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4近日读到一篇题为“教书比天大”的博文，讲的是耶鲁大学因遭遇规模惊人的连续几场特大风雪，出于安全考虑，请教授们相机行事，不一定非得到校，而教授们却依然坚持给学生开课。耶鲁建校三百年，教授们从未因气候恶劣而随意停课甚至调课。他们知道，任课教师绝对不可丢下学生，否则，会被同事们看作“unprofessional”（即中文“不专业”“不敬业”的意思）――这在耶鲁，是一句很重的批评用语。写这篇博文的耶鲁大学高级讲师苏炜先生说：“重视课堂教学，对教书有一种几近宗教的崇敬，这是我在耶鲁任教十几年来所深深感受到的耶鲁精神之一。”
苏文中还叙述了另一件事：某年京城某顶尖大学国学院成立，邀请耶鲁大学著名史学家史景迁却被婉拒，遂将接待规格大幅度提高，并委托苏炜带一纸高规格的邀请函为之说项。史景迁看完信就笑了：“谢谢他们的诚意和超常待遇。”转而又向苏炜正色道：“你在耶鲁教了这么多年书，难道不知道学期中间任课教师绝对不可以丢下学生去参与任何课程以外的活动吗？”苏炜被闹了个大红脸，很不好意思。苏炜回忆道：“耶鲁校长”这一崇高位置，多年前校董事会曾一致推举史景迁出任，史却拒不接受。他说：“我适合教书、做学术研究，却不适合做行政管理。”今天，成就卓著的史景迁已从教授岗位上退休，在职期间，除了“教授”，他只兼任过“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这一与学术有关的职衔。
感想之一：耶鲁三百年，从未有过因天气原因而随意停课或调课的现象；学期中间，任课教师绝对不能丢下学生去参与任何课程以外的活动。这在有着30年从教经历的我看来，几乎是一则不折不扣的教育神话。在耶鲁，无论客观因素（如气候恶劣）还是主观因素（如教授事务），都无法撼动一张小小的课程表。再看看国内的大中小学，那课程、课务安排却是机动灵活得如同当年的游击战一般。中小学生可以被随意停下课来充任欢迎外宾到访、领导视察的鲜花队、鼓乐队，大学生可以停课充当领导的舞伴、明星的“粉丝”。学校教师可以随意抽调，教师中有个一官半职或一技之长的可常年在外“出差”、“走穴”，课务则由他人轮流代上――上课对这些人来说，早已成了鸡肋。记得一位在普教界出尽风头的“教改专家”的“教改事迹”中，有一条便是他每学期有两个多月时间在外传经送宝，他所带的班级亦无人代课，可最终考试却依然稳居前列！原因是这位教改专家在接班之初就训练好了班级学生一套行之有效的自学方法，这使得他“在与不在一个样”――学生如同调试好了的机器，可以毫无偏差地在预先设定好的程序下运行――这是我亲耳聆听到的经验介绍。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他的这套手法可行，全国何必要办那么多的师范大学，让他带上几个徒弟全国转上一遭，可以为国家节省多少人力物力！今天再想，便觉出一种荒唐：难道耶鲁的那些站在国际学术最尖端的专家教授们就不会事先也对学生们来一个“程序设定”，免得要在漫天风雪中想方设法赶到学校上课？如果一个学期真的有两个月时间学生连老师的面都见不着，整天就在那儿看书作业对答案，那是在接受一种真正的教育吗？
感想之二：校董事会曾一致推举某人出任堂堂大学校长而遭拒，这在我所在的国度亦近乎天方夜谭。国内我也听说过拒绝接受行政职务而以科研为乐的事，可那已经是民国时候的事了――主人公叫李方桂。1940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并欲请史语所里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出面力邀，岂知李方桂坚辞不就，最后实在不耐烦了，便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这段掌故颇见当时学人的真风骨、真胆识、真性情，可见一顶乌纱在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外皆然）心目中的分量之轻。反观今天的校园里、学术界，已很有些“人心不古”的意
正义在暗权力里走钢丝
刘诚龙
正义在暗权力里走钢丝 刘诚龙彭玉麟是曾国藩手下的一员猛将，这人打起仗来，有一股南蛮子的勇气，而与武夫得天下者大不同的是，彭玉麟帮衬着大清重新打来江山，却并不霸蛮：老子是打江山的，老子就得坐江山。朝廷要他做官，他就推辞，推辞不掉，他只好做，做了不久，做得也好，朝廷又要升他官，他又推辞，据说连续推辞了六次。朝廷要他做官都不做，天下有这么怪的人？朝廷不太相信，就问曾国藩，这彭玉麟是蠢汉犯傻还是漫天要价？曾国藩说：“力辞奖叙，出于至诚。”彭玉麟只想为国家做事，不想为朝廷做官，国家有事，他定然出山，事做完了，他就准备卷被盖归山。
不是他不会做官，也不是他做了官就不能做人了。很多官僚，有了官品，就没了人品，彭玉麟不是这回事。他做官，像打仗一样，有一股向政敌（清明政治的公敌之意）挑战的勇气，也像一般政客（会玩权术的官僚）一样有从政手腕。
他有次视察工作到安徽合肥，听说有“官二代”即李鸿章侄子，为非作歹，专干欺男霸女、强抢恶索勾当，地方官员都不敢过问，他就绾来法绳，一把将其缚来要就地正法。这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一时间，官场上最常见的景观出现了，递纸条说情的，登上门来说厉害的，络绎于途，“府县官皆至，悚息哀求”，连安徽最高行政长官都来跟彭玉麟交涉。彭玉麟能顶得住吗？彭玉麟从政正气，谋政老成。省长递名片来，不能不接，但若接了，法律就没了，正气就废了。于是，他一边对报信者说：你步子慢一点，去迎省长进来；一边对审案人说：你快去把这家伙砍下头来。
在这场官司里，一边是社会正气，一边是官场习气，彭玉麟夹在其中，那情形如同走钢丝。在专制体制之下，官场提供给彭玉麟的空间其实比较窄，也就是三五分钟，彭玉麟居然也可以让人类正义比较稳当地走过钢丝。我想，若是换一个朝代，也许空间更大，可以把案子通报给新闻媒体，可以先将案情投放到互联网去，估计不但府县官不敢来，省长更不敢来。这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如何艰难，只要心中真有正气，人间正义，都是有一些空间可以伸张的。
彭玉麟办完案子，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令侄败公家声，想亦公所憾也，吾以为公处置讫矣。”李鸿章能说什么？只得连声道谢，谢彭玉麟为国为民除害。李鸿章会真心感谢彭玉麟？那只有鬼才知道。但只要还想在官场里混，李鸿章就不能不取此姿态。潜规则潜在水里起作用，将其打捞上来，摆到桌面上来，也就见光死了。这个光就是社会正义！礼失求诸野，义失求诸野，社会正义可以在官场失灵，而在民间，这准则是千年放光华的。古来很多冤案与黑案能够重见天日，得力于千百年来人民群众维持社会正义这一理念始终不坠。彭玉麟在暗权力里走钢丝，这需要去私心存正义。如我们都能去些私心存些正义，那钢丝也是能走成钢索桥的。□
（作者单位：湖南邵阳市双清区科协）
责任编辑：张功杭思了――早些时候深圳那边上演的四十余名教授竞聘一个处长位子的活剧就颇让人作如斯感。这帮“争处”大军何以放着“一等”、“二等”人才不当，而要争作“三等”人才，其动机、心理无须我再赘言。我觉得如果条件许可的话还是尽量让这样的人各得其所，否则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能担当好科学研究、教书育人之任吗？也难怪耶鲁可以在世界高教界独领风骚而我们只能在“争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苦苦前行了。人家想着如何教书，我们思量着怎样升迁，这就注定了人家大学出名教授出科学家，而我们只能出官僚出政客――时势使然，任你几句漂亮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作者单位：江苏盐城市景山中学高中部）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