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设计界最早的女性汽车造型人员，老红旗内饰设计最主要的参与者艾必瑶讲述她的故事 编者按 “中国没有汽车设计”，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界甚至部分当代汽车行业从业人员的看法。固然此种评论有失偏颇，但与建国后鲜有领导重视汽车设计、造型设计人员数量少、后备力量储备不足不无关系。
曾经有人历数过自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汽车造型设计师，不超过二十位，其中女性也仅有一位，就是艾必瑶。
艾必瑶，1933年出生，云南昭通人，成都美术专科学校油画专业毕业后，1954年在一汽设计处车身科参加工作，负责汽车造型设计，是老红旗“五人设计小组”的成员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红旗车标随着政治形势数次发生变化，而沿用至今的葵花标设计理念的提出者正是艾必瑶。
在长春13年的时间里，艾必瑶参与过“东风”轿车，红旗CA72、CA770、CA771、CA771变型检阅车、摄像车，已及CA772防弹车的造型设计工作，内饰设计和材料选择是其主攻方向。
1967年，响应国家建设“三线”的号召，艾必瑶来到重庆大足汽车厂（红岩汽车有限公司的前身），转入载重汽车、客车等大型汽车的造型设计，直到1988年退休。
2012年10月25日，重庆石桥铺，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家属楼，艾必瑶为《汽车商业评论》“口述历史”栏目讲述了她的汽车造型经历。
艾必瑶的爱人曹积光积光也是一位一汽人，采访过程中，积光他一直坐在旁边倾听，并不时进行补充，文中艾必瑶口中的“他”即指曹老。两位老人青梅竹马，相守一生。
我是1933年8月份出生的。这个“艾”姓在国内不多见，必是我在家族里的辈分，我有三个女儿，小女儿就是跟了我的姓。
我们俩都是云南昭通人，从小就认识。初中读到一半时，我跟随家里搬到了昆明，转入著名的昆华女中。那时候我比较喜欢画画，高考前老师就建议我试试考艺术专业。老师帮我突击了一个星期的素描，但那时我画一个罐罐连高光点应该怎么空出来都不知道。
1952年参加高考，除了文化课，专业考试时要考创作、写生和素描，我记得好像有一项内容是设计一款手绢的图案。后来我考取了成都美专油画专业，那次云南省就考取了三个人，另两位都是男同学，其中一位跟我一样是中学毕业，另一位有点基础，教过美术。
成都艺专就是现在四川美院的前身。我读的是大专，老师说现在国家需要人，就让我们用两年时间很快把课程突击完。上了一年课后，正赶上全国院校大调整，成都艺专合并到了贵阳师范学校，等于我就是从贵阳师范学校毕业的。
他是云南大学机械系的，分配工作时到了一汽，当时的652厂。我毕业比他晚一年，就跟学校提要求，希望分到一起。这样，1954年我到了一汽设计处的车身科，搞造型设计。
（曹积光：我到的时候用的还是长春市原来的那些老房子，比较分散。我先在冶金处，后来在铸造分厂，搞工艺。）
一汽是1953年开始筹建的，那时厂房还没建完，之后我们才有了办公室，设计处加上行政人员总共一百多人。我到的时候正好是国庆节，先被借调到工会画了幅游行用的大油画，很过瘾。之后我开始搞车身设计。
说实在的，那时我们啥也不知道，很多人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汽车。我们的科长吕彦斌在大学里学了机械和建筑两个专业，（吕是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但出于兴趣爱好，选修了建筑系的部分课程，参见本刊2009年8月号文章《跌宕酸楚的汽车生涯》）懂得比较多。他就带领我们学汽车构造、工程制图，等等。
即便如此，一到具体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知识缺乏。国家当时没有这个专业，光学了画画来搞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行。最基本的，搞模型首先就是材料问题，用什么呢？之前在学校里我看到过雕塑专业的同学在做，但我们并没有学过。
我们车身小组总共五人：张祥瑞、陶本光、程正、邱良彪和我。邱良彪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一起被分配到了一汽，他是组长，现在已经去世了。其他几位是陆续加入的。张祥瑞很聪明，原来就是一个学工，搞描图的，后来提为干部。陶本光是学美术的，好像毕业于师范学校。只有程正和吕彦斌是搞机械出身的。
工作中，我们五个人虽然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太一样，但可以互换，看见哪个地方有问题了都可以提出来。
最初，厂里让我们先做一个轿车的小模型，练手。油泥怎么得来的呢？
我们试了很多种材料都不行，后来从苏联实习回来的同志说，那边的油泥挺好，就帮我们拿了一团回来。之后我们拿到化验室分析它的成分，确定有三种东西：石蜡、凡士林和滑石粉。但相互的比例只有靠我们自己慢慢试。
石蜡的硬度都有不同，所以每次做模型都要重新调整配方。而且天气冷热对石蜡也有影响，天热的地方，比如在重庆，石蜡就要稍微多加一点。最后我们还是试出来了，做出来的油泥模型挺漂亮，是淡黄色的。
乘东风，展红旗
1958年，我们接到任务要做东风轿车。总布置提出了要求：多大尺寸、多少人坐、轮距多少，等等。我们根据这些要求画出草图。那时我们用的都是油画笔、国画笔。一般来说，画细的东西我们就用国画笔，画大面积的就用排笔。颜料是粉彩、水粉都用。
初步选定后，就开始做模型。从小到大，先是1∶10的，然后从中挑选、修改，做出1∶5的。最后由饶斌等几位厂领导来决定，做出1∶1的。1∶1的油泥模型很大，有五、六米长，重达二、三吨，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敲都够呛。领导们也很着急，几位厂长常常过来“义务劳动”，跟我们一起敲。
回想起来，孟少农分管技术，在设计方面，几位厂领导中对我们的关心最多。他住得很近，经常来看我们，而且为人谦和，看到有不对的就提出来。他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直接的帮助。
比如他看到我在设计东风的仪表板，就说他有一个牙科医生用的小钻头，用起来很方便，就拿给了我。后来我们在设计“红旗”两个字时，他觉得碑体会看起来要硬一些，就从家里拿了一本帖给我们。
设计处原来非常简陋，连做模型用的大平板、龙门架这些最基本工具都没有，后来才慢慢发展起来。 1958年5月我们做出了东风样车，5月12日送到北京中南海报喜。但很快，就传来了要为中央领导做高级轿车的消息，我们就开始做红旗。
为了抢时间，我们直接做了1∶1的大油泥模型。当时红旗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做的，所以到处给开绿灯，大概半年样车就出来了。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那时我们的模型就摆在那里，欢迎大家来参观、提意见。很多人都来看过，像演员白杨都来过。
我是1955年1月结的婚，那段时间我有了小孩儿，一般是在家里给孩子喂完奶之后再去上班，会比较晚一点。但有一天我去得特别早，到了之后就看到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带着两个年轻人在那里看。
我随口问了一句：“您是哪个单位的？”对方回答我说，他是清华的教授，带着学生过来看看。我想，那他们当然是行家。
当时有一大一小两个模型摆在那里，就是后来的红旗CA72和东风。看完之后，他问：“起名字了没有？”我说没有，这位教授就说：“现在都在说‘乘东风，展红旗’，就叫东风、红旗吧。”
当天下午饶斌等几位领导过来帮我们敲模型，饶厂长一边干活，一边说：“车还没有名字，怎么办？”我说，今天有个清华的教授来了，他提了一下说叫“东风”、“红旗”。饶斌说：“好，有动感。”这样，就有了东风、红旗两个名字。
但是后来我听别人讲，这个名字已经有人说了，就不要让我在这儿掺和了。曾经有人问我这位清华的教授是谁，我那时参加工作没几年，不好意思问人家老师姓什么。
主攻红旗内饰
那时搞汽车设计，基本都是大家一起，不能说哪款车的设计就是谁做的。
东风、红旗的设计方案我都有参与，草图画完之后都贴在屋子里，厂领导过来看，这个改一改、那个改一改，反复几次，最后不同地方取不同草图，制定出方案来做模型。生产环节分的比较细，我最主要的还是负责内饰，定材料。
红旗我们参考的样车有法国的希姆卡、奔驰和劳斯莱斯。我记得有几部参考车是上面拨下来的，有的地方我们还拆了一下，之后又给装起来。但此外，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大使馆。
我们会先在公安局查，哪个使馆有好车来了，我们马上就会知道。那些司机也很好，如果有好车来了，就会联系我们。通常是我们说想来看车，定好哪天，在哪里，他们就先跟使馆说车子要到修理厂去保养，实际是开出来让我们看，我们也会把很多东西画下来。
跟东风相比，红旗在造型设计方面还是成熟了不少，并且每年都有改进。比如，最开始前脸是竖条子的，后来改成凹进去一块，但其实也不是很好看。还有红旗曾经有过一个“众”字标，意思是群众运动，但后来也没用。
内饰方面，东风还好，红旗的要求非常高，让人恼火。红旗是一个高级车，而且要有民族形式、自己国家的特点，别看光一个坐垫、一个顶棚、一个地毯，光是这些东西名堂就挺多的。
仪表板我们用的是福建大漆“赤宝砂”，很漂亮，但反光挺厉害，对司机的眼睛有影响。地毯用的是长春地毯厂出口的手工织品，很漂亮，但容易积水、发霉。手柄、灯圈、门把手用象牙雕，座椅面料用的是杭州织锦，等等。这些工艺都非常复杂，做完一个东西就要两个月时间，不适合工业生产。
制作大漆的老师傅李芝清是我们从福建请到长春的，70多岁，人瘦瘦的，很精干。这个工艺需要在一个很潮湿的地方来完成，我们为他在长春找了一间地下室，里面加了水，一进去以后就感觉阴森森的。老师傅自己带着工具，那个箱子就像饭盒一样，里面一格一格的。他从小就干这个，可以做出几十种花样，后来把自己的手艺留给了福建工艺美术社。
我搞座椅的时候不知道该用什么材料，怎么办？一般汽车座椅的角角边边在做的时候会多出来一点点，我就拿一个小刀片在里面拆开，把坐垫翻过来，把里面多余的材料割下来。这就是宝贝了，随后拿到纺织厂，让他们帮忙研究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性能，是怎么做出来的。
纺织厂的人也很好，我去收集我们国家生产的织物，要什么他们就剪一条下来。回去后，我们把一条一条的布拴成一根线吊起来，让厂领导来看。饶斌常常问我们觉得哪些合适，让我们要提出自己的看法来，他基本上都会同意，之后就由我们开始定做。
红旗内饰的颜色总共有浅灰色、驼色和蓝灰色三套方案，从顶棚、坐垫到地毯都是一系列下来的，沙发的样子会有变化，门护板的变化不多。
我记得第一辆红旗上我用的是驼色的坐垫和顶棚，但用了大红的地毯。当时负责接待的一位同志就说：“这大概是个小姑娘搞的吧，这么鲜艳。”但后来红地毯还是用了一段时间，有人喜欢。
在生产的时候，比如安排生产五辆车，其中三辆是驼色的，一辆是蓝色的，一辆是灰色的，我就会把所有的顶棚、坐垫、地毯的颜色编上号，发到车间去。车间搞工艺的人就去领东西，工人再去做。我也要经常要下去看，如果车子顶棚是灰的，搞成红色的就不好了。
提出红旗葵花标
关于红旗的标志，最早的一个方案是采用计里鼓车的造型，这是中国最早的车，作用是计算里程。我记得这好像是吕彦斌的主意，这个标志创意很好，但放在方向盘里面还是不协调，因为方向盘要转动，一转起来这个车就倒过来了。
后来我想到可以用向日葵，之后大家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改了很多次，也加了很多装饰，最后成形。
1964年我被安排到工厂参加劳动。当时我还怀着小女儿，厂里就说给我派一个轻活儿，打砂轮，但具体做什么零件我也忘了。这些工人师傅蛮好的，很关心人，担心砂轮转过来会把我的袜子穿破，就给我做了一个鞋套。那段时间我真是学了不少东西，胆子也大了起来，刚去时我觉得火光四射，不敢打，后来也敢了。
我在一汽待了13年，厂里的产品主要是载重车，后来是把设计处的一部分人分过去搞轿车，造型这一块就是连锅端，全过来。
搞CA771检阅车时，我们考虑到领导人站着检阅还是挺累的，就把后面那个座位设计成能翻起来的，下面有一个椅子，上面还可以再高出一点点来，等于抬着他的屁股，让他稍微觉得舒服一点。
这个装置是电动的，我记得贺龙的儿子大概觉得挺新鲜，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很好玩儿，一直在玩儿这个。我不认识他，还说“谁家的小孩儿那么大胆”。 另外，我也跟着搞了CA772防弹车，这个车内饰用的材料基本没有变化，主要是壳，像装甲车一样厚。
那时，我们可以参考的外国资料不多，但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工程师给我们讲了不少。
我们设计处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工程师叫倪成浩（音），他告诉我，其实你们的专业很好，在国外造型是最宝贵的，也是最保密的一个部门。比如，到设计处要一个进门的牌子，到车身科就用两个牌子，到造型组就要四个牌子。原则上只有造型组的人才能进来，别人都不可以。而且每一个人做的东西都是保密的，办公室都不能在一起，搞一个车型时只能做口头上的一些交流，相互不许看。但我们不仅都在一个办公室，桌子还面对面的。
有个人在那儿
1967年，他支援三线建设被调到了重庆，我也就跟着过来了，到了大足汽车厂的重型汽车研究所。之后，我就从小轿车转向了大车，也就是重型汽车，最小的是8吨，最大的是100吨，还有40吨、60吨的，等等。
（曹积光：国家“缺重少轻”，重庆当时主要是搞国防用车。那时候，全国在搞汽车托拉斯，重庆汽车分公司下边有“六厂一所”，“六厂”包括大足汽车制造厂，重庆这边有发动机厂、齿轮厂、弹簧厂，等等，“一所”就是重型汽车研究所。
这个所原来隶属于机械工业部的汽车局，后来汽车局撤销，它被下放给重庆分公司。重庆分公司后来也瓦解了，研究所就挂靠给大足厂，也就是后来的红岩汽车厂。
汽车厂跟济南、陕汽合起来成立重型联营公司后，公司有了自己的设计科了，研究所就不再接汽车厂任务，搞一些对外的设计。去年，重庆汽车研究所改名叫汽车工程研究院。）
汽车研究所就相当于一汽的设计处，我在这里的工作仍然是造型设计。我们到的时候正是“文革”时期，生产停停顿顿的，但部里和省里的领导都来做工作，还派了军代表，考虑到备战需要，要我们尽量还是坚持生产。
当时大足厂从法国贝利埃进口了一辆运载车，经过改造，我们自己生产了八吨的运载车，C261，拉炮用。这个车原来没有腰线，我在车身中间压了一条筋，一是增大强度，二是会比较好看。原来它就圆咕隆咚的下来了，看起来比较臃肿，改过之后从侧面看有股冲劲儿，有些动感。另外，“红岩”这两个字也是我设计的。
（曹积光：我给你提供一个情况。为什么要用法国车？因为1964年、1965年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法国对中国比较友好，其他国家都对我们封锁，所以在产品上就选了法国的。）
“文革”期间，我们也受到了冲击，他受到的影响大些，经常去“办学习班”，我不是党员，所以还好。不过，这段时间我学会了很多东西，理发、做衣服，做小东西，我觉得挺有兴趣的。
之后，我陆陆续续搞了370、40B等车的造型，为自贡工厂设计过一个小三轮，为成都一个厂搞过客车，还给攀枝花的矿场搞过32吨的矿用车。
为了设计矿车我还特意去矿区体验过，跟着上矿山。矿车的后面都是平的，一般工人们住的地方都离工地至少有一公里左右，上、下班时候都要坐在上面的。
1985年8月，南京举办过一次运输设计研讨会，依维柯的造型专家赖三槐也参加了，还由西德的两个同行。他们对中国设计师的绘画技巧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88年我正式退休，之后就再没有做什么汽车方面的工作了，闲下来画画扇面，大家都喜欢，有时候也跟原来一汽的老朋友打打电话，但很多人都不在了。
回想起来，我是云南人，上学也在南方，到长春后很多方面都特别不适应，但觉得有个人在那儿，就无所谓了。那时都是国家统一分配，我们都不会说什么。
不过到了一汽后，单位里问我厂工会和设计处愿意去哪儿，我选择设计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在冶金处，离设计处会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