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点还差10分钟，赫姆科・万・达尔整了整黑色的西服，随手理了一下胸前的金日成像章，这个荷兰中年人的工作每天从这一刻开始了。 在此之前3个小时，他还穿着一件印有英国潜水艇字样的黑色T恤在和记者闲聊。达尔把工作与休闲分得很清楚，工作的时候肯定要着正装，而且一定会别上有着特殊意义的金日成像章。
“一走进海棠花的大门，就是进入了朝鲜，进入了平壤。”达尔是“阿姆斯特丹平壤海棠花餐馆”的老板，也是为数不多能够戴上金日成像章的欧洲人。他颇有些自豪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能够把金日成像章别在胸前的欧洲人超不过两位数，“阿姆斯特丹平壤海棠花餐馆”有两个这样的人，另外一位就是他的商业合伙人赫灵曼・雷姆科。
正是达尔与他的合伙人把“海棠花”引入阿姆斯特丹，欧洲首家朝鲜餐馆就此诞生。
5次去朝鲜
赫姆科・万・达尔与他的合伙人去过5次朝鲜，他们感觉自己看到的朝鲜与西方媒体描述的朝鲜完全不一样。于是他们产生了把“真实”的朝鲜介绍给阿姆斯特丹、给荷兰、给欧洲的想法。
朝鲜餐馆只是达尔“介绍朝鲜”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西方的媒体总是用有色眼镜去观察朝鲜，报纸上的报道往往都是负面的，他们对正面的东西根本不感兴趣。我们去过朝鲜5次，看到的东西与报纸上完全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建立一个朝鲜文化中心，朝鲜餐馆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达尔想用美味的朝鲜料理吸引欧洲人，然后让他们通过文化中心的绢画、照片、书籍、报纸了解一个不同于西方媒体描绘的朝鲜。
两年半之前，对于当时还在印刷厂工作的达尔来说，朝鲜同样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家。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对朝鲜的了解仅限于报纸、电视，内心充满着去看一看的冲动。我们通过联系旅行社，办理好去朝鲜的手续。当我第一次踏上朝鲜领土的时候，强烈的文化差异扑面而来。”
第一次仅局限于平壤一地的旅行，并没有满足达尔的好奇心。很快，他再度申请去朝鲜旅游。“我总是觉得看得不够，希望了解得更多一点。一年之后，我们开始了第二次朝鲜之行。”
达尔的第二次朝鲜之行，不再是走马观花，“我们不断地和导游沟通，和他们交流。不只是白天，晚上也在一起聊个没够。”
两次朝鲜之行，达尔和他的合伙人有了在阿姆斯特丹开设朝鲜文化中心的想法。“回来之后，我们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商业计划书。其中有文化中心，有朝鲜餐馆。随后，我们交给了与朝鲜有联系的旅行社，让他们帮助我们联系。”
达尔很快就得到了来自朝鲜政府的肯定答复。
荷兰当地媒体报道说，“海棠花”在全球各地布局，离不开朝鲜政府的财政支持。但是达尔声明，阿姆斯特丹的“海棠花”绝对没有得到过类似的支持，他也没有因为开店向朝鲜政府支付过任何费用。
自2009年朝鲜第二次核试验以后，欧盟就开始对朝鲜实行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冻结相关朝鲜官员在欧盟的资产并禁止其进入欧盟国家，冻结朝鲜实体在欧盟的资产。
“我需要付的，就是员工的工资，其中包括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食宿，仅此而已。”达尔说。
从北京海棠花餐厅找人
由于繁琐的签证手续与过长的等待时间，朝鲜方面最初让达尔尝试着在当地解决人手问题。两位荷兰商人于是便开始在荷兰的韩国社区内寻找厨师与服务员，他们甚至把招工广告贴到了韩国餐馆。
达尔把招工广告拿给韩国餐馆老板看。“韩国餐馆的老板看过之后，都很吃惊。不过，他们没有反对，反倒很支持。他们都说，朝鲜餐馆的广告一定会引人瞩目。”
引人瞩目的招工广告效果却很一般，达尔的招工计划就此落空了。事后他解释说：“在荷兰的韩国人，不愿意从事餐饮业，他们都喜欢到大公司发展。即便是去餐馆打工，对于他们来说，去朝鲜餐馆也是很敏感的事情。”
遭受当地招募员工失败挫折的达尔，不久便与位于瑞士伯尔尼的朝鲜驻瑞士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后者将“北京平壤海棠花餐馆”介绍给了达尔。就此，达尔的计划走上了正轨。
2010年11月底，“北京平壤海棠花餐馆”电复达尔：一切都没有问题。4个月之后，达尔期待的朝鲜厨师与服务员开始在北京待命，等待通往阿姆斯特丹的“通行证”。
剩下的工作都交给了达尔和他的合伙人。他们特地聘请了专职律师，帮助申请工作签证等相关手续。2011年12月底，韩明姬等一行9人踏上了阿姆斯特丹的土地，正式开始筹备“海棠花”开张。
从达尔踏上朝鲜的土地，有了开朝鲜餐馆的想法，到韩明姬等人踏上了阿姆斯特丹的土地，正式开始筹备“海棠花”开张，整整耗时两年半。
在这两年半时间里，朝鲜驻瑞士大使馆给了达尔很多的帮助。“负责在西欧事务的朝鲜驻瑞士大使馆对我们的计划很支持，他们都很热情。他们还为我们特别组织了电影展，其中一场电影便是《阿里郎》。”达尔说。
达尔曾经想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开餐馆。但是因为时间周期拖得太长，原来选好的地方被别人租了，就只能选在西郊的奥斯多普小镇。旅居阿姆斯特丹20余年的日本侨民坪田隆次，在朋友的推荐之下来“海棠花”就餐，问了三次路才找对地方。
他们喜欢集体行动
2012年1月28日，“阿姆斯特丹平壤海棠花餐馆”开始了试营业，9名工作人员都是朝鲜人，包括总经理韩明姬和4名厨师。
朝鲜人从北京带来了美味的朝鲜食品，还带来了许多介绍朝鲜的绢画、图书、报纸、光盘。2011年12月底甫一抵达阿姆斯特丹，他们便开始着手布置餐厅，争取实现达尔“进餐厅便等于进入平壤”的目标。韩明姬他们布置了三天，“海棠花”初具模样。
阿姆斯特丹对他们来说，似乎只局限于奥斯多普小镇，驻地、餐馆“两点一线”的生活与北京的日子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依旧沿用北京海棠花的管理模式，一切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在北京生活了15年的韩明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是朝鲜方面的负责人。她和崔善英、韩诚心等来到阿姆斯特丹之后感到的唯一差别是：当地的气候与北京不一样，比较潮湿。
达尔为员工安排的住处在阿姆斯特丹城西宾馆，距离餐馆步行不到一分钟。韩明姬对此感到很满意：“走着就能到餐馆，很方便。”
9个人来到阿姆斯特丹之后，达尔安排他们集体逛了一次街。“朝鲜厨师和服务员，一直是集体行动。有时候，我们会带他们一起去超市。周末的时候，我们还会去附近的中餐馆吃饭，有时也会吃西餐。”达尔说。
达尔认为，朝鲜员工之所以不单独行动，是因为他们对外部环境有“恐惧感”。“一个人出门，他们还是有些害怕，这可能是与文化差异有关。他们喜欢集体行动，一般出门至少三四个人。”他说。
经过与朝鲜员工的交流，达尔感觉“文化差异”是造成外界误读朝鲜的重要原因。他提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之后，朝鲜员工的情绪都很低落，经常伤心痛哭。“西方的媒体说，朝鲜人是假哭，是迫于某种压力才哭的。我和他们接触后发现，他们是发自真心的。”
阿姆斯特丹的包容
达尔的餐厅在阿姆斯特丹没有听到反对之声，荷兰政府对他们的计划也没有提出异议。
美国驻欧盟外交官阿伦・卢卡斯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阿姆斯特丹称得上是全世界包容性最强的城市，自然能允许朝鲜餐馆的生存。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区别，不能成为阻挠朝鲜餐馆在阿姆斯特丹营业的理由。
如其所说，阿姆斯特丹的开放程度可谓世界之最，“黄、赌、毒”都能在这个水上都市找到合法的地位。合法的红灯区、合法的赌场、合法的“咖啡店”（Coffee Shop，吸食大麻的场所），都能在阿姆斯特丹生存。
在阿姆斯特丹有5家韩国料理餐馆。“他们是韩国，我们是朝鲜，完全不一样。双方的地理位置不同，食材有所不一样；另外，朝鲜菜肴更为传统地道，韩国料理可能在近些年有些改变，国际化程度更高。”达尔说。
“海棠花”的宣传资料却显示：保证纯正地道的朝鲜民族传统食品特色，不断创新，是“海棠花”的声明。
为了保证提供原汁原味、纯正的朝鲜美味，韩明姬们从平壤运来了大麦茶、冷面调料、朝鲜人参、辣椒等食材。“我们的大厨也是正宗朝鲜美食的保证。”韩明姬透露，现在阿姆斯特丹主厨的师傅曾在北京“海棠花”工作多年，经验丰富技术一流。
欧洲“海棠花”会在当地采购一些肉类，鱼类及海鲜类食材则主要从中国、日本进口。有时，他们也会从位于鹿特丹的韩国货行进货。
达尔说，99%的客人在用餐之后都表示满意。“他们非常喜欢朝鲜饭菜，也很喜欢这里的氛围。”在“海棠花”用餐，身着朝鲜传统服饰的美女服务员会依次献上《欢迎光临》《阿里郎》等动听的朝鲜歌曲。晚上用餐结束之后，客人还可以参与卡拉OK。
欧洲“海棠花”的价格与欧洲高档餐馆相当。朝鲜沙拉、南瓜汤、朝式烤肉、拌饭等五道菜定价79欧元。
“79欧元不算贵。客人来到我们这里，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还可以听到美妙的歌声。吃完之后，还可以参观文化中心，了解朝鲜的文化。”达尔对高定价有自己的解释。
对利润的期望值并不高
如今，刚刚步入正轨的餐馆每周三至周日营业。如果有团队提前预定，周一、周二也会临时营业。由于开业时间不长，外界尚不够了解，经营状况时好时坏。
“周末的情况好，经常会满员。平时的情况就差一些。”对目前只有14桌招待能力的“海棠花”，达尔赢利的目标不敢奢望太高。
“因为开的是朝鲜餐馆，所以我们对利润的期望值并不高。也许一年到一年半之后，能够实现赢利。”达尔透露，不久“海棠花”和文化中心的营业面积会扩大，他会尝试着设立一些类似于北京“海棠花”的包间雅座，提升餐馆的档次。
北京“海棠花”是达尔追赶的目标。他认为，如果阿姆斯特丹店能够达到北京“海棠花”的规模，赢利就不是问题。
“赢利之后，我们会回报朝鲜人民，帮助他们改变落后的农业技术。朝鲜经常出现食品短缺的情况。我们很想帮助他们改变这一局面。”达尔在朝鲜发现当地人们还是用很原始的技术种植农产品。达尔称自己绝不是唱高调，完全是肺腑之言。
美国驻欧盟外交官阿伦・卢卡斯认为，阿姆斯特丹“海棠花”是朝鲜设在欧洲的“窗口”，赢利与否并非其最终目标。在他看来，“海棠花”在阿姆斯特丹开放的意义早已超出了经济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