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鄂西土家族地区文化融合进程的研究，分析鄂西土家民居在多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中所发生的演变，对理解鄂西土家民居的核心特点以及土家居住文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文化融合；土家民居；吊脚楼；演变
中图分类号：TU－0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2)02-0064-02
1、历史文化背景
鄂西位于鄂湘渝交界的武陵地区，该地区是我国土家族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土家族的先祖是秦灭巴国之后，向东逃亡到长江以南武陵地区的白虎巴人。这些巴国后人开始在武陵地区繁衍生息，到宋代时候，就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土家族。鄂西地区地势险峻，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因此成为周边人口逃荒避难的首选之地。鄂西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陆续有汉族、侗族、回族、壮族、瑶族等多个民族迁入，因此成了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虽然鄂西山区临近中原，与汉族联系较为紧密，但天然的地理屏障却也造成了文化交流的不畅。相关的社会学家也曾提出，两个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传递不仅与彼此间的距离有关，同时也与他们之间的地貌状况有关。由于汉文化传播的强度被鄂西地区多山的环境所削弱，使得土家族虽然与汉族交流频繁却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武陵地区由于处于中国东西南北的交汇点上，历史上就是各种文化的聚焦地，加之多民族的创造，逐渐形成了以多元融合共生为特点的武陵文化。世代居住于武陵山区的土家族，是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历史和文化知识都用民族语言口耳相传，土家族的《梯玛歌》、《摆手歌》都如实地反映了人类的起源、民族的迁徒和社会生活情况，堪称创世史诗。干栏建筑、风雨桥和鼓楼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杰作。生活在武陵地区的鄂西土家人，更是以武陵文化中神秘浪漫、开放多元的特征为内核，创造了极富生命力的地域文化。
2、土家民居的特点
鄂西土家族民居多依山就势，“坐南朝北”或“坐北朝南”，很少有东西房，其基本形式为三闻一字式，或有五间者。中间为堂屋，是祭祖、迎客及办红白喜事处，迎面后墙设祭祖神龛。堂屋多为原生土地面。左右次间称之为“人间”，为人住的卧室。进深较大的民居，人间又划出前后间，分别住人。右边人间前半为灶房，地面上架有木质的火炕(火铺)，火炕中心有砖或石砌一炕框，中为火塘。塘内置三角架，为做饭之处。故此间又称火炕屋或火铺堂。火炕上方悬一木烘架，以烘烤食物。
民居架构为穿斗式木架，落地建造，一般为五柱六骑者居多，穿枋较密，前后檐有较大的出挑，多利用天然弯曲木材制成挑木。上部做阁楼，以放置杂物及粮食。最有特色的是山区民居多在正屋的一端向前加1－2间厢楼，厢楼实际是利用屋前地形高差建造的千阑式架空楼阁。故当地人称之为吊脚楼，又称之为“龛子”。围绕厢楼的两面或三面皆有挑出的楼廊，两面者称“转角楼”，三面廊者称“走马楼”。廊柱悬垂在挑木上，不落地。
吊脚楼在长期的营造过程中，在以一字式平面的基础上，为适应不同的地形，衍生了多种的平面形式和造型式样。除了上述的“L”型民居外，也有在正屋左右两端建一对称的厢房，形成“三面闭合，一面看天”的“凹”型平面，称之为“双吊式”，同时还有受北方四合院影响形成的“口”型平面，亦称“四合水”。
土家民居的厢楼是全宅的装饰重点，楼上装饰有花窗及栏杆，屋顶做成歇山，山面朝前，翼角高翘，檐封花板。临楼眺望远山近水，花木农稼，是全家观景自娱之处。
3、文化融合的进程
从历史的宏观尺度上来观察，无论是人，还是建筑，都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的消长，人群的流动和移民迁徙，提升了民居建筑嬗变发展的动力，加快了演进变化的步伐。就鄂西土家族的文化发展历程而言，先后经历了原始部族和封建时期的羁縻州制、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等历代中央王朝推行的强权统治。土家族的生活模式也由最初的迁徒游耕逐渐走向定居。土家族民居在土司时期由于受等级制度限制。普通百姓民居基本没有太大发展，直到改土归流之后才形成较为完善的民居体系。随着土家族与周边各民族的交流增多。各民族的文化开始交融碰撞，土家族民居也逐渐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
3.1 羁縻州县制度时期
唐、宋年间，由于实行羁縻州县制度，社会比较稳定，土汉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此时的土家族仍保持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经常性迁徙不定的流动生活使得土家族很难在一地久居，其居住方式也长期保持着原始的穴居、巢居的状态。
3.2 土司制度时期
元至清康熙年间，土家族地区建立了土司制度。唐、五代以后，梁开平年间，江西吉安汉人彭氏，击败了当地的土著首领，成为了溪州刺史，统治湘西土家族地区，并带来了干余名百艺工匠。此后彭氏又从江西引进一批商人、技师以及道士，来湘西地区经商、传播技术、讲授文化知识。土司的统治客观上使土家族的活动地域更加稳定，民族特点得以保持。这一时期，土家族在与汉民族的交往过程中，生产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流动性开始减弱，逐渐地固定在一定范围内往返迁徙，慢慢地定居下来。土家人从汉族“百艺工匠”那里，学习到了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掌握了高超的建筑、设计水平。此时的土家民居建筑逐步演化成具有民族特征的木楞式、土垒式、千栏式建筑形式，实现了土家民居发展演变的又一个新阶段，而汉族的哲学思想也开始对土家民居的建造形成影响。
3.3 “改土归流”时期
雍正年间，清政府对武陵地区建制设官，完成“改土归流”。该举措加强了土、苗、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联系，结束了长久以来“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局面，大量汉族人民迁往土家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工具，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大融合。土家民居建筑的形式与风格在借鉴与交融中因地制宜，合理规划，顺势而建，不损良田，根据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并遵循本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创建了独具本土民族特色和文化蕴含深厚的居住文化。
4、土家民居的演变
历史上，迁入鄂西地区的汉族、各少数民族与当地土家族之间进行了漫长的民族融合。土家族居住文化在保留传统地域特色的前提下，对以汉文化为主的其他文化进行了一定吸收整合，表现为建筑的功能、形制、材料和装饰等方面的更新替代。
4.1 功能布局
4.1.1 民居中开始设立堂屋以供奉祖先。
清朝“改土归流”之前，土家人一直保持着原始的宗教信仰，只祭祀氏族部落祖先神灵和始祖神灵，并无祭祀家庭宗族神灵的习俗。自“改土归流”以后，在汉儒文化的影响与封建政府的明令推行后才逐渐开始祭祀家祖，到清中叶己蔚然成风，民居中普遍设立堂屋。
4.1.2 受汉族礼制影响的方位观念。
土家族的方位中没有东南西北的方向概念， 房间方位在尊卑上也没有形成严格的规定。受到汉族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位观念，即一般以堂屋为中心，面向正屋大门的左手方向为尊，并影响了人们的居住模式。如左边的卧室一般是老人和长辈来居住，右边为子媳卧室。
4.2 基本形制
4.2.1 合院式民居的传入。
鄂西土家族的合院式民居是伴随着汉族的移民的迁入而带来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式。土家族合院式建筑主要分布于城镇地区，在祠堂、会馆等公共建筑中有较多应用。合院式民居一般被称为“四含水”民居。从平面和组成上看，这种“四合水”院落式民居仍然是以土家民居的母题(三开间的基本平面模式)所建构起来的。“四合水”民居的平面可以认为是由两个三开闻正屋通过辅助空间组合形成。位于鄂西地区咸丰县杨洞乡的蒋家花园即为五天井抱中央四合院形制，该建筑建于清朝年问，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蒋宅既具有汉族建筑的文化内涵，又呈现了土家建筑的淳朴典雅(见图3)。
4.2.2 商业空间的整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弃农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在交通要道上往往聚集了很多手工业者和商贾望族，鳞次栉比的民居慢慢生成了新的空间肌理――街巷。沿街的土家民居的底层空间多转变为商业空间，形成了典型的商业式立面，如宣恩县的庆阳凉亭街。
4.3 建筑材料
鄂西土家人生活在林木茂盛的山区，自然资源丰富，建房时往往就地取材，民居的建筑材料，多用竹、木、石材、树皮、生土等材料。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族的移民的迁入，同时带来了烧砖等建筑工艺，交通便利的城镇中民居开始采用砖、瓦等建筑材料。由于砖石建材需耗费较多的人力和物力来运输和建造，在当时属于比较“高档”的建材，普通百姓无力承担，因此砖石的使用率并不高。且砖主要用于砌筑封火山墙，民居的主体结构依然以木构架为主。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只有富裕人家才会花力气从较远地运回砖石等好的建筑材料来使用。
4.4 装饰艺术
土司制度瓦解之后，封建地主经济应运而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土家族人开始注重对住宅进行装饰。民居的立面装饰吸收了诸多汉族的建筑元素如卷棚、雕刻、斗拱等，而具有典型徽州特色的马头墙也被大量用于土家民居中，且形式多种多样，处理十分灵活。这些精美的建筑细部充分反映了土家工匠成熟的技艺和对美的追求。同时，土家民居的门窗花格、柱础、门头饰、吊脚下的“瓜子垂”、柱头、屋梁、挑仿、檐板、走廊栏杆等等，均饰有各种线形造型的花纹图案，表现出土家族特有的审美与个性，减少了建筑结构的单调、僵直感，这些质朴的图案大都是象征吉祥的花卉、动物或几何纹，大大丰富了土家民居建筑造型艺术。清末民初，西方文化的渗入也对土家民居形成了一些影响，位于利川大水井乡的李氏庄园就采用了一些欧式的建筑元素进行装饰。
5、结语
在长久以来的文化融合之中，鄂西土家族民居一直保留着原本的特质，如吊脚楼这种对山地环境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民居形式，依然被大量采用，由此可以看出土家族居住文化的核心性在多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依然得到延续和发展。但鄂西土家文化也是具有开放性的，它对传人的其他各民族文化进行了一定的吸纳和借鉴，这本身也可以理解为外族文化对当地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其中汉族的居住理念对鄂西土家民居的演变影响最为深远，正是在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氛围中才形成了如今这极具地域特色的鄂西土家民居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