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5日到20日，两周内，YouTube视频网站上《Kony 2012》的点击量已经飙升到8335万次，这还没算上其他主流视频网站及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上的病毒式传播。
一部长约半小时的纪录片，让“约瑟夫・康尼”（Joseph Kony）这个名字以燎原之势曝“红”网络，任何明星都望尘莫及，只不过前者出的是恶名。掀起此次“扬名”行动的美国民间非营利组织“看不见的孩子”（Invisible Children）希望，通过互联网的力量使人们一致行动，支持美国政府对乌干达政府军的技术援助，力争在今年年内将“犯下诸多反人权罪行、国际刑事法庭的头号通缉犯”――乌干达圣主反抗军（LRA）头子康尼绳之以法。
这是人道主义传播史上第一次，一个非政府组织借助传统渠道以外的手段获得上亿人的关注。然而，就在不少网民“含泪转发”的同时，《Kony 2012》及其幕后推手也受到了来自西面八方的质疑，其中不乏乌干达本地人。
《Kony 2012》究竟是唤起了正义审判的使命感，还是用煽情的方式误导了观众？
谁是康尼
影片是以一个婴儿的出生为开头的，那是影片制作者、“看不见的孩子”联合创始人杰森・拉塞尔（Jason Russell）的儿子加文（Gavin）。在影片中，刚学会走路的加文多次出现，其不加掩饰的童真可爱打动着观众。由己及彼，32岁的拉塞尔把人们带入了另一个不幸孩子的故事：雅各布（Jacob）。
2003年3月，还是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学生的拉塞尔，与好友博比・贝利、拉伦・珀尔到非洲旅行。他们带着摄像机，从肯尼亚游历到达尔富尔。4月的一天，他们抵达北乌干达的小镇古卢（Gulu）。时值乌干达政府军与LRA交战的混乱期，拉塞尔在一个脏乱的地下室，看到数百名孩子交叠而睡，身无遮盖，震惊不已。
一个叫雅各布的孩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个13岁的男孩曾被康尼领导的圣主反抗军绑走，充入童子军。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哥哥因逃跑不成而被叛军割喉杀害。
拉塞尔由此知道了康尼――自1986年起此人领导的LRA绑架强迫超过3万名儿童为其战斗，青年男孩子被迫成为士兵，并且被强迫杀死他们的父母，年轻的女孩们被强迫成为性奴。20多年间，超过200万人因此流离失所。2005年，康尼被国际刑事法庭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33项罪名，但至今不知所踪。
在那个昏暗的地下室里，面对万念俱灰的雅各布，拉塞尔以保证的方式安慰道：“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阻止康尼！”
回到美国后，2004年7月，拉塞尔和伙伴成立了非营利组织“看不见的孩子”，总部位于圣地亚哥。2005年，“看不见的孩子”在乌干达古卢镇展开援助工作，比如建立预警电台，开办学校，甚至试图发展一些小型工厂以创造就业。
拉塞尔希望美国政府也能做点什么，但是一些政客告诉他们，除非“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遭受威胁”，否则不会参与此事。
不甘心的拉塞尔将当年的旅行拍摄素材剪辑出一部纪录片，放到网上。他希望用草根的呼唤和力量，游说政府议员，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终于，2011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命令，派遣100名军事顾问，协助乌干达军队保护北部、抓捕康尼。
拉塞尔似乎看到了9年前那个承诺兑现的可能。他希望，在今年的4月20日，把活动声势推向高潮。于是，就有了《Kony 2012》在网络上的病毒式传播。视频中，他向刚学会走路的儿子解释：康尼是个“坏人”，他把孩子们从父母身边夺走，给他们枪，让他们去杀人，所以要抓住他，阻止他继续作恶。他向镜头外的观众呼吁：4月20日这一天，大家一起行动起来，让康尼的照片和名字遍布世界，无所遁形。
登上“看不见的孩子”网站，明确地指示会教你怎么做：给脱口秀女王奥普拉、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歌手Lady Gaga、女星安吉利娜・朱莉等名人留言，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扩大传播；向前总统小布什、前国务卿赖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政要表达诉求，推动政策的贯彻。另外，你可以捐30美元购买一个工具包，里面有手链和主题海报，供行动日当天使用。
“请别误导！”
《Kony 2012》让一部分人心生同情的同时，也让一部分人莫名愤怒。
就在该视频在中国被热议的头两天，记者询问了南非一位电视媒体朋友，问她怎么看待这样的行动。岂料她说：“什么《Kony 2012》？我不知道啊？”隔了两天，她终于看了这段视频，发来邮件说：“事实上，很多非洲人根本不在乎美国人怎么去想非洲的坏蛋――所以这个视频在这里并不火热，连记者们也不太清楚。乌干达已经没有战争，康尼也早就不活跃了。再退一步讲，康尼是非洲人，所以应该由当事国来决定他应该受到怎样的审判，而不是欧洲人或美国人来施加影响。”
作为当事国的乌干达又怎么看？视频上线后，乌干达政府发布了官方的声明称，“对于一切治理与推广和让更多人意识到圣主抵抗军暴行的活动表示欢迎”。不过2006年LRA就已被驱逐出乌干达国境，目前势力弱化到不足300人。同时北乌干达地区也开始进行有秩序的重建，现状并非像视频中那样悲惨。而当视频在北乌干达地区公映时，愤怒的阿乔利人认为，外国人只不过是在“兜售”他们的苦难而已。
一个土生土长的乌干达女孩在看了《Kony 2012》后立马上传了一段反击视频：“我觉得这整个儿就是胡扯！”“我们遇到过的恐怖威胁早就不是LRA，而是基地组织！”女孩儿问，“为什么‘康尼’现在突然又火起来了？既然康尼不在乌干达，也有传言说他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美国军人来这里‘制止康尼’？”让她不满的是，她生活中的人都不曾讨论过康尼，而这个视频却把乌干达的生活描绘得水深火热像个地域。
女孩继续质疑，“看不见的孩子”每年能收到1300万美元的捐款，但只有31%的捐款被用于实地援助项目。大部分的钱花在了电影制作、差旅费用、员工工资和付给华盛顿的议员游说者的“专业服务费”上。
乌干达记者Rosebell Kagumire则说，“我看到一个局外人试图成为拯救非洲孩子的英雄。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类似故事，许多名人来到索马里，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我想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引起政策变化的有头脑的行动，而不是一个非常感性的、让人流泪的故事。”
有学者把类似于《Kony 2012》的运动现象称为“蜂巢心理”以及“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视频中树立的权威、公众人物的表态、社交媒体同龄人的态度让人产生“蜂巢心理”（即从众），一起加入这“真善美”的行动；但其实这种动动鼠标、发发短信、戴戴手环的低投入，看起来做了很多，实际上并没有创造出多少价值，华而不实。
TMS Ruge说，“看不见的孩子”可能初衷是好的，但是没有把非洲人加入对话，他们只讲了故事的一部分，却埋没了其余内容。并不是说“看不见的孩子”所做的事情无关要紧，也不是说康尼不该受到审判。只是推动者并非以非洲自主的角度出发，反而把非洲人塑造成不能发声、没有能力改变现状的人，这实在是一种令人厌嫌的白人救世主情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去殖民化进程中，西方援助机构往往体现出“家长作风”。
香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中心的研究学者Miklos Sukosd博士告诉记者：“病毒式传播中，人们的动机是将认为重要的材料传递开去。这段视频的动机也类似：分享并强化这种信念。但许多在乌干达的人不喜欢这段视频，因为它所展现的是这个国家过时的负面形象。病毒式传播的确是引起大家讨论的不错渠道，但我们应该知道现在乌干达正发生着什么？制作者应该在视频或网站中添加有关讨论的链接。”
所以，复杂的问题并不是像拉塞尔跟3岁儿子解释的那样，可以简单归结为“好”和“坏”的。如Rosebell Kagumire所说，一些西方NGO工作的相似点，想要解决贫穷、受迫者的问题，却没有真正问一下当事人他们需要什么。正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希望和绝望》一书的作者Michael Deibert说：“被《Kony 2012》视频感动的人们如果真的想帮助非洲，他们必须开始了解非洲，并支持他们的努力。这是他们的斗争，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国家，不是我们的。非洲人必须在他们的国度里自己书写他们的未来。我们不能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