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刘伯坚于1926年9月至1927年8月间对西北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创造了我党我军改造旧军队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改造后的西北军面目焕然一新，在以后的革命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刘伯坚；西北军；政治工作；改造
刘伯坚（1895年1月9日―1935年3月21日），四川平昌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从1926年9月到1927年8月间，刘伯坚遵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关于西北军（即冯玉祥领导的国民联军）改造的指示，突破常规，大胆创新，为把一支旧式的军阀部队改造成革命军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创造了我党改造旧军队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
刘伯坚刚到西北军工作时，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给改造工作提出了三个原则。即：“(一)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二)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职权”。[1]（P.264）然后又指示“以上三原则，系根据广东经验”，“初步工作，须处处应用此原则，至将来第二步工作之形式怎样，应看将来具体情形而定”。[1]（P.264）刘伯坚在改造西北军的具体实践当中，基本上遵循了上述原则，并在工作中勇于创新，制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一、严明组织纪律整顿部队秩序
“自南口败退，疲敝之余，各部东零西散，有的一团只剩二三百人，有的一旅只余四五百人。彼此之间又争人争枪，动辄用武，甚至为一个人，一支枪，亦争相打起来”。“闹得军不成军，纪律废弛”。[2]（P.365）从南口败北后，西北军全线溃退，冯玉祥苦心经营的几十万军队退向荒凉的大西北。溃军纪律松弛，偷抢、斗殴现象时有发生，整个部队没有统一的指挥，一盘散沙。
对于这样一支士气低落、军心涣散的部队，刘伯坚认为：加强革命纪律是治理溃军的关键，不仅旧有的纪律与精神要恢复，更要进一步使之成为有主义有信仰的革命军队。因此，他大胆提出了“打破官僚习气”、“废除阳奉阴违的恶棍”的口号，对西北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首先，全军实行朝会、周会制度。从司令部到各军、师、旅、团，早有朝会，周有周会，每日按簿点名不得缺席，上至军长，下至连长，一律点名列队，参加训话，回答问题。还仿效苏联，把正规会议作为提高军官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的重要形式，打破官僚习气和散漫作风，以影响广大士兵。其次，全军进行整顿改编。刘伯坚大力协助冯玉祥整编部队，使之向正规化革命军队迈进。取消北洋军阀体系的将校尉军衔，把部队按三等十二级的编制重新组织起来。并且军服改成苏式，头戴八角帽，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官兵一律佩带红色臂章、袖章，印上“真爱民、不扰民、誓死救国”等字样，还废除打骂制度，提倡官兵平等。对于官多兵少的特殊情况，则把军官集中编制，由西北军中颇服众望的将领担任主官，下大力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其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整编后的部队令行禁止，秋毫无犯，为“平甘援陕”，十路大军东进准备了良好的条件，西北军也因此重振雄风。
二、培训政工干部加强组织建设
刘伯坚就任西北军政治部副部长后，主持西北军全面的政治工作。他在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下，在总结广东革命军政治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充实共产党员，加强政治工作
刘伯坚认识到，要改造一支旧军队，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必须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楷模作用，因此，他多次向中共北方局提出派遣共产党员到西北军工作。在选派人员问题上，中共北方局认为“如果不慎重，派许多较弱的分子去工作，不但使冯不信任并必引起国军一班将领的恶感” [1]（P.265），因此北方局陆续给西北军派出二百多名优秀共产党员，分别担任各军、师的政治骨干。先后派到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有陈延年、方仲儒、刘志丹、邓小平等人。他们是分别从莫斯科、黄埔军校、中共北方局和上海等地抽调的极富工作能力的优秀党员。其中，刘志丹任四路军政治处长，方仲儒任五路军政治处长，曹力如任杨虎城部代理政治处长，李世乐任韩复榘部政治处长。
刘伯坚和在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一道，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结合实际情况，于1926年10月，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明确规定了西北军政治工作的任务和目的，紧紧围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个革命任务，对部队进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教育。在平时政治工作中，他们努力揭露中国近代外交的痛史、军阀官僚的腐败政治和工人农民的痛苦现状，特别加大了对苏联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宣传力度。此外，还注重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向广大官兵灌输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之树立正确的革命信仰。共产党员的加入，促使了西北军的迅速转化。
（二）开办学校，培训政工干部
当时，在西北军中政工人员的缺乏是罕见的，宣侠父在他的遗著中说：“全军的政治工作渐渐地加紧了，在这缺少文化的沙漠里，工作人员的贫乏，真使我们感到莫大的困难，偶然读过几句新闻杂志的中学生，都次第拉入各军政治工作人员的队伍里去了”。[3]（P.289）鉴于此，刘伯坚从长远考虑，相继办起了一些军政学校。
从1926年9月至1927年8月，刘伯坚在中共北方局的大力支持下，协助冯玉祥办起了16所学校，如军官教导团、军官学校、政训班等，有学员8000余人。西安解围后，还办起了中山军事学校，由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在杨虎城部，共产党员魏野畴、赵葆华等开办了三民军官学校。
在各种学校中，刘伯坚严格规定政治课教材，务求提高学员们的政治觉悟。主要有：《国民革命概论》、《苏联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军队中政治工作》等黄埔军校编写的教材，他自己也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政治读本，还将冯玉祥写的《革命精神书》、《九一七新生命》印成小册子发到士兵手中，对提高官兵觉悟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这些学校培养的干部大都充实到政治部，成为政治工作的主要干将。比如说，组织处长方哲湘、干事刘景武，宣传科长曾晓渊、干事刘贯一等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充满青春活力，组织性强，担起了全军宣传、组织、训练的重任。政工人员以身作则，以模范行动树立榜样，工作上认真负责，战斗中不怕牺牲，冲锋在前，生活上简朴，待人谦和，给全军官兵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刘伯坚创办军校，为西北军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弥补了文化水平低、政治工作人员匮乏的缺陷，使全军政治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以后的革命事业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大革命失败后，在各类军校的学员，大多数能坚持斗争，成为我党的重要依靠力量。
（三）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在西北军中，刘伯坚以主人翁的姿态，一方面强化政治部工作，协助冯玉祥整编部队，治理地方政务，另一方面利用一切合法的条件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支部。
对此，党中央曾指示：“在西北军中，我们的同志除绝对无法避免必须公开的部分外，其余均尽可能的秘密，以免引起冲突的目标，对于工作同志当十分严重的督察，勿使有浪漫越轨的行为，不良分子不惮开除，勿使败坏本党名义。当地党的组织与军中组织可以分开”[1]（P.267）。
刘伯坚遵从党中央的指示，在一年多时间内，先后秘密地组建了中共陕甘区委、豫陕区委、西安地委等党的地方组织。此外，他还特别注重在军队和各级军校中建立党的支部，大力发展党员，使之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骨干。在具体的工作中，刘伯坚尽量做到党的组织和军队组织的协调发展，使党不至于过分干预军事，保持我党在西北军的秘密性，也使西北军有自己的发展空间。这些党的地方组织的建立，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蓬勃高涨，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高潮。
三、搞好统战工作促进团结稳定
刘伯坚认为，革命的军队必须依靠人民，做好对民众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以军队的组织精神训练民众，以民众运动的力量影响军队，使军队建设和民众运动相互促进。
1926年9月27日，他在电令中明确指示：“国民革命之意义，必须唤醒民众，使之均有组织，联合进行，共谋利益。”“应速设法组织农民协会，施以主义之训练，自可增加我革命武力之后盾，各种穷苦同胞之工会，须由驻在军队各长官，分别帮助成立，并津贴以经费，以资团结”。[4]（P.347）
西北高原，常遭兵匪、灾荒之害，加之官僚压榨，百姓苦不堪言。为此，刘伯坚经常在各地以政治部的名义召开军民联欢会，除发表即兴的革命演说外，还编演新戏、新曲，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主题，内容通俗，形式多样，群众易于接受。这样使民众对革命事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组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尤其是农会的建立，推动了工农商学兵的联合，促进了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正是由于军队与民众的结合，才促成了西北军不断倾向革命，也为我军密切联系群众开了先河。
此外，在西北军上层人物中，刘伯坚也广交朋友，积极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志士仁人，推心置腹，共赴国难。他在工作期间，与冯玉祥、邓宝珊、杨虎城等高级将领互相信任，互相支持，而且对中下级军官也爱护备至，这些人物后来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同盟者。
以上是刘伯坚改造西北军的一些具体措施，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起到了“点石成金”的效果，宁都起义、西安事变，甚至在解放战争中诸多西北军将领的起义投诚，都是其得力的政治工作直接和间接的效果。这些改造旧军队的成功经验是我党我军的一笔宝贵财富，对当前军队建设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1]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3卷[Z].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1979.
[2]冯玉祥．我的生活[Z].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3]宣侠父．西北远征记[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王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