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状况与党内民主状况密切相关。党内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同样需要党内民主。今后党内民主的主要内容是确保党员的权利，尤其是要通过票决制来体现这些权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为党内民主的深化，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奠定了最深刻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内民主；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５２－０４
中国共产党９０年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将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之中。但是，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会有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将是由进一步深化的党内民主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内民主不仅可以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可以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避免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失误，从而保证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需要党内民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结合起来，其落脚点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之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因为它是科学，科学对于现实是有用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需要它。
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实际需要是实现现代化，具体说就是推翻反动统治，实现国强民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就是为此而诞生的，它的宗旨符合了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实现这样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必须要求中国共产党集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的智慧，调动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是集中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的智慧，调动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积极性的根本方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它必然要发展壮大。如果没有民主，或者民主不充分，党就不可能发展壮大，即使发展壮大了也会萎缩，甚至消亡。因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集中了中华民族的精英。集中了中华民族精英的党，其组织和运作离不开民主。如果党内缺乏民主，势必会导致党员离心离德，甚至组织分裂，最终削弱党的战斗力。特别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８０００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党，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责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须臾也不能没有党内民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是一致的，两者内在地结合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既然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离不开党内民主，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能离开党内民主。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状况与党内民主状况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凡是党内民主状况好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取得积极的成果；凡是党内民主状况不好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遭受挫折。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其萌芽、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与党内民主的完善紧密相关。在党的幼年时期，党内民主也处于萌芽阶段，还很不完善。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到了紧急的关头，党中央应该断然采取措施，停止以往的错误政策，但是，在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尽管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人对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提出了批评，陈独秀却仍然错误地坚持二次革命论，拒绝改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和统一战线理论没能结合已经改变了的中国革命的现实。
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左”倾教条主义实行专断独裁，完全破坏了党内民主。他们在理论上不顾中国的实际，把坚持本本主义当做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家长制作风的另一个典型，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大搞独断专行，声称自己奉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破坏集体领导，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革命的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在军事上制定和执行了一套错误的政策，机械地推行脱离实际的政治路线“城市中心论”。与此同时，他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对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干部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调和主义”等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民主政治生活遭受破坏，让“左”倾机会主义政策畅通无阻，影响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最终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此时，不仅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得不到贯彻，毛泽东本人也被排挤出了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挫折。
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２０年间，毛泽东思想成熟了，而这期间也是党内民主最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１９３８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做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武器。”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党内民主作了建党以来最为全面系统的阐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党内民主原则。他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国家，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如果不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这些论述表明，党对党内民主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在此期间，在制度和机制上，党内民主建设也有很大进展。除了落实民主集中制以外，延安整风还丰富和发展了党内民主生活的具体形式，比如创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形式。七大党章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使党内民主的主体――党员有了行使民主权利的法规保证。正是在这种民主氛围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并引领了中国革命的胜利。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决定对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而且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１９５７年后，党内民主遭到了破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遭受了第二次重大挫折。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骄傲了，他违反了自己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干扰，民主少了，集中多了，并且变成了集权甚至专权。对于党内与他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了政治上打倒的办法。显然这种做法与党内民主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他晚年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有“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这个理论本身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从而也在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神。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同样需要党内民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侧重点不同而已，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同样需要党内民主。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代发展同进步”，党的理论不能落后于时代发展，要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反映时代发展特征、把握时代发展规律、揭示时代发展趋势、引领时代发展方向。那么，当今时代发展的特征、规律、趋势和方向是什么呢？把握住了这几个问题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同样需要党内民主。
人类早已告别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流。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最典型的特征。全球化包含了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多元化这样几个具体内容。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由市场根据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其前提是市场主体是平等、自由和理性的，所以马克思说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而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在资本主义时代发展为广泛的社会化的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代替了封建主义的专制，社会成员由君主统治下的臣民转化成了平等的公民，尽管这种自由和平等还是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这说明人类从资本主义就开始了政治的民主化潮流，而今已经达到了席卷全球的程度。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是一个共生的过程，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同时，人类文化也呈现出了更加多元化的趋势。文化的多元化本来就是人类文明丰富多彩的体现。由于以往历史、地域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人类文化早就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民族意识、个人意识和价值观日益觉醒，文化的这种多元化趋势也日益明显了。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人民群众学习、理解、运用的过程，是人民群众掌握并运用理论来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是人民群众自我解放的过程。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在中国而言，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就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业。凡是与人民大众相关的事情就离不开民主，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都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必然要求。
当前中国人民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自我解放和发展，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但是，人民群众学习、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需要群众自身的积极主动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民主为前提。特别是在当前价值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有了很大的自由选择权，原先那种完全依赖“灌输”的方式已经不合适宜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在地需要人民民主。既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人民民主，那么引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有广泛的党内民主。因为，一方面党内民主可以为人民民主起示范和榜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最为根本的，只有广泛而深刻的党内民主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复杂艰巨而且长期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集中全党的智慧，调动全党的积极性，而惟有充分的党内民主才能集中全党的智慧，调动全党的积极性。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什么样的党内民主以及实现党内民主的可行性
党内民主的深化是一个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内容。在当今世界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必须丰富党内民主形式，使党内民主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党内民主的状况是检验中国共产党成熟性和先进性的一个标志。
党内民主是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依照党章规定一律平等地享有直接或间接决定党内事务的最终权利。党内民主的核心是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内民主的目的是确保广大党员民主意愿的实现，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它的本质是要使党员成为党内事务的主人。要实现上述目的，需要有党内民主的文化，党员的民主素质，但关键是要有可操作的民主制度和机制，所以邓小平讲要使民主制度化也包括了党内民主的制度化。
尽管中国共产党有了有目共睹的党内民主，但是党内民主文化的氛围依然不够，党员的民主素养有待提高。党内民主文化氛围的缺失和党员民主素养不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虽然当时经历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价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在强大反动势力的威胁下，特别是在血雨腥风的残酷战争时期，为了安全，党内生活不可能完全民主化。另外，中国共产党深受共产国际和原苏联共产党的影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听命于它，而苏联共产党本身，尤其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缺乏民主的传统。这几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共产党内部缺乏民主文化氛围，党员包括一些党的领袖的民主素养不高。所以，尽管有毛泽东，也包括陈独秀等人曾经认识到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并力图从制度和机制上完善党内民主，但是效果仍然不理想，在某些时期显得十分脆弱，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文革”这样破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灾难。
与党内民主文化和党员民主素养相比较，党内民主制度和机制更为重要。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的优良传统，今天应该继续发扬，但是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否得到彻底地贯彻和落实关键是要使这二者程序化和制度化，而这二者程序化和制度化的体现就是以制度来保证每一个党员的权利，即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尤其是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权利，具体说就是在重大问题和重大决策上实行票决制。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民主作风中最具有生命力的内容，是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维护党内团结统一、创新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法宝。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工作作风，而且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恩格斯１８８９年在致格・特里尔的信中就说：“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发扬党内民主，实行党内监督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之一。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积极作用无须多言。但是能否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却有赖于民主的外部环境。如果没有良好的民主环境和制度保障，对别人的批评会导致打击报复，自我批评则可能成为别人手中的辫子，这在我们的党史中屡见不鲜。同样民主集中制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也是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但是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特别是当单独强调民主或单独强调集中成为某些人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时，如果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程序，那就很难真正体现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其结果必然是以民主之名破坏党的团结，阻挠正确决策，或者是以集中之名行个人专断之实，在党史上以后者居多，教训也更深刻。在上述情况下，为了真正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落实民主集中制，贯彻好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干部制度，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监督，或者说票决制就成为关键措施。这样通过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就保障了党内民主的实现，当然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与保障党内民主本身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统一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要求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尤其是要使党员的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通过票决的方式体现出来，而不仅仅是流于原则的规定。
党务公开是实现党内民主的根本前提。党内民主权利的基础在于党员拥有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如果党内充满着封闭性，普通党员只有听命服从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就做不到党内民主。只有党务公开，增加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才能真正实现党内民主。
我们要把那些迫切需要又能够公开的党务率先公开。如：提前公开各级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草案，广泛征求党代表、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公开党内职务空缺情况与选任条件，吸引和激发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热情；公开被查处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情况，促进党内监督；公开党费收支情况，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等等。
普遍参与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基础。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党章规定的直接或通过代表间接地处理党内所有事务其中包括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这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基础。要建立健全党内参与的体制机制，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党员的参与权，如：建立制度，保证党员普遍参与各级党代表的提名推荐工作，参与党的各级干部的民主推荐提名工作，参与党纪党规的制订和监督执行，等等。
民主选举是实现党内民主的主要形式。民主选举是民主制度的关键，是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行使民主权利和表达自己意志的重要形式。选举是党内民主的重要标志，只有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拓宽党内民主渠道，扩大党员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真正落实党员的表决权和选举权，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创造严肃认真、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体现普遍、平等、公开、秘密投票等原则，制订并实行科学、有效、精细的选举程序和选举方法，积极推行差额选举并强化选举的功能，普遍推进党内选举。如：差额选举各级党委委员；党员直接选举最基层的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的委员、书记，并提高公推直选的层级；扩大党员或党代表提名的候选人比例；建立健全候选人和党员、党代表的沟通表达渠道，支持和鼓励候选人介绍自己和自己的承诺；开展党内竞选；等等。
党内监督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保证。加强党内监督，是党内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形式，也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保证。要严格执行《党内监督条例》，保障党员的监督权。如：完善党代会制度，扩大党代表常任制试点，发挥党代表的监督作用；改善纪委系统双重领导体制，进一步增强纪委监督的有效性；加强党内信访工作，保障基层党员的监督权；等等。
我们党进一步深化党内民主具有极强的可行性。进一步深化党内民主是时代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比过去有更加充分的条件。之所以能够进一步深化党内民主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党吸取了以前缺乏党内民主造成了重大损失的深刻教训，另一方面是因为党内专断等不民主现象日益失去社会基础，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代替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且也使落后的农业小生产方式转化为了商品生产。因为专制独裁，也包括党内不民主的最深刻的社会基础就是小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论述法国小农的生产方式是路易・波拿巴上台的社会基础时，深刻地指出：法国小农“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虽然原先的小农生产被集体化的农业生产所代替，但是几千年来小农生产所积淀下来的专制文化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也必然影响着党内生活。这也说明了在前苏联和我国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会出现个人崇拜现象。
我们相信，有了充分的党内民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责任编辑 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