社会在市场经济时代便不可能有效地应对面临的挑战，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联系到中国当前实际，一度拒绝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千回百转之后不得不面对“早发”现代化国家在转型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一市场经济。虽然在面临挑战的具体性方面会很不同，我们当然需要根据自己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价值话语体系去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但是对“先发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成功范本所呈现出的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价值同样也不能盲目拒绝。尊重这些政治价值的“一”，也就是尊重人类文明的传承，才能为自己的发展提供某种导向，从而也才能发展出独具个性的自己的政治价值。
责任编辑：陈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