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去过南京的人都有同感：南京是一个文艺城市。在这里，无论是建筑、园林，还是商场、旅馆，甚至包括市民的生活方式，都锲刻着明显的文化印记。 位于秦淮河畔、石头城下、拥有百年历史的南京艺术学院注定成为这个文艺城市中最为亮丽的风景之一。自1912年画家刘海粟约同画友创办学院至今，这所学院秉承了优秀的文化传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以蔡元培提出的“闳约深美”为办学理念，以刘海粟提出的“不息变动”为办学精神，陶甄了一代代优秀的艺术人才。
在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邹建平，应邀与记者就南京艺术学院的未来发展，以及整个国家艺术教育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
发挥综合优势打通学科隔阂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一位典型的学术性院长，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您怎样看待这种“身兼数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之间是一种促进，还是一种消耗？
邹建平（以下简称邹）：如果说有消耗的话，主要是时间上的消耗。承担更多的工作意味着必须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它做好。但是也有促进，这主要是空间上的促进，例如事业的空间扩大了，有利于学校发展的社会资源空间拓宽了，对社会的了解也更加深入了。相较于时间上的消耗，空间上的促进更加重要。
记：您担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之后，除了对以往南京艺术学院优良传统的继承之外，还进行了哪些新的探索？
邹：南京艺术学院是一所具有百年办学历史的老校，作为现任院长，我的前任们给我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因此我是幸运的一位。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也能把更多的经验和财富留给我的后任。
1918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作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上海美专的董事会主席，为学校题写了“闳约深美”的校训，其中的“闳约”，有“博学约取”之意，即在广博的知识、宽厚的基础上凝练提高。
艺术教育往往容易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训练，这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应该注重人文综合素质的涵养和滋润。马友友是一位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哈佛大学时读的是人类学专业。小提琴演奏家薛伟教授在谈到留学经历时，曾感叹美国音乐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之高，并认为自己的专业提高受此影响巨大。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学生既要有良好的专业技能，也要具备较全面的人文素质。
南艺有很多的学生社团，其中文学社和英语社这两个社团的成立仪式我是亲自参加的，并常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我还帮社团联系了省内一些知名的作家、诗人和同学们一起探讨交流文学创作；在我的提议下，学校设立了面向全校师生的文学作品奖评选，现在已连续举办了4届，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其中一些还被省内某些知名文学期刊登载，在校内，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学刊物《艺海刊》；去年开始，我从省内的“985”“211”高校聘请了一批人文通识课程的专家教授来校开设选修课，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的课程在网上挂出来以后，引起学生选课的“哄抢”，反响热烈。
这些做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学生在立足专业的基础上能尽量“博”一些。最近几年，南艺学生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但专业对口就业率并不高。如果一个学生具有良好的整体素质，走上社会后，就更容易适应社会的需要，发挥自己的才华。
记：您是否介意把自己50多年的人生分为几个发展阶段？请总结一下您这几个阶段的“得”与“失”。
邹：我的人生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5年到1976年，是我从出生到上大学前的阶段。小学三年级时，“文革”就开始了，学习的环境不是很好，自己也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中学毕业，我回到家乡无锡后考入当地的戏校，毕业后进剧团工作了几年。这为我日后的专业学习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1977年到1996年，是我专业发展的成长期和成熟期。这期间，我先后在南艺音乐系作曲专业学习了3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了2年，又读了3年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公派赴美留学近2年。这个阶段也是我作为一位大学教师和作曲家从起步到成熟的阶段。在此期间，我成功举办了个人民乐新作品音乐会，在中国传统民乐中融入了很多创新的技法，在业内得到了一致好评，作品也多次在国家和省内创作比赛中获奖。我还创作了大量影视音乐、舞蹈音乐和声乐作品，并为内地和港台的多家音像公司制作了几十张音乐CD，成为了省内一位活跃的作曲家。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7年到现在。1993年，我开始担任南艺音乐系副主任，作为学院的一名中层干部，行政工作和专业创作基本上可以兼顾。1997年起，我担任了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从那时起，我不再仅仅是一名作曲家和教师，而是一位高等院校的管理者，对我来说，这是一次身份角色的重大转变，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讲“得”与“失”的话，我认为，失去的东西可能会从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得到的东西也可能是以失去作为代价。作为一位学校的管理者，我的人生重心不再是个人的专业发展，但能为学校的事业发展做点事，能为南艺万名师生的专业发展提供服务，这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次应该珍视的宝贵经历。因此我想说，这个世界上，“得”就是“失”，“失”就是“得”。
记：您最感谢的人有哪几位？
邹：首先是我的父母。我能成为一位艺术工作者，与家庭的艺术熏陶和启蒙是分不开的。我父母不是从事艺术专业的，但他们都是艺术爱好者。我的父亲是一位书法爱好者，从我上小学起，就教我学书法，我临摹的第一份帖子就是《汉全碑》隶书字帖。我的母亲特别喜欢音乐，她年轻时在单位的业余越剧演出中饰演《梁祝》里的祝英台，她对音乐的感觉非常好。我的身体里流着他们的血，继承了他们的艺术基因，才会有现在的一切。
其次，我最感谢的是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尽管我自己也已经是一名教授、博导，但在老师面前我依然感觉自己还是一名学生，即使是现在遇到把握不准的问题，我依然会向我的老师求教。只要这些老师还在，我觉得自己仍是个学生，在他们跟前，仍有一种依赖感。
记：南京艺术学院有哪些特色？这些特色与您的管理有什么联系？
邹：综合性应该是南京艺术学院最显著的特色，我们是一所综合性艺术院校，与单科性艺术院校相比，我们的学科更多样、专业更齐全。这就意味着在人才培养方面，可以更“博”一点。我们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与本专业相关的姊妹学科，这些专业、学科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交叉和促进。
我担任院长之后，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发挥南艺的综合优势，通过打通不同学科间的隔阂，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艺术养分”。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既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也能拥有一定的艺术视野和人文底蕴，最终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艺术人才。
记：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教育工作者，您认为最应具备哪些素质？
邹：首先是要在相关领域具有一段完整的专业学习和专业实践的经历，也就是在专业上从入门到精通，从初学到成熟的经历。具有了这些经历，才能发现专业学习中的问题，也才能知道这些问题如何解决。站在讲台上，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信服，而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来自实践中的经历和这些经历中的感悟。
其次，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要明白“功夫在诗外”的意思，除了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有良好的人格修养，要理解“教书育人”的真正内涵。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强调的是先“传道”，再“传知”。所谓“传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育人”。我们要求南艺的老师不但要教给学生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操守和道德修养。对学生而言，这将使其受益终身。
倡导错位思维强调广博精深
记：3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江苏“十二五”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强调“要注重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教育人民、引导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总书记对江苏的文化建设寄予厚望，您怎么看待南京艺术学院在江苏文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和担负的使命？您作为院长，有哪些长远思考？
邹：作为江苏省唯一一所综合性高等艺术院校，南京艺术学院一直把投身江苏文化建设、服务江苏“文化强省”战略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江苏的文化发展中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南艺不但是江苏高层次、专业化艺术人才培养的“丰收地”，也成为了繁荣艺术创作的“高产田”。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积极推动了艺术与产业的结合，使学校更好地融入到了文化产业发展之中。
我认为在今后的文化发展繁荣中，南艺还应该做好两方面的事情。一是高雅艺术的创作和普及。随着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文化产品逐渐丰富，内容和层次也日益多样，但高雅艺术的创作、普及还很不到位，推动高雅艺术的发展是南艺的责任，也是南艺的优势。南艺在服务文化发展中应采取“错位思维”，用我们的长处，去补上文化发展的“短腿”。
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传承。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是高校的四项基本功能。相较于其他院校，艺术院校在文化传承方面理应承担更多责任。这几年，我们先后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物鉴赏与修复等专业，我们想通过开展更多的研究，培养更多的人才，让南艺在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记：现在很多艺术院校在如何处理“博”与“专”的关系上无所适从，南京艺术学院在这方面有哪些做法？
邹：2000年，南京艺术学院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试行了学分制改革，2004年后在全校进行推广。学分制的实行既是我们对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模式向大众化模式发展的应对，也是对南艺“闳约”办学理念中强调“广博”与“精深”相统一精神的继承与贯彻。
实行学分制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切身感受到艺术院校确实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两者应该互相兼顾，相互联系。过分强调“专”不行，太强调“博”也是不可取的。很多艺术专业是技能型的，如果只强调“博”，一些尖子就很难脱颖而出，这不利于拔尖型人才的培养。因此，经过几轮调整，南艺现在对全校的学分制实行了分类指导。对技能性比较强的专业，从录取考试的标准，到进校后的学分制课程设置，乃至毕业汇报等方面都与非技能性专业有所区别，目的是使学生在专业上能够进一步深入。
另外，学校还试行了“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目前已在舞蹈表演和音乐表演专业实施。从招生开始，对特别优秀的学生作为拔尖生招收，入校后采取针对拔尖学生的教育方式。
这样一来，我们在大的层面上，采用学分制，达到“博”的目的，其中又在技能型强的专业中选取特别优秀的学生进行专门的培养。用这种方法，使“博”与“专”能够相结合。
记：在全国八大综合性艺术院校中，南京艺术学院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走在了前列，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邹：在八校当中，南艺的历史比较悠久，因而学科建设较早，学术底蕴和人才积淀也厚重些。去年，南艺的艺术学一级学科被评为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我们又一举获得了艺术学门类下全部5个一级学科的博、硕士授予权；今年，学院的5个一级学科全部被列为江苏省“十二五”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但在我看来，全国8所综合性艺术高校正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各校在不少领域中都有很多好的、值得学习的做法和经验。每年全国8所省属艺术院校都会召开交流协作会议，到现在已经开了十几年。通过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在一起介绍经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记：南京艺术学院取得了很多成就，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您对南京艺术学院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期待？
邹：我对未来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才的期待，我所说的人才分为两种。一种是学科专业方面的领军型、拔尖型人才，这是南艺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另一类就是管理人才。大学是个小社会，需要人来管理，需要人来服务。现在国内的高校动辄上万人，有的甚至好几万人，要让这么多人在一起井井有条地工作、学习、研究、生活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这对学校的管理者和他的管理团队来说无疑是一个考验。我期待能有更多优秀的管理人才进入南艺各级管理层，也期待今后我的接班人能带领南艺走向新的高度。
打造文化展台建设艺术基地
记：中国艺术教育是否存在地域差异？如果有，这种差异是怎么形成的？
邹：地域差异是存在的，这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是在艺术风格方面存在的差异。比如西北与江南地区在艺术风格上都有各自显著的地域特点。不仅艺术，文学等其他文化艺术门类都有这种差异，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文化艺术百花齐放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的差异体现在艺术环境上。文化艺术毕竟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制约。艺术环境包括艺术氛围、艺术市场、艺术品位、对艺术教育产品的需求和艺术教育资源的供给等诸多内容。这种区别和影响存在于很多方面。
记：您认为中国艺术教育目前是否理性？是否正常？
邹：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交由市场来回答，不管每年有多少人报考艺术院校，艺术院校每年培养了多少艺术人才，只要就业市场能够容纳得下，消化得了，就可以认为是理性的。如果情况相反，市场也会起到调节的作用，我相信这只无形的手是非常有力的，它会让人逐渐趋向理性。
我想说的是，不管外部环境怎么样，艺术教育的从业者应该始终保持理性。一方面是对市场的需求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市场需要多少人才，需要怎样的人才和什么专业的人才，只有知道这些，才能在人才培养方式和学科专业设置上做出科学合理的调整；另一方面，要对学校自身的资源状况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因为报考艺术院校的人多了，就盲目扩大招生规模，而忽视了学校的内涵发展，必须要对学校教育资源的状况、可承载学生的数量等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把学生招进来，就要让他们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能因为一味追求“批量生产”，而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
记：您认为艺术教育应当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邹：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去年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这不但体现了党中央高度的文化自觉，也凸显了文化在当前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文化发展人才是支撑，文化繁荣人才是关键，文化人才从哪里来？艺术教育尤其是高等艺术教育是一条重要也是主要的途径。因此，对国家的文化发展而言，艺术教育无疑是水之源、木之根。
除此以外，我认为在目前对艺术教育的发展定位上，要处理好培养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活跃的文化消费市场，艺术教育不只要培养文化的生产者，还要担负起向人民群众传播先进文化、高雅文化的使命。近些年，我们一直倡导教师和学生带着优秀的艺术展演作品走出“象牙塔”，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让大家了解高雅文化、喜爱高雅文化。希望通过此举把南艺打造成展示先进文化的展台，普及高雅艺术的基地。这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促进国际文化间的交流都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责任编辑：鞠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