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卫・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着力分析了全球化时代时空的变化，从政治经济批判入手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新自由主义体制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进行了批判。哈维以其独特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的空间批判理论对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启示。
关键词：空间生产；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空间批判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2－０057－０5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继承和发展了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新自由主义体制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形成过程，以及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相适应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实质，揭示了资本的空间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及其困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空间批判理论。科学地认识和评判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的得失，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起始于列斐伏尔。列斐伏尔在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最早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他认为，空间生产不是指在空间内部的物质生产，不是将空间仅仅当作是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也就是说，以往我们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划倾向于空间的规划，列斐伏尔将这种空间的重组看成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他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列斐伏尔由此得出了“资本主义是通过空间生产而生存下来”的结论，但他并没有具体阐释空间的生产是如何帮助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哈维继承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思想资源，但他并没有沿着列斐伏尔较为抽象的空间理论走下去，而是立足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由资本主义开拓的全球化空间，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批判入手，分析当代空间构型的生产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从而具体解释为什么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以及它是如何发挥这种重要作用的。
哈维的空间生产批判是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展开的。他首先肯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揭示了资本运动的规律。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自我增值，资本家受利益驱使，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终必然产生资本的过度积累危机。过度积累危机是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种危机最典型的特征是资本和劳动盈余，缺乏赢利机会。如何处理对剩余的占有和应用是资本主义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哈维指出，资本主义是通过时间和空间转移来解决资本过度积累问题的。具体说，“特定地域系统的过度积累意味着该地域出现了劳动盈余和资本盈余。这种盈余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得到吸收：（a）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b）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c）在某种程度上将（a）与（b）结合起来”①。哈维认为，通过时间转移方式吸收盈余资本和劳动具有很大局限性。这是因为，在资本的初级循环（直接的生产与消费领域）中产生的盈余资本和劳动虽然可以通过资本的二级循环（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等）和资本的三级循环（直接以生产为导向的科研与开发或技能培训；教育和卫生保健）得以吸收，但资本在二、三级循环中也会出现过度积累问题，即基础设施和教育系统的容纳能力都出现饱和，资产将会在二、三级循环中自动终止贬值。解决由二、三级循环引发的危机的办法就在于开拓新空间，实现资本的空间转移，“空间”发挥着转嫁危机和深化资本积累的双重作用。因此，空间关系的生产和重置即使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危机，至少也推迟了危机的产生。“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的无限扩张性与自我突破性，资本主义发现自己有能力淡化自己一个世纪以来的内部种种矛盾的手段：占有空间并生产空间。”②
资本主义的生产为了不断开辟积累的新空间，不得不在保存原有建筑环境中投资的资本价值和破坏这些建筑以开拓更大积累空间之间进行两难选择。哈维把这种资本积累活动形象地描述为：“资本主义永远试图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地理学景观（物质基础设施这些嵌入在国土中的固定资本）来便利其行为；而在另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又不得不将这一地理学景观破坏，并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景观，以此适应其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因此，创造性破坏的历史被写入了资本积累真实的历史地理学景观之中。”③ 基于追求利润的本性，资本主义总是会不停歇地缩短资本周转时间，消除资本周转空间障碍，从而不断建立起新的空间生产关系。哈维针对资本积累内部矛盾的危机倾向，提出了时间空间修复理论。这一理论为我们分析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资本的动态积累如何以矛盾的方式塑造了当代空间构型。
哈维指出，资本积累在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拓展资本权力结构，塑造同质化全球空间的同时，亦使全球空间呈现多样性发展，充满了对立和矛盾。他将这种多样化发展方式称之为“不平衡地理发展”。那么，不平衡地理发展缘何会发生呢？哈维认为，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积累体制是产生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根本原因。因为受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竞争所驱使，个体资本家总是寻求在空间结构中获取竞争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等），从而资本总是被推动着向那些低成本或高利润的空间位置转移。正是由于空间生产的重要性，使得资本家利用空间战略来创造和保护他们的垄断权力，控制关键战略位置或资源丰富的地区成为重要武器。全球范围内资本的自由流动使资本的空间修复唾手可得。在此基础上，资本迅速积累形成了新的独立的地区积累中心，随之，作为积累中心的地区又再次进行联合并围绕逐渐减少的赢利机会进行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形态不平衡地嵌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际和地区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从而产生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然而，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通过竞争获取利润而带来空间推动力的趋势不断遭遇阻碍，这样就出现了当前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实践。哈维认为，剥夺性积累是新帝国主义的实质性所在。所谓“剥夺性积累”就是“以极低的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④。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操纵和国家再分配等手段，一方面为廉价资产的释放以吸收剩余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投入到了最薄弱和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造成的后果是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资产、劳动力、资源能源等都遭到了掠夺和破坏。而这一以资产阶级获利和牺牲劳工阶层的利益为代价的新帝国主义行径势必会引起全球的反抗斗争。因此，资本的空间修复将越来越面临没有更多的可供修复的空间而日渐失灵，资本的地理扩张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资本已逐步走向了自己的界限。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⑤
二
随着资本全球空间生产的不断扩大深化和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主流话语的确立与演变，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新秩序下种种社会现实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愈益突出。哈维从空间视域对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及其后果展开了分析。在哈维看来，所谓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⑥。基于追求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政治理想，新自由主义一直自称自己是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危机，治疗资本主义制度疾病的方案。然而在哈维看来，事实却并非如此。
哈维从如下两方面论述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第一，新自由主义虽然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但由于它本质上仍然是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积累体制，它的主要目的是确保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资本积累创造便利条件，因此决定了它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恢复和重建统治精英的阶级权力的事业。“所以，我们可以将新自由主义化理解为一项乌托邦计划――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或将其解释为一项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⑦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精英权力，而并非它所标榜的追求全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第二，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呈现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过程。随着流动而开放的贸易体系的建立，国家、地区或城市之间的区域竞争变得日益重要，新自由主义的总体进程因此借助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机制得到了极大推动。在全球层次日益加速的资本积累对空间的争夺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理论干预下，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动荡加剧，使得某些地区可以惊人地发展，代价则由其他地区承担。“这一不平衡的新自由主义化的复杂历史中，一个持续的事实就是普遍存在一种趋势：扩大社会不平等，并使社会中最不幸的成员越来越受边缘化的悲惨命运。”⑧
新自由主义引发的毁灭性后果有三个方面：第一，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实质性成就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通过“剥夺性积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剥夺性积累”一方面在国内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和国家再分配等手段将财富和收入集中到少数统治精英阶层手中；另一方面在国外还极力主张将剥夺性积累作为一种解决方案与世界不同地区周期性的以掠夺为目的的资产贬值相结合，从而给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原材料、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等都遭到了掠夺和破坏。第二，新自由主义把一切都商品化了。新自由主义假定市场可以对资源配置做出最优决策，相当于假定了任何事物原则上都可以被作为商品来对待。哈维着重分析了在新自由主义安排下，劳动力作为商品所导致的社会混乱。由于新自由主义采取的是灵活资本积累体制，为了使劳动力资本实现最大程度的灵活性，资本家更偏爱于短期合同，这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就被建立起来。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对工人来说实际上只可能是一种看不见的恩惠，因为短期合同所造成的周期性工作的不稳定，社会保障的缺乏使劳工阶层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第三，新自由主义实践造成了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掠夺。哈维指出，在自然资源开采问题上，同样是来自于短期合同的压力，生产者要在合同期内尽可能地攫取一切资源，而不会考虑生态可持续性发展问题。而在能源利用问题上，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消费主义继续鼓励高度耗费能源的城市向近郊和远郊扩张。由于新自由主义坚持私有化，使得在环境保护方面很难建立起全球协议，因此新自由主义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上只能是软弱无力。
当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说明，新自由主义权力制度正依靠暴力、掠夺性积累、帝国主义活动等行径在地理上扩张至全球，而不计社会、生态、政治上的后果。因此，新自由主义在自身内部繁衍出大规模的对抗性文化。这种对抗性文化反对的不是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谴责和反抗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并没能兑现实现所有人幸福的承诺。哈维对新自由主义政治规划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新自由主义相信自由商品市场和自由资本市场包含了能给全人类带来自由和幸福的所有必备因素，这一点已经被证明是完全不可能的”⑨。他认为，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社会状况，新自由主义将继续一种建立在剥夺性积累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很难采取措施来阻止当前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急剧扩大的不平衡发展。
三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现代性是密切相关的。现代性所倡导的科学对自然的支配，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思维方式使人们从神话、宗教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带来了科学的突破、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而，在知识和生产标准化的各种条件之下，“现代主义逐渐丧失了它作为一种相对于反动的、传统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性矫正方法的吸引力。它已经成为了企业力量、文化帝国主义的运用工具”⑩。同时，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一些灾难性的破坏也同时出现。特别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现状粉碎了这种乐观主义，使人们对“线性进步、绝对真理和社会秩序的理性规划”的信念提出质疑，开始反抗现代主义。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各种反文化和反现代主义的运动逐渐活跃和流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的话语的强烈怀疑。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最突显和流行的文化特征，西方著名学者纷纷对后现代主义作出了理论上的回应，如哈贝马斯从捍卫启蒙理性出发去批判后现代主义，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魏尔默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妥协和放弃抵抗等等。与大多数学者从哲学和文化批判的视角入手来审视和批判后现代主义不同，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建立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对文化变迁的考察中，他一方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向，注重从生产方式的转变去寻找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又从“时空压缩”的独特角度来揭示人们体验时空方式的改变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开辟了一条批判后现代主义的独特道路。
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考察，哈维发现，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福特主义转向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模式。哈维以1973年为界，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划分为“福特主义”和“灵活积累体制”。“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创于1914年，以集中化的大规模社会生产和相对固定的资本积累体制为主要特征，哈维称其为一种“刚性”积累模式。在战后繁荣时期，福特主义通过空间和时间进行资本转移很好地解决了资本过度积累问题。但由于福特主义自身固有的缺陷，使得资本主义只有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结果就是财政边缘政策和巨大的通货膨胀浪潮，最终破坏了资本积累，导致了从1968年开始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应对危机就必须探索新的生产方式，一种更加富有弹性和灵活性的生产体制――灵活积累就在这种情境中产生了。按照哈维的看法，“灵活积累”，“标志着与福特主义的刻板的直接对抗。它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作为其特征的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首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11}。由于这种新的积累模式依靠弹性灵活的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来进行小批量生产满足了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从而规避了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僵化和刻板。
哈维认为，资本积累模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生产体制，更代表着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资本积累模式的变迁则意味着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生活的方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藉由新的时间和空间形式为中介来实现的，哈维将其称之为“时空压缩”。具体来说，一方面，伴随着更复杂、更柔性的灵活积累模式，生产技术、消费与政治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周转速度不断加快，使人们感受到时间的压缩；另一方面，商品、劳动力和服务通过空间而实现的迅速流动使空间障碍几近消失，也使人们产生了“空间压缩”之感。时间维度的粉碎和空间障碍的崩溃使“最近这20年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它对政治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的和破坏性的影响”{12}。后现代主义正是伴随着这种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而出现的。哈维断言，“1972年前后以来，文化实践与政治――经济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剧烈变化。这种剧烈变化与我们体验空间和时间的新的主导方式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的崛起、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的方式出现，与资本主义体制中新一轮的‘时空压缩’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13}。既然灵活积累体制凸显的是资本的灵活流动，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必然突出的是现代生活的新颖、转瞬即逝、短暂、变动不居和偶然意外等特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拒斥和抨击是否意味着与现代主义的彻底决裂呢？哈维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不同，他强调在一个为了获利的生产仍然是经济生活的基本组织原则的社会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的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14}。因此，虽然生产方式和积累体制发生了变迁和转变，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发生改变，后现代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延续，它和现代主义都是同一个资本主义深层运动过程的反映。
以哈贝马斯、詹姆逊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体上都是站在一种哲学或文化批判的立场来看待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分野。例如，哈贝马斯明确提出现代性的启蒙并未完成，必须坚持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义精神，现在需要加以拒绝的不是现代性，而是作为保守主义之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同利奥塔等后现代理论家们的“元叙事”问题的论战中，他力图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人类解放的理想{15}，并进一步提出了建立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的学说。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转型的结果，已经丧失了现代主义在美学上和政治上的颠覆性，是一种被驯化了的现代主义，丧失了批判的锋芒{16}。与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走的文化批判、知识批判路径不同，在对后现代问题的认识和评价上，哈维试图走一条社会――经济分析与批判的道路。他首先肯定了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历史状况，而不是一系列与社会经济政治实践无关的空洞观念。正是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经历的生产方式的改变，资本积累的变迁，以及由时空压缩塑造的新的时间与空间形式，影响到人们对时空的体验，这一系列的社会巨变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存在的基础。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去中心性、差异性、瞬间变异性、不确定性等等确实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后现代主义所关注和提出的问题都与人类的生存及命运紧密相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是，哈维对后现代主义仍持批判态度，他批评后现代主义过分强调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和问题，而没有正视现代启蒙理性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成就。而且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的批评和指责往往浮于表面现象，没有关注到社会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现实和全球权力的环境。哈维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后现代理论需要面对的是它的思想根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转化”{17}。灵活积累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规划都要求建构一种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大众文化，满足分化的消费主义和个人自由至上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就应然而生。正是由于哈维能够从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转变所引发的新时空体验入手来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实质，使得哈维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相比更加深刻，也更能切中要害。
四、结论
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不仅仅停留于理论批判层面，而且积极寻求替代性方案，他的理论最终指向仍是探求全球政治解放。当下的时局表明，无论是个人生活层面上反抗物化的斗争，还是在全球层次上争取公正与和平的运动，都很难直接从日益宏大和新奇的后现代激进政治中获得理论指导。相反，在变得日益流动的资本空间中，哈维发现由全球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使彻底地集合各种特殊利益来争取反对普遍物化和资本统治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可能。因此，哈维重申乌托邦传统，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的动力角度将空间生产视为一种构造性要素，以此发展解放政治学”{18}。虽然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是否代表着一条有效的道路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但对于在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探索出一条朝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道路，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为我们演示了从空间视角出发来守护、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案例。哈维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洞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实质，探讨了空间在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显然，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视角贴切时代趋势，无论从空间传统上、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独特理解上，还是从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推进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一方法论的变革上，对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③④⑨［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9、83、121、162页。
② H.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ison� Busby, 1976, pp.70-71.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394页。
⑥⑦⑧［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136页。
⑩{11}{12}{13}{14} 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89, p.37, p.171, p.284, p.vii, p.124.
{15}{16}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93-296、313-315页。
{17} G・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18} D. Harvey,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Rethinking Marxism, 1995, Vol.8, pp.1-17.
作者简介：张佳，女，1981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讲师，湖北武汉 430073。
（责任编辑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