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时期，学术界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形成了崇尚质朴的治学风格。最能代表这一学术风格的学者是吴中惠栋、皖南戴震、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和他的儿子王引之。段玉裁和王念孙二人皆受学于戴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1]他们对于儒学经典的研究，以汉儒经说为宗，从文字训诂入手，下大力气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诠释文字、考证典章制度和地理沿革等等。对于这种学问，学术界称之为“汉学”、“朴学”或者“考证学”。梁启超认为：“在我国自秦代以来，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2]由此可见考证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时至今日，质朴的治学风格仍然是需要提倡和发扬的。研究高邮王氏的学术成就和学术风格，对于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是有裨益的。
一、王氏父子的学问
就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和儒家的经学而言，王念孙、王引之的学问罕有其比。我们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广博、精深、淹通。
“广博”形容其知识面宽。王氏父子博览群书，贯通经史，融汇百家，乃至各种类书，无所不窥。正因如此，才能在撰著时爬罗剔抉，广征博引，多方比勘，去伪存真，不断有所发现。
“精深”形容其学问细致、严密。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会看到“凡言”、“遍考”之类的话。例如：
凡《春秋・公羊传》之释经，皆言“何以”，《�梁》则或言“何用”，其实一也。（《经传释词》卷一“用”条）
《礼记・大传》注曰：“然，如是也。”凡经称“然则”、“虽然”、“不然”、“无然”、“胡然”、“夫然”者，皆是也。（《经传释词》卷七“然”条）
凡《书》言“洪惟”、“爽惟”、“丕惟”、“诞惟”、“迪惟”、“率惟”，皆词也。解者皆失之。（《经传释词》卷九“爽”条）
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周易述闻》下“终不可用也”条）
今以全《诗》之例考之，凡云山有某物者，皆指山中之草木而言。（《毛诗述闻》上“有纪有堂”条）
《传》凡言“舍于”者，句末皆地名。（《左传述闻》中“舍于翳桑”条）
遍考群经、《楚辞》至于《老》、《庄》诸子，无不皆然。（《周易述闻》下“终不可用也”条）
遍考地理之书，无谓江水为�水者。（《大戴礼记述闻》中“�水”条）
遍考书传，岂有“徒人”之官乎？（《左传述闻》上“徒人费”条）
遍考书传，亦无谓鳏为比目鱼者。（《尔雅述闻》上 “其名谓之鲽”条）
假如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缜密的思维，怎敢轻言“凡言”、“遍考”之类的话？
有的人知识面很宽，但每门学问都是浅尝辄止，不能通一艺。这样的人难以推动学术的发展。反之，有的人专门研究某种学问，但知识面太窄，稍微越出一点范围，就有隔行如隔山的感觉。这样的专家适应性很差。若能在对某种学问深入研究的同时，又能广泛涉猎相关的学科，而且都能有所成就，做到既博且精，那是最理想的。
“淹通”就是学识通达、贯通。淹通书史、淹通古今的人，称之为通人；对儒学经典无所不通，称之为通儒。清代学者如程瑶田的经学、钱大昕的史学、汪中的文章、高邮王氏父子的小学，皆独步一时，罕有其比，此数人可称为通儒。
二、王氏父子的学术成就
王氏家学渊源深厚，又能自幼笃志于学，勤奋读书，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经过终生不懈的努力，终于登上了学术研究的巅峰。其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高邮王氏五种》。王念孙所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和王引之所著《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合称《高邮王氏四种》。这四种书皆可视为父子合璧之著。后来江苏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上虞罗氏辑本《高邮王氏遗书》，与上述四种合称《高邮王氏五种》。
王念孙的文字学功底不在段玉裁之下，但成就不如段氏。段氏《说文解字注》一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王念孙撰序谓“千七百年来无此作”。其书发明许慎《说文解字》的条例，研究词义变迁，将许学推向高峰，沾溉后学，其泽甚远。王念孙本来也曾着手注释《说文》，后来得知段注已经成书，就把自己的书稿送给段氏了。[3]王氏研究《说文》，有《读说文记》1卷，《说文解字校勘记》1卷，《说文谐声谱》1卷，《说文段注签记》1卷，《段若膺说文解字读叙》1篇，《桂未谷说文统系图跋》1篇，代朱筠撰《重刊说文解字序》1篇。[4]除了校读《说文》，属于文字学类的成果还有《康熙字典考正》12卷（与王引之合撰），《群经字类》2卷，《汉书古字》1卷，《汉隶拾遗》1卷，《宋质夫印谱序》1篇。上述文字学著作中，《康熙字典考正》最为世人所重。
王念孙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比段玉裁并不逊色。段氏有古韵17部说，构建了古韵系统的基本框架。王氏《古韵谱》分古韵为21部，晚年所作《合韵谱》中则更别“冬”于“东”为22部，比段说细密而合理，使清代古韵学说定于一尊。段氏断定古无去声，后世有人赞同；王氏认为古有四声，成一家之言。段氏没有研究过古声纽，王氏确认古有23纽。段氏合韵说粗疏含混，王氏音转说颇有影响。反映王氏古音见解和研究成果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韵谱，《高邮王氏遗书》载有《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两卷；
书信，如《与李方伯书》、《与江晋三书》、《与陈硕甫书》、《与段玉裁书》等等；
序跋，如《书钱氏�答问�地字音后》、《六书音韵表书后》、《重修古今韵略凡例》等等；
学术专著，如《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广雅疏证》、《读书杂志》中涉及古音的文字材料；
弟子和后学的著述，如宋小城《谐声补逸》、王国维《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等。
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著录未刊者尚有多种。
从上述各种资料，我们发现，王念孙对古音的研究，关注点主要在于古韵方面；研究古音的目的，在于就古音以求古义。
在训诂学方面，《广雅疏证》的成就无与伦比。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先生认为《广雅疏证》在《高邮王氏四种》中最为精密，“其发明以声音穿串训诂之法，则继往开来，成小学中不祧之祖。”[5]除了《广雅疏证》以外，没有哪部语言学著作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古人称之为“小学”。黄侃先生说：“至东原戴氏，小学一事遂确立楷模。段氏、王氏为戴氏弟子，段氏则以声音之道施之文字，而知假借、引申与本字之分别；王氏则以声音贯穿训诂，而后知声音、训诂之为一物。”[6]据此，可以说戴震及其弟子王念孙和段玉裁共同奠定了近代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他们的学术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经义述闻》在纠正前人的误释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汉唐以来，未有其比。阮元《经义述闻序》曰：“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7]梁启超对《经义述闻》也是感佩于心，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云：“今日读王氏父子书，只觉其条条皆犁然有当于吾心。前此之误解，乃一旦涣然冰释也。”[8]大家皆如此高度评价，可见公论不可磨灭。
前人于实词意义的辨别，谓之“明训诂”；于虚词作用的推究，谓之“审辞气”，或曰“通文法”。关于虚词用法的研究，虽然也属于训诂学的范畴，但与实词意义的辨别，还是不同的学问。《高邮王氏四种》虽然都兼有“明训诂”和“审辞气”的内容，但毕竟各有侧重。《经传释词》作为一部系统研究上古汉语虚词的专著，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后世学者编撰虚词词典，无不视《经传释词》为圭臬。
古籍在流传中脱漏讹误，所在多有。因有脱漏讹误，后人读之不能通其句。这就需要整理校勘。清代整理古籍的风气很盛。乾嘉时期的顾广圻、孙星衍、黄丕烈、胡克家诸人，都是喜欢校书和刻书的知名之士，而最精者则非王氏父子莫属。高邮王氏校经的成果，荟萃在《经义述闻》之中；《读书杂志》则对先秦、两汉常见的子史作了精密的校勘。王念孙校毕《淮南子》之后，对书中文字讹误的类型和致误的根源作了分析，归纳为传写讹脱和凭意妄改两大类型，又对这两方面讹误的具体成因和表现形式，作了分类和统计，凡六十四种。后人研究《淮南子》，如俞樾《诸子平议》的《淮南子》部分、杨树达的《淮南子证闻》等等，大都借鉴了王念孙的方法和成果。就校订诸子的整体成就而言，无出王念孙之右者。
三、王氏父子的治学方法
王氏父子的学术研究，大体属于今人所谓的基础性研究，与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不应强求所有学术研究都能联系现实、都能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那样做，只能扭曲学者的心理，造成急功好利的风气，导致学术活力的衰颓。在学术风气不正的今天，我们研究高邮王氏的著作，应当更多地着眼于他们的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作为我们的借鉴。
灯下静思：这么多年来读王氏的书，究竟有什么认识或者体会呢？
首先想到的是：《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皆是札记形式，书中资料，必是长期积累所得。《经传释词》的编撰也有积累资料的过程。阮元《经传释词序》云：“高邮王氏乔梓，贯通经训，兼及词气。昔聆其‘终风’诸说，每为解颐，乃劝伯申勒成一书。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释词》十卷。”[9]你看，从资料积累到正式出版，前后用了二十年。铢积寸累，先难后获，这是不是一种治学方法？当然是。非此不能出精品。现在有的学者一年就能写出一两部学术专著，速度倒是快了，不过其中垃圾甚多。
其次想到的是：阅读古书，为什么常人没有发现的问题，王氏能够发现问题并且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呢？那是因为常人读书不求甚解，即使参考旧注，也很少去思考这些注解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此，假如旧注错了，就容易滑眼看过。高邮王氏的过人之处，在于其敏锐的眼光，善于观察，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能善于观察，发现其中应当特别研究之点，捕获疑窦，然后寻求正确的答案。例如《诗・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陟彼高岗，我马玄黄。”毛传曰：“玄马病则黄。”朱熹《诗集传》也说：“玄黄，玄马而黄，病极而变色也。”千百年来，没有人怀疑旧注有什么问题。而王引之就不相信黑马病了会变成黄马。他在《经义述闻・毛诗上》说：“‘虺�’迭韵字，‘玄黄’双声字，皆谓病貌也。”[10]他的新解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王氏校释古籍，研究文献语言，主要运用什么方法呢？学者从王氏的著作中总结出来的校释方法主要有五种：依据善本；洞悉古书的文例和义理；不轻下判断，而是反复推理；尽力寻求内证和旁证；掌握古今音变的规律。在王氏的著作中，这些方法是综合运用的。
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中谈到了训诂的方法和经验：“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博访通人，载稽前典。义或易晓，略而不论。于所不知，盖阙如也。”[11]他自己总结的训诂方法有五种：查考和征引前代的典籍；广泛采用前辈和时贤的说法；突破字形的束缚，因声求义；通俗易懂的词条，不必多废笔墨；实在弄不明白的词义，不必强作解人。在各种训诂方法之中，因声求义是最重要的方法。
王氏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破解了古书中许多假借字。《经义述闻・通说下》有《经文假借》一文，差不多综述了古代传注家们由于不明假借而造成的各种错误。王氏谈到的范围，涉及了群经。例如《尚书》，王氏破解了40个假借字；《诗经》，王氏破解了41个假借字。这些假借字，汉代以来的学者不但没有看出其为假借字，而且作出了错误的解释。
研读王氏著作，从不懂到大体读懂，然后思索其门径和方法。在读书和思索的过程中，我们会对作者由衷地佩服，佩服他的学识，佩服他的智慧，体会到作者对中国文化史的杰出贡献。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要继承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就必须读懂古籍。王氏父子对古籍的校释，以及校释古籍所总结出来的规律，研究过程中探索出来的方法，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如此，王氏严谨的学术风格，也值得我们景仰。
四、王氏父子的学术风格
一个人的学术风格与他的人品密切相关。王氏父子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因此做学问也表现出求真务实、勇于创新、耻于蹈袭的风格。
从事学术研究，有时难免与别人撞车，或者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这在王氏父子看来，是要竭力避免的事。王念孙本来打算研究《说文》和《尔雅》，而且已经有了一些准备，后来发现段玉裁已经为《说文》作注，邵晋涵已作《尔雅正义》，郝懿行又拟作《尔雅义疏》，便剑走偏锋，改而研究《广雅》，将他的学问通过《广雅疏证》表现出来。
王念孙年轻时研究《诗经》韵例，分古韵为二十一部。后来得到段玉裁所撰《六书音韵表》，发现段氏所分十七部与他的二十一部大多暗合，只是在入声的分配上略有分歧，就没有公开发表。直到段玉裁已经去世，李赓芸来信询问，他才在回信中述其大略，并附上《韵表》一张。这封回信就是著名的《与李方伯论古韵书》。后来王念孙又把这封信抄了一遍寄给江有诰。[12]王念孙的古韵研究成就这才逐渐为人所知。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直至清代中叶，诸子之学几乎废弃。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推勘及于诸子。后来俞樾受到王氏的启发，亦著《诸子平议》，与《群经平议》并列。应当说，在推动诸子学的复兴上，王念孙有首倡之功。
乾嘉时期，吴派惠栋、王鸣盛等治经专主一家，死守汉学壁垒。王氏则不然。对汉代毛亨、贾逵、马融、郑玄、服虔、高诱，晋代的杜预，唐代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尹知章、杨�等古书注解家的旧注，正确的则肯定，错误的则驳正。对前辈顾炎武，老师戴震，时贤惠栋、钱大昕、段玉裁、程瑶田、刘台拱、李�、毕沅、臧用中、陈望楼、孙星衍、卢文�等人的见解也十分重视，并且在著述中详载诸说，附以己见。时贤之说，若属谬见，王氏批驳亦很直率，不留情面。在王氏的著作中，经常能见到直白的批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如高邮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夫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13]这个评说是中肯的。
王氏采用他人之说，皆标其姓氏。对于他人的剿说行为，亦敢于披露。如“炮烙”之刑，段玉裁说古书本作“炮格”之刑，卢文�将段说剿入所著《钟山札记》。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第五》指出：“此段若膺说也。昔尝闻卢校《荀子》，多用段说，故卢本前列参订名氏，有金坛段若膺。而书中所引段说，则唯有《礼论》篇‘持虎’一条。”[14]像这样直率的学术批评，今天很少能见到了。
从事学术研究，抄袭行为最为人所不齿。为了免被抄袭嫌疑，纯正的学者甚至会删削自己作品中与他人暗合之处。例如钱大昕作《廿二史考异》，间或有说法与前人暗合者，发现后即削而去之；若得益于同学好友启示，亦必标其姓名。王念孙的态度和做法与钱大昕相似。他在《史记杂志叙》中说：“近世钱少詹事大昕作《史记考异》，讨论精核，多所发明，足为司马氏功臣。后有梁明经玉绳作《志疑》一书，所说又有钱氏所未及者，而校正诸表，特为细密。余曩好此学，研究《集解》、《索隐》、《正义》三家训释，而参考经、史、诸子及群书所引，以厘正脱误，与钱氏、梁氏所说或同或异。凡所说与钱、梁同者，一从刊削。”[15]其《汉隶拾遗叙》云：“前官运河道时，友人以汉碑拓本相赠。余因于残阙剥落之中推求字画，凡宋以后诸家所已及者，略之，有其字而未及之及与误指为他字者补之，凡二十五事。”[16]钱氏和王氏的做法，乃是真学者所为，令人敬佩。当今学者讲求学术规范，痛诋学术腐败，是否能从钱大昕和王念孙的身上得到些许有益的启发呢？
注释：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第31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第1页。
[3]《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附录第15页。
[4]洪亮吉：《书朱学士遗事》云：“先生购得许氏《说文》初印本，延高邮王孝廉念孙校正刊行。孝廉为戴吉士震高第，精于小学者也。”孝廉，明、清两代对举人的称呼。王念孙22岁时，乾隆皇帝诏赐举人。洪亮吉称他为孝廉，则为朱筠校正《说文》时，尚未进士及第。章实斋《与沈枫墀论学书》：“王君怀祖，固以六书之学专门名家者也。朱先生序刻《说文》，中间辨别六书要旨，皆咨于怀祖而承用其言。仆称先生诸序，此为第一，非不知此言本怀祖也。”刘盼遂据洪、章所言，认为朱筠《重刊说文解字序》出自王念孙捉刀，无容置疑。说见刘盼遂辑校《王石�文集补编》。《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附录第6页。
[5]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第7页。
[6]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第4页。
[7]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1页。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第33页。
[9]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4年1月，第1页。
[10]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118页。
[11]王念孙：《广雅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第1页。
[12]《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156页。
[1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第32页。
[14]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698页。
[15]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70页。
[16]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984页。
作者：江海学院基础部（扬州）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