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社会的一种实践方法与技术手段，社会调查是社会科学界使用最多的研究方式之一，也是人们认识社会现象、探索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 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大变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必然要以这些实践经验作为基础，“实践一经验一理论”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过程，经验以实践为基础，理论是经验的提炼与升华。没有对中国经验的系统研究与总结，就不可能产生为中国所需要的、反映时代精神的重要理论。我们希望构建一个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的学术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关注社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人民群众创造的丰富多彩的实践经验，努力做好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绝非仅仅是一套机械化的技术，决不是只要与调查对象接触了就可以获得想要的材料。终身致力于中国社会调查的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曾经感叹：“西方社会学书籍上的调查方法用到中国社会，可谓削足适履、隔靴搔痒。”简单照搬西方实证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只能流于表层。只有积极探索本土特色的社会调查方法，才能开展真正有效的社会调查。
做社会调查，无论从精力还是体力，青年学者理应冲锋在前。现在的青年学者大多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很多人还有海外留学背景，从知识结构上说，比老一辈学者更加系统规范。但同时，大多数青年学者在长期受教育的过程中，往往是“概念对概念”，“理论对理论”，头脑中形成的是“观念的世界”。因此，做社会调查本身，就是把青年学者头脑中“观念的世界”转换成“案例的世界”、“经验的世界”。当青年学者能够在头脑里建构起“经验的世界”后，经过再次总结、抽象，最后就能形成新的观点和理论。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艰苦的。
2007年以来，我带领来自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信息学等学科领域的近30位青年学者，采取团队式调查研究方法，先后对“蚁族”、高校青年教师等群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获得了有关当代知识青年群体的大量一手资料和统计数据。我们所做的，正是逐渐把自己脑海中“观念世界”转换为“经验世界”的过程。
回顾自己几年来社会调查的经历，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真”、“情”、“实”、“意”，下面我就简单谈谈对这4个字的体会和理解：
第一，“真”，就是求真、求实、不人云亦云，不迷信权威。我最早关注“蚁族”是在2007年，之前也有不少记者和学者关注过唐家岭，但仅仅限于违章建筑多，环境脏乱差等城乡接合部共有的问题，我到唐家岭实地走访时，发现该村有两个与众不同之处：一是此地有很多年轻的面孔，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仔细询问，原来都是大学毕业生；二是房屋出租的广告上，可以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但一定要“有宽带，能上网”，这绝对不是农民工和农民的需求。长期学术训练的敏感性告诉我，这是一个被社会忽视的群体。于是，我立即成立研究团队，开始对这一群体展开调研。但当时我的研究并不被看好和认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尚未显现，国内经济形势发展良好，我以此题目申报的国内课题和项目接连遭到否决，很多人嘲笑我“杞人忧天”、“危言耸听”。但我始终认为，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中国，这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社会问题，要坚持思考和探索。后来的事实印证了我的判断，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和金融危机的到来，“蚁族”问题凸显了出来。2009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获得通过。几年来，我提交的一系列有关“蚁族”的研究报告，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我们所做的研究也逐渐被学术界认可，并在社会各界展开广泛讨论。2011年年初中东北非骚乱和8月的英国青年骚乱，高知青年群体(如突尼斯“蚁族”、埃及“蚁族”和英国“蚁族”等)构成了运动的先锋和主力，由这一群体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反抗，给每个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们“蚁族”问题研究继续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和重视。
要做到“真”，能发现真问题，还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研究当前的问题，必须着眼于长远的发展目标，而研究长远的问题，又必须从现实出发。“蚁族”现象曝光后，很多人认为这只是阶段性现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消失，没必要大惊小怪。但我认为，“蚁族”和农民工不同，“蚁族”均为大学毕业生，其实现阶层跃升的可能性较大。若干年后，他们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在年轻时的经历会影响他今后一生的心态和价值观。试想：一个人在年轻时被社会冷落、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那么当他成功后，他会如何来看待社会?如何来回报社会?又如何来教育自己的下一代?这是涉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关心“蚁族”，其实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关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在国家级课题中称为“潜在危机”，而非“现在危机”的原因所在。《黄帝内经》讲“上工治未病”：最好的医生，不是人已经得病才去医治，而是在未得病时，就预先发现并予以防范。做调查研究，必须要有历史眼光。所谓历史眼光，不仅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站在未来看现在。
第二，“情”，“情”就是感情，真情，要对人民有感情，对国家有感情。“蚁族”研究获得社会肯定后，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你是北京人，家境殷实，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博士后，你的交际圈和生活圈与“蚁族”没有重合，怎么想到会去关注“蚁族”，关注这群和你并不相干的同龄人的命运。我原来并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问的人多了，我也开始琢磨，我想可能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情感和责任吧，这和我个人受教育经历有关。我本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全由国家公费出资。长期以来，我一直追问自己，国家培养了我，我应当肩负怎样的责任去回报国家和人民。
早在2005年读博士期间，我就组织了针对湖北省广水市的社会调查，形成了广水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报告，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也锻炼了我组织社会调查的能力。在“蚁族”研究中，我和团队成员每天早上5点出发，晚上回到宿舍常常已是深夜。经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由于几次调查全部安排在冬天，天气寒冷，有时连记录的笔都被冻得写不出字。为深入了解“蚁族”的真实情况，我和团队成员在唐家岭租房，和“蚁族”同吃同住，用人类学的方法亲身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几年来，我的生活和工作被调查研究完全充斥：招募团队、培训调研员、发放问卷、录入数据、统计分析……我还记得在调研时，唐家岭村委会的一位同志曾对我说，“你们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吗?大冷天的跑这做什么调研?”我知道，我的调查不被当时的社会所理解，在许 多人眼里，我们是一群“没事找事”，“无事生非”的人。后来，当我在研究中遇到经费困难时，曾有国外的机构慷慨承诺提供上百万元的研究经费，以收买我的研究成果，但我明白，这种重大问题必须站稳立场，毫不动摇。但没有经费怎么办?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调查耗费的资金最多，很多人劝我放弃，我不是没有犹豫过。由于经费不足，课题组中的许多人不得不选择离开，但我始终坚信，国家和社会需要我们的研究，就是自己垫钱，也要坚持下来。对于“蚁族”课题，前前后后总共支付了80余万元，除了十几万的国家资助和学校拨款外，其余经费均来源于我个人工资和父母积蓄。这在许多人眼里是一件吃亏的事，但是我认为是值得的。
让我感到高兴的是，经过几年的社会调查，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富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虽然有的团队成员已经毕业，但仍然坚持参加团队活动，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开始加入我们的队伍。同时，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也深切体会到：不仅物质是生产力，知识是生产力，理想信念也是生产力。青年学者阅历浅、年纪轻，组织团队进行调查研究，往往缺乏经费和社会支持，这就需要发挥理想信念的力量。要通过团队领袖的带动作用和成员间的相互影响，把团队共同目标凝练为团队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支配青年学者持久研究的精神动力，使团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百折不挠的旺盛斗志，安于清贫，不畏艰难，勇于探索，最终创造奇迹。
第三，“实”就是踏实、老实、诚实，要下大力气、下真工夫，沉下心来去做大量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做学术研究越具体越困难，因此也才越有价值。因此，要提倡“用脚底板做学问”，读大地之书、社会之书、人性之书。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是很好的榜样。他几十年栉风沐雨，昼夜兼程，行行重行行，笔耕不辍。每到一处，不是倾听当地干部的汇报，就是到村镇走走看看，常常还去农民家坐坐聊聊，有时就在那里用餐小憩。他要求调查者，“真诚地面对一个未知的领域，全神贯注地倾听”，而且事后还要反复听录音去体验每一句话，甚至一种语气，以便抓住精髓，经过判断和筛选，才能找出最有价值的研究素材。在费老这种务实学风的影响下，我们也摸索出了一套团队式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模式，逐渐形成了“多学科分工协作，能吃苦善打硬仗，敢拼搏勇于创新”的研究作风和“服务人民找问题，俯下身子做调研，把握规律提建议，凝聚理想建团队”的研究宗旨。
我们所采取的这种团队式调查研究，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数据。随着信息技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使用，现在很多社会调查都采用电话访谈或网络调查，但我们始终坚持研究者必须“入场”，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采取问卷填答、个案访谈、集体座谈和研讨交流等方式进行社会调查，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但事实证明，感性认识是研究问题的起点，没有大量现场感性知识的积累，理性认识难以实现飞跃。二是通过专业优势互补加强对复杂问题的攻关。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复杂的、多元的，每个人都不是全知全能，多学科交叉合力是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途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团队的力量。高校导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导师做研究，往往都是带领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生。我们分别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文理兼顾，协同作战，充分发挥团队成员专业优势互补的特点，加强对重大问题的攻关，促进学科间的有机融合。三是通过组织结构扁平化提升研究效率。区别于政府部门组织的官方调研和知名学者领衔的研究团队，我们根据研究对象性质的不同和研究进程的不同阶段，确定团队成员的具体任务和分工职责。团队中没有学术权威，没有地位尊卑，大家都是主人，大家都是主体。团队成员在思想相互撞击、相互交融、高度整合的过程中，资源共享、互信互学、共克难关、创出精品。
第四，“意”，“意”就是指智慧、意在笔先，把握好度，用心去做事。当前很多群众嘴里有两套话语，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话。这些真实的观点和情绪，不是通过正式组织的研讨会、座谈会所能够听到的，我们做调查研究，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
首先要坦诚、及时地交待研究意图，使研究对象消除因种种原因引起的紧张心理和抵触情绪，使双方在信任、了解基础上进行顺利沟通。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环境下，研究对象有时对一些不确定因素是否关系到切身利益十分敏感，因此，我们在调查研究时应具备弹性的态度。对一些问题，如受访者不愿给予清楚解释时，要理解受访者的处境，并可通过其他指标，以实践观察与经验分析，洞悉障碍背后的原因。其次，我们要在言行举止上具有亲和力，减少与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距离，表达方式、语言使用上尽量与研究对象贴近。作为弱势群体研究者更要时时提醒自己尊重和理解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检验研究者认识社会的能力，也就是检验他被社会接受的能力。必须学会用群众听得懂的话与之交流，才能被群众接受。最后，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熟悉有关研究对象的文献、政策、背景环境、演变历史等资料，找出现象与现象、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联系。只有当受访者认为研究者在调查研究中抓准问题，具有一定分析能力时，才会允许研究者进入更深入的交流探讨。
“意”还蕴涵着一种责任感。学术成果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于像“蚁族”这样的重大社会问题，怎样才能既让政府意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又不至于引起无谓的社会恐慌。我在《蚁族》一书的内容编排和选择上下了大工夫，只节选了我研究报告中较为缓和的部分予以公开出版，而对于矛盾比较尖锐的内容则以“内参”的形式上报中央。可见，学者要想做成事，就要想做事，敢做事，会做事。想做事，是指要始终怀有愿望和热情，这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敢做事，是指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要胸怀坦荡，用事实说话，敢于说真话；会做事，是指一个人应将自我和集体的智慧贯穿于研究始末，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树立全局思想，站在多种角度分析和思考问题。
中国的社会科学必经一个“经验时期”，即以经验性研究为主，重点研究、认识和总结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经验，进而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形成中国本土性的社会科学。习近平同志最近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讲话精神，不仅适用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也是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希望和要求。当前中国的社会科学应以调研、个案为基础，从点滴做起，聚沙成塔，像拼图一样，拼出一张中国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地图”。只要我们脚踏实地，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去做，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去研究，积累起来，扩展开来，最终就会形成重要成果、创造新的知识。
(责任编辑 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