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何借鉴西南联大的经验与智慧，如何孕育并坚持通才教育，这是摆在教育家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但随着南京陷落，战事紧逼长沙，三校被迫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历时九年，与抗日战争的时间跨度基本重合。在“烽火连三月”的环境中，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在这所大学竭力守护中华文化的生机，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从联大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元勋，171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1973年，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为联大壮怀激烈的故事所吸引，开始研究联大，其后花20年时间，访问联大校友、探访昔日的各个校区、查阅卷帙浩繁的联大文献，写成《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他说，“对这所大学了解越深，我越意识到，联大人的思想与性情具有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
联大的故事从“长征”开始。临时大学在决定迁往云南后，选拔身强体壮的男性师生组成旅行团，从长沙出发，历经68天，徒步穿越中国最贫穷落后之地，到达1663公里之外的昆明。这是一次教育上的探险，从此，这群青年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他们认识到，现代的沿海城市和内陆地区在时间、空间和思想观念存在着惊人差距。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底层的百姓。这次“长征”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群策群力的缩影，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不辍的象征。
联大的历史当然不是一部象牙塔中的历史。本书真实地展现出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的隔阂。初来乍到，联大师生尚未形成了解、认识和欣赏云南当地及其生活方式的意识，不免与当地人发生摩擦。幸好云南人和外来者当中都不乏饱学之士，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对文化冲突予以分析，减少了两个群体间的分歧。比如，冯友兰指出，以随意的、不具代表性的经历概括整个群体的特性是不合情理的。在经历了最初的冲突之后，联大人走出校园，与当地百姓有了更多日常生活中的接触，更深入的了解。
西南联大的幸运在于，它拥有一批民主通达、公正无私、秉持现代教育理念的领导者。战时由华北几所高校组成的西北联大起初与西南联大情况相似，却在不久后就沦为私人纠葛与机构纷争的牺牲品，而西南联大却秉承着宽厚容忍、和衷共济的精神并坚持下来。联大能够顺利运转，有赖于梅贻琦、蒋梦麟及其同事的经营，以及他们与云南省主席龙云所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
在战前，学术独立的传统已极为强大，北大和清华的教授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挑选校长，陈果夫停办文、法学院的计划也无果而终。联大更是坚持倡导通才教育，竭力维护学术独立、教学自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在本科阶段进行大量专业训练，将“三民主义”列为必修课，通过训导处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行动等。这些观点和举措受到联大的强烈质疑和抵制，教育部的很多规定最终形同虚设。联大师生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大学的本意，即“教师与学生组成的自治共同体”。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使师生们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
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北大的气质是自由放任、张扬个性；清华注重秩序井然、按部就班的集体生活；在张伯苓的影响下，南开则重视信仰教育和修身教育，注重团队。三所大学之间素有历史渊源，共同的战争经历强化了集体意识，使得三校优势互补，学生之间也互敬互爱、切磋砥砺，形成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的联大学风。恰如陈岱孙所指出的，不是学生的天赋，而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联大在存续的九年中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理工科大部分领域需要精密的仪器设备，学者的研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在条件。而人文学科的情况则好得多，抗战时期甚至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钱穆在一个寺庙里完成了《国史大纲》，吴达元译出了《费加罗的婚礼》，汤用彤出版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江山不幸诗家幸，冯友兰说，战争是写作的一个动力：“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我写作，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倒是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人比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从当时的环境中获益更多。联大因地制宜地开设了“西南边疆社会”、“中国边疆地理”等课程。战争环境促使学者将学术研究与公共服务相结合。社会学家吴泽霖在丽江建立了服务站，除进行社会调查之外，还开展医疗卫生、教育普及和抗战宣传等工作。
教授乃大学之中坚。联大的教授个性独具，识见卓绝。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是其所在领域的专家，而且对人类境遇充满好奇心，对体验人生向往不已。比如化学系的曾昭抡教授，他于1941年带领学生历时70天，徒步穿越大凉山区，他所完成的报告不仅介绍了这个地区的地理、地质和交通状况，而且记载了沿途所考察的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和日常生活。就学术兴趣而言，曾昭抡的广博程度仅次于以潘光旦为代表的文艺复兴式通才，而在科学探索的深度和专业水平上，无人能出其右。这在日益强调专业和分工的今天的高校中是难以想象的。
在战争期间，想要平静地追求学问，殊非易事。联大的首要主题是奋力图存，这一诉求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虽然联大在某种程度上远离战争硝烟，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全国逐步陷入内战，联大群体日趋分化，最终分道扬镳，联大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联大人在九年间远离故土，困扰于维持生计的难题，彷徨于个人的未来与国家的命运，但他们始终追求着一种“蓬勃、昂扬而有创意的精神生活”，在泥墙教室里保持知识之灯长明。
今天，人们谈及大学，往往会援引梅贻琦先生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何借鉴西南联大的经验与智慧，如何孕育并坚持通才教育，这是摆在教育家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作者：易社强（美）
出版：九州出版社
易社强（John Israel）
西南联大荣誉校友。早年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现为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著有《1927-1937年中国学生民族主义》等。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作者：约翰・珀金斯（美）
译者：杨文策
出版：重庆出版社
作者珀金斯是美国著名的经济杀手，受美国安全局派遣，专门用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战略。美国派到全世界的这些经济学高手，在当地培植网罗出卖民族利益的本国“精英”，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通过金钱和色情进行贿赂，用炒作、敲诈和谋杀控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领袖，从而达到美国称霸全球的目的。他们如果失败，则由中央情报局的“真正杀手”出马；再失败，则由美军直接出马。这就是二战以后美国的总体战略部署。作者良心发现，辞职不干后，就有公司高薪聘请他当顾问，什么也不要他做，条件是他不把这些事写成书。书中以大量亲身经历描述了美国怎样欺骗发展中国家走进经济陷阱，而后被美国牢牢绑定，落入生不如死的状态的事例。
全球化及其不满
作者：萨森（美）
译者：李纯一
萨斯基亚・萨森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提醒我们注意目前全球城市新景观的一项重要特色：一小部分专业人士与一大群低收入劳工，这两组城市使用者的收入差距正日渐扩大。在传统和现代的城市里，“风景”（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与“本土”（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相互对立。但是，在以全球城市为代表的大都市中，“风景”与“本土”之间的分界被打破了，中产阶级重新向市区移居，打破了城市破败地区的既有格局，这样，“本土”就成了“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也日益成为商业化的场所、消费的场所。城市一方面有棚户区与穷人，另一方面也有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豪华的富人住宅区、五星级宾馆，这也是劳动力潮流的全球化，是全球金融发展和全球资本循环相同进程的一部分。
偷盗艺术：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行丑闻
作者：克里斯托弗・梅森（英）
译者：李燕 马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文叙述了进入21世纪以来全世界最为轰动的商业案件之一――撼动了全球拍卖界，并将一位商业大亨送入监狱的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行定价丑闻的始末。其实，这是一本了解苏富比拍卖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美国司法制度的书，可以看到利益关系人发生纠纷以后，法律、法官们加入以后形成的对抗环境下人们的表现。作者长期跟踪这个案子，采访到了其中的多数关键人物，还原了事件发生过程后人们的主要行为和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