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街19号北京富凯大厦内办公的中国证监会，是一个独特的造富工厂――新股发行是它量产富豪的主要方式，与它关联的许多事物都会发生奇妙变化：富凯大厦周围的豪华酒店几乎一年四季保持着爆满状态；附近为IPO申报书提供专业文印服务的荣大快印始终车水马龙……赋予它如此魔力的，则是中国证券市场新股发行所采取的核准制（国外成熟市场都实施注册登记制）。
但现在，这座工厂“造富”的核心部门――操持着新股生杀大权的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下称发审委)，地位似乎有点不牢靠了。“IPO不审可不可以？”2012年2月，履新不久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抛出了令所有与会者都感到意外的问题。这一惊人之问，几乎在一瞬间引爆了外界对新股发行乱象以及发审委工作效能积蓄已久的不满与愤怒。不过，一位经历新股发行制度多轮改革的业内人士指出，在现行核准制度下，发审委对新股发行的审批过程已形成完整利益链条，面对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郭主席也只能是问问而已”。
PE（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这个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目前国内PE退出超过九成是通过IPO上市，而要完成这关键的“惊险一跃”，发审委是绕不过的关口。
根据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1月31日，正在证监会上市申报流程中的企业多达515家。“就像一条通往金库的道路，却只有一道窄门。”一位曾投资多家上市企业的PE合伙人说，“那么多人都想过去，眼看着别人进去发财了，你会想不到贿赂一下守卫吗？”
拥有放行权力的发审委必然存有巨大的寻租空间。至少在PE圈里，“搞定”发审委成为笼络企业、突击入股的重要一招，有时候甚至成为核心竞争力。
“我们投的企业大部分在浙江以及周边，为什么要经常飞北京？”一位浙江PE合伙人称，“主要是陪一些熟人吃吃饭，把企业引荐给他们。实际上我们也不大想这样做，因为PE从入股到上市至少会有两三年的周期，两年以后，我们见的那个人还有决定权吗？但形势逼人，没办法。”如何让企业接受你的资金而不是别人的？为什么你出的价格比别人低？这都需要理由。“拥有‘会’里的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他说。
每一家拟上市的公司，都成为众人“围猎”的香饽饽。“让那些拥有或者号称拥有证监会资源的机构入股并不罕见。”一位浙江地区PE投资经理说。他把矛头指向一家已经上市的婴童用品企业。
“这家企业有15家以上PE入股，老板可能管得过来吗？”他说，“开个会会议室都坐不下。”入股的PE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券商的直投公司，这是公关证监会的资源；一类是有地方政府关系的投资公司，大领导、工商税务都得照顾到；第三类是海外投资公司。“一家早就打算在国内上市的企业，为什么要弄一个海外架构的PE？只能说是防止别人查到它的最终控制人。”他说，“由于引入太多PE没法平衡，创始人在上市成功后没多久就不得不匆匆称病引退。”
一些低调的PE则采取了更为隐秘的方法。譬如在上市前三年进入，为企业铺展人脉扫除上市障碍之后，通过种种方式把股权卖给其他公司，再通过投行包装，刻意淡化痕迹。
在企业引入如此多的“牛鬼蛇神”，给具有证监会渠道的人输送如此多的利益之后，发审委审核时自然会“手下留情”。其结果是，一些公司在上市两到三年之后曝出巨亏或业绩突然变脸。
围绕发审委产生的寄生链条上的攫利者，并非只有在台前套利的PE，更包括隐身于发审流程诸多环节的各类中介机构。
根据汉鼎咨询数据，2011年，公开的中国IPO发行费用合计达到152亿元。保荐机构券商分到这块蛋糕的绝大部分，占到总数的85%。
“说实话，我们在辅导期内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不是履行职业义务，而是让发审委满意。”一位大型券商投行人士表示，“在这个出发点下，投行不可避免地要给企业做包装（以满足发审委关于持续盈利能力、独立性以及财务会计方面的审核要求）。”比如要压缩人员成本、提升盈利指标，就会让企业暂时下调员工工资，甚至让部分员工离岗休假，过会后再恢复原样。
一位业内人士还表示，券商收取的高额费用中，“除去单纯的劳动报酬、辅导费用，口碑溢价也占到了相当比例”。当然了，这种“口碑溢价”不仅与券商、保代的专业能力有关，“更与其在发审委处的背景深浅有关”。“谋求IPO的企业大都会优先选择背景深厚的大券商，因为大券商上会次数多，与发审委人头熟，尤其知道发审委委员们喜欢或是习惯于看到怎样的IPO材料，能为企业增加过会的几率。”
无独有偶，在“一切只为发审委满意”的标准之下，为IPO企业提供合规咨询和法律文件的各家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迥然不同。甚至在一家律所内部，因为与发审委熟悉程度不同，律师间的收费也有着显著差异。
IPO过程中几乎无处不在的财经公关公司，则经常活动于灰色地带。一家财经公关公司的媒介总监颇为直白地告诉记者，他们为IPO企业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三项，一是安排企业负责人与“会里的有关人士”见面餐叙，沟通感情，二是帮助企业在过会期间“灭掉负面新闻”，三是帮企业设计在过会现场的“公关方案”。
“千万不要小看和‘会里的人士’吃一顿饭的价值。从递交IPO申请的排队，到发审委委员的安排，甚至他们审查尺度的宽严，我们帮企业找的内部人士都能发挥作用。按照这些人士在‘会里’的级别不同，我们收的中介费也不同。明码标价，最低的是50万。”这位媒介总监反复强调，他们“只负责安排见面吃饭”，“餐叙时说什么做什么，和公关没关系”，“算是很规矩的”。而那些路子更野的不仅安排企业和“会里的人”见面，还可以安排和发审委成员见面，并安排代为收钱，“吃一顿饭最少两三百万。这个违法了，我们不会干”。
至于为企业设计在发审委过会“现场公关方案”，据这位总监介绍，这可算是关于IPO的新兴公关服务。“发审委委员也是人，很多时候过不过也是一念之间的事情。所以现场煽煽情、流流眼泪或者编个悲惨故事，往往都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上市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巨大政绩，以及使用内幕信息牟利的便利，也使得部分地方政府官员成为发审委利益链条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为了帮助本地企业成功上市，不少政府纷纷组建上市办公室，为企业上市大开方便之门，在财税政策上亦给予特事特办，也时常发函给证监会以压力。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还透过驻京机构，打通关系试图对证监会发审委施加影响。
一位曾参与一家矿业企业上市的公关公司内部人士就提到，在这家矿业企业拟IPO阶段，企业所在地政府甚至专门派出市委常委级别的官员到京，与公关公司一起为企业“保驾”。“要论行政级别，证监会的很多官员都比这位市委常委低，但这位官员不仅把相关部会跑了一遍，甚至还专程拜访了证监会的几位处级干部。证监会那边的压力可想而知。”
地方政府对于当地企业上市的积极参与，掌控金融资源是其中重要的考量因素。前述公关人士就表示，在不少地方政府眼中，核准制对企业上市形成的高门槛，使得上市企业往往具有相当可观的融资能力。故而上市公司往往是其开发重大项目、处理国企改制乃至缓解财政压力的重要辅助工具。
不过一位PE人士则指出，地方官员热衷于为企业IPO“保驾护航”，常常也是因为有个人利益牵涉其中。“中部有家质量不错的企业，上市前非要对股权结构进行清理，引入一家成立不久的投资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我们当时都觉得很奇怪，查工商资料也没有太多信息，最后才了解到这投资公司是为企业高管和当地部分官员代持股份。”不仅是上市本身，在上市后这些企业亦可为地方官员创造利益输送的机会。“企业重组或者什么重大业务，都能为地方官员提供内幕交易获利的可能，对一些官员而言，帮企业上市就等于挖了一座利益源源不绝的金矿。”
灰色链条
围绕发审委产生的寄生链条上的攫利者，除了在台前套利的PE，还包括隐身于发审流程各环节的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财经公关、环评机构和IPO咨询等各类机构，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