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童年的彩色记忆 记得司机是个胖子，他把大篷车从果园一样漂亮的县委大院里开出来，停在了马路边。1989年，我有机会回一趟老家于田，我记忆里的那个小乐园一样亲切的院子不复存在了，所有的白杨树和果树，县委几排平房前的葡萄架也没有了。人家说“文革”的时候没有人管理，都枯死了。路边，爸爸妈妈开始和亲戚朋友们做最后的告别。这是1966年的夏天，爸爸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工作调伊犁了。他的朋友麦特卡斯木说，骨肉阿达西（哥们儿），你是公家的人，公家让你往东，你不能去西，你就是真主祈祷过的那个人，在和田大地的男人堆里，你就是最有福气的人，真主早在你的前额上写好了，伊犁那个地方我听说过，一条河里流蜜，一条河里流肉汤，现在的你，身上的虱子也为你高兴。在南疆，伊犁是有名气的，主要是自然资源丰富，美丽，富饶，是一个可以舒心过日子的地方。爸爸把我们扶上了卡车，头顶上是严实的篷布，主要的家什装满后，用木板铺好，改成了大板床。最高兴的人是我，远走他乡的神秘感，时刻温暖着我幼小的心灵。妈妈、姑姑、姐姐、弟弟和妹妹都上车后，爸爸最后把我抱上了车，他不同意我和他一起坐驾驶室，说影响司机叔叔操作。爸爸坐进驾驶室里，挥手和朋友们再一次告别，叫司机开车的时候，姥姥突然出现在人群里，躺在卡车前，嚎声突起，说她也要去伊犁。可怜的姑姑只好留下了。那年我七岁，我们四个孩子，都是她带我们一天天长大的。妈妈是小学教员，下班回来还要批改学生的作业，爸爸在宣传部工作，整天在基层联系群众，家里就靠姑姑看护我们。爸爸后来说，你姑姑当年为了带你们，给你们做饭洗尿裤，没能读书，所以我想把她带到伊犁，和我们一起过日子，回报她对你们的恩情。每当想起爸爸的这些话，我就激动，那些微弱的记忆，让我在心里虔诚地感激她。
1989年第一次回老家的时候，我去看望姑姑，她嫁给了远村的一个农人，会做毡子，是一个过于老实的人，有两个儿子。姑姑认出了我，大叫一声我的名儿，抱住我，大哭。她的哭声里，隐含着太多的东西。有些事儿，随着时间的流走，她埋在心里，和自己的泪水做朋友了。而那些思念，对我们四个孩子不灭的血肉记忆，包括我们欺她烦她闹她的那些印象，也是她最珍贵的精神图腾，是她梦里的常客。如果姥姥不是突然变卦，姑姑会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照顾她的晚年，和爸爸妈妈一起慢慢变老，让我们在最甜蜜的日子里抓住一切机会回报她的恩情，我们用时间换时间，用真情洗刷我们在故乡天地里的顽皮鲁莽，我们可能会没有遗憾。实际上，我们总是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遗憾里，在盲人一样的黄昏里，安慰自己。进屋坐好，姑姑就开始问妈妈爸爸的情况，而后问姐姐、弟弟和妹妹的情况，满脸泪水，站起来，来到土炉子前，开始生火烧水。屋里没有窗户，屋顶是一小小的天窗，像中世纪欧洲山区驿站里的马棚，吝啬的光亮照射下来，只能看清姑姑的面庞。
喝茶的时候，我仔细观察姑姑的脸，那不是我时常在家里看到的相片上的姑姑，郁闷清贫的生活，缓慢吞吃了她的青春和光芒，前额上的皱纹，不代表她的年龄。艰苦的生存条件，在她的眉宇间，闪着无望的灰光，牙齿掉了好几颗。一双疲惫的眼睛，和一张满是皱褶的脸，无情诉说着无常岁月扔给她的苦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好几次有机会在吃请的亲戚家里见面，她的眼睛会一亮，反复问好，问睡得好不好。吃饭的时候坐在我身边，不停地请我吃，和我说话，给我续茶水。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累了躺下了，她坐在我身边，给我讲童年的事情。虽然贫穷裹住了她的形象，但语气是温暖的，让我在被子里流泪，她在精神里对我们的爱，更是让我内疚。我就想，如果姥姥那天睡过头了没有赶上我们出发，姑姑和我们一起走了，她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有一点我坚信，姑姑不会过得这么清苦。姑姑说，你小时候最喜欢吃鱼。她长时间看我的眼睛，寻找我儿时在她眼中的形象。姑姑深情地说，你太像你爸爸了，愿哥哥的灵魂在天堂安息。爸爸是1976年去世的，在霍城县参加工作队，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终年四十五岁。十年来爸爸总想回一趟老家，但是愿望没有实现。那天，姑姑抱着妈妈给她的东西，留在了路边，我哭了，姑姑哭得更惨。好多年后，这个影像常在我的脑海里复原，我仍旧可以回到1966年的那个夏天，路边的姑姑可怜地站着，白杨树叶在小声地合唱，冰冷的时间忽视她的泪水，遮住了她灵魂的天窗，她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可以想象，是她对我们的深爱，把她送回了家。1995年，传来了她病逝的消息，我默默地流泪，至今我都想，是我们远离了报答的机会呢，还是机会远离了我们？最重要的是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事后的智慧，像梦里的手抓羊肉，永远抓不到手里。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心里的镜子，在恒久的人性词典里，他者有可能是我们痛苦的朋友。
大篷车启动了，坐在我身边的姥姥笑了，像演员。后来我回忆姥姥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著名的演员，哭笑机器人一样自如，我更会想起一个话剧团的演员们，几分钟里，就可以完成一个落难者一生喜怒哀乐的形象，个个都是能人，但是我抓不住他们性格的重点，我手里的那些绳头，神秘地忽悠我的神经，我找不出最主要的那根绳子。生活里的他们和舞台上的他们，也可能他们感觉不到，在更多的时候是相互颠倒的。出发前，爸爸无数次动员过姥姥，她不去，说，我这个年龄了，在异乡，喝不惯人家的水，吃不惯他们的白盐。姥姥说的是加碘盐。公家只允许带一个人，最后爸爸决定带姑姑了，在那个小鸭鸭一样的年龄，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因为姑姑喜欢我，每天出去玩的时候，姑姑偏向我，给我的葡萄干和杏干儿是最多的。1989年回老家的时候，在那些油画一样的夜晚，她说过，我最喜欢你，因为你像你爸爸。大篷车里，姥姥继续笑着扫视我们，那时候，我看不懂她的笑里暗藏的东西，长大后，也是在那个时代亲切的黑白相片里，欣赏她的这种浪漫、狡猾的笑态，在她世故的笑容里，我可以窥视民间艰难的生活环境和人文心态。
1968年，姥姥回老家了。我们1966年到伊犁的那年冬天，她就开始嚷嚷了，说，伊犁不像个城市啊，城市是自由的，这里的黑眼睛们，人人企图想窥视另一个人的灵魂，这样活着有味道吗？让人家把隐私偷走了，核桃就空了呀，太可怕了！秋天雨多，冬天像地狱的使者，大雪漫天诅咒人间的玫瑰，这怎么活呀！姥姥提出要回老家，爸爸不说话，最后她还是用那年来伊犁的办法，世界丧日似地天天哭，爸爸就把她送走了。 1989年，我到乌鲁木齐参加自治区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田代表、著名诗人肉孜·沙伊提说，兄弟，你七岁离开老家后，回去过吗？我说没有。诗人说，这次和我们一起走吧，我会在和田照顾你。到了和田，我就直奔于田，我独自一人来到电影院前，在那里找到了卖瓜子儿和鸡蛋的姥姥。她没有认出我，她看人仍旧那样尖锐，那眼神总是想掀开你的心扉，透视你的灵魂。从小她就是一个买卖人，她的阅历和人生经验，来自市场，众多的灵魂，多难的生活，人们短暂的愉快和欣慰，都是她的无字词典，因而性格里有一种不守约束的秉性，智慧库里有多方面的经验。她的生活独特，嘴巴永远没有闸门。当我问她一个鸡蛋多少钱的时候，姥姥注视着我说，等一下，你是和田歌舞团的多里坤吗？我说，姥姥，是我呀！姥姥愣了一下，迅速抱住我大哭，说她这些年十分想念我们。她把摊子交给她的一个朋友看管，领着我回家了。一路上，我们说了很多，我发现她走路不是太方便了，老了。她搬家了，简陋的两间土屋，在河边，和她傲视一方的性格，很不相符。从前的院子在板桥的南边，是一个有年代的综合市场，除了鸡奶以外，什么东西都有。姥姥就在院门前卖杂货，还主动承担着义务管理市场秩序的任务，她老人家的嘴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练出来的。我记忆最深的是那些卖南瓜的小商，把蒸熟和烤熟的南瓜，一牙牙切好，像东疆卖西瓜一样卖，人们爱吃，主要是和田的南瓜好吃，特别是馕坑里烤的南瓜。后来多次回老家，我都留意过是否还有从前的卖法，没有了，农家乐里有，是整个的，里面掏空，放杏干、葡萄干、红枣、无花果干，在馕坑里烤，天然的美食，很适合嘴巴甜的女人享用，养颜，养心。
有时候和妈妈聊从前，妈妈说我记忆力好。我清楚记得县委大院里的石榴树，秋天鲜红的石榴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垂着，是一种绝美的风景，挂满果实的枝条，总是谦虚地低着头，感谢大地的养育，其实这也是做人的标准，真正有成就的人们，他们在本质上是不喧哗不骚动的，低着头做人。那些亲切的石榴，像油画，又像一个个会说话的精灵，吸引眼球，让手痒痒，像见了美女，就忘记底线，忘记人有脸，像动物一样，放肆放开手脚，播种绯闻和麻烦。也有高理智高智慧的男人，少，像石榴树上最高处的石榴，只有那么几个。姑姑平时不让我们出大院，但我还是偷着跑，后门的巷路通沿街的电影院，那个年代白天不演电影，哥哥们在电影院前玩赢核桃的游戏，画一个直径一米多一点的圆圈，中央划一横线，一人出两个或三个四个不等的核桃，三四人一组，摆在横线上，在圆圈外划定一个三四米远的规矩线，在那里用石片打核桃，主要是用石片挨地扫核桃出圈，不小心砸上核桃了，烂了，那说法叫“肉了”，我们就抢核桃仁，哥哥们不管这个，只考虑赢核桃。那石片是有讲究的，是乳白乳白的羊脂玉，一公分多厚，直径十多公分，非常美，有坏心眼儿的人看久了，毛病就可以改过来。关于羊脂玉，和田民间有一隐秘的说法，说这宝贝几千年前是人的精子变的，那些人说得虔诚，那意思这种说法是铁定的。现在没有这种玩法了，现在玩的东西多了，明的暗的都有。但我想那些玉石片还应该在，在收藏家的怀抱里，或是被埋在什么地方了，因为那个时候，同胞们不懂玉，懂了的时候，这东西稀缺了，像普希金所说的那样：有着幸福的地方，早已有人看守。
2、成长的故事
我们的大篷车走了12天后，到了伊犁。现在12天可以跑几个来回。爸爸的工作安排在《伊犁日报》社，搞行政；妈妈改行了，在百货公司工作。根据爸爸的安排，我继续读汉校。在于田的时候，爸爸1965年从中央民族学院给妈妈写信，要我读汉校，长大了再学，就非常困难了，爸爸他们有体会，说，汉字太复杂了，上午学好的字，下午就忘了。我五岁就和妈妈跑学校了，坐在母亲教的班级，和姐姐哥哥们一起听课，虽不是上学的年龄，自然就开始读书了。母亲就把我送到了县里唯一的汉校。到了伊犁，继续读汉校，中学我是在伊宁市第五中学读的，陶家元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湖北人，是最早援疆的教师，十年后，回老家了。他很关心我们，是一个博学的人。记得他给我们上过语文、地理、政治、历史课，脾气好，忠厚的脸，笑的时候像亲人，和我们相处得很好。暑假里组织我们男生到富饶的伊犁河畔摘桑叶，养蚕。卖了蚕茧，给每一个学生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那个年代，有一本字典也是大事。后来我回忆这些事，感悟到陶老师是一个有知识、懂生活的好老师。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叫《我的老师陶家元》，感谢他对我的教育之恩。后来我在网上查到了他的联系方式，陶老师是从武汉师大退休的，过得很好，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关心从新疆去读书的学生们，他对新疆，对我们，是非常有感情的。
初中毕业后，学校安排我们插队锻炼，爸爸说我还小，生活不能自理，没有同意。几年后，我背着爸爸和妈妈，办好了下乡插队的手续。临走时，妈妈大哭，当时爸爸在霍城县参加工作团，我利用这个机会，把家里的户口悄悄弄到手，办好手续，独自一人下乡插队了，是在霍城县猛进公社，就是古城惠远，好汉林则徐发配的那个重镇。我直接的动机是想捞取知青资本，让村里推荐我上大学。现如今惠远古城是知名的旅游景点了，到伊犁的人，都要去看一眼这个小古城。我在这里劳动了两年，后来根据积累的素材，用维汉两种文字写成了中篇小说《金矿》，是写知青生活的作品，渴望知识，渴望上大学的热血青年。其实里面有我的期盼，非常想读大学。几年前回忆在惠远的生活，写了一篇散文，叫《舞蹈的时间》，回忆许多难忘的人和事，还有那些渗透在血液里的细节，温馨、亲切。在这里，通过父亲的一个朋友，我的宿舍被安排在了一所学校，和校工同宿。校工图尔地是个热情人，作为校工，他主要是维修课桌，是个好木匠，同时也负责学校的警卫工作。住校，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比我大六岁，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只是常年不回家，娃娃交给母亲带，自己逃避老婆，说那是妈妈强加给他的女人，和她没有丝毫的温暖。我见过他的老婆，形象的确不怎么样，那脸色，给人那种洗碗水的感觉，她不同意离婚，痛苦就浮贴在脸上了。常常从大田里回来，图尔地就带我回家吃饭，她母亲是个太好的人，吃完饭，总想和他谈几句他老婆的事，老人家的意思是，都四个孩子了，让他们没爹没娘，这是罪过，到了另一个世界，是要受惩罚的。图尔地不听，他母亲就给我讲，要我教育他。我和他谈过，他说，我已经无心和老婆生活了，我要离，我要娶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女人。 因为图尔地的存在，我的晚上一点都不寂寞。他能说会道，满脑子都是历史故事。他给我介绍学校的情况，讲他熟悉的人和事，知道我迷糊了，他还要叫醒我，继续讲。他是有天赋的，就是没有机会读书，因为有手艺，就被学校聘用了。他出去参加婚宴聚会的夜晚，我就看书。下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书，有鲁迅先生的书，有俄国作家的书，读到好的句子，就抄下来，反复地看，欣赏，激动，接着写自己的感言。以后我想，这也成为了我的一种学习，脑子里留下了一些东西。
我是1976年4月插队的，开镰前，认识了俄罗斯小伙子廖卡，是在这里建磨坊的一个技术人，是生产大队请来的，维语说得很好，祖上是1871年至1881年沙皇侵占伊犁时候进疆的人，原先他们在伊宁市阿合买提江街上有教堂，“文革”的时候拆了，现在六星街有本族的公墓，教堂也移到那里了，他们的存在，和那次侵入有直接的关系。我的斯拉夫文，是廖卡教我的。一次，我和图尔地到他的宿舍玩，他给我们读诗，是维语音标的斯拉夫文，专门给在前苏联生活的维吾尔人设置的一种文字，我很好奇，以前不知道有这种文字，就和他学，廖卡认真地教，我把字母一一写好，旁边用新文字母做注明，有时间就学习，到了秋天，就可以读书了。后来到《伊犁日报》社印刷厂工作的时候，读了许多斯拉夫文的书籍，其中有长篇小说《幸福》和《绞刑架下的报告》，后来翻译了《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那首著名的诗：《灯从眼中灭了的时候》，用在了创作中。这些书是中苏友好的年代，从前苏联进的，后来这些书也成了罪犯，被抛弃了，堆放在一个不透气的阁楼上，发了霉。
《伊犁日报》社机关有一老哥，名叫伊布拉因，外号叫“不行”，他以前是车夫，冬天从煤矿拉煤，翻车了，大腿断了，机关就给他安排做保管了。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好像人人都要求他，这老哥有个习惯，求他的人一张嘴，他就一句“不行”，和人家逗着玩，几句不行不行唱完后，才给人办事。一个星期天，我把他忽悠住了，把阁楼的钥匙要上了，一上午，在那些乱散的书堆里，找了一些书，对我的学习，起了一定的帮助。回城后，继续和廖卡交朋友，夏天和他一起到伊犁河畔抓鱼，他们族人紧张地撒网拉网，我坐在河边欣赏他们独特的作业，很是开心。晚上是鱼宴，廖卡拉手风琴，静静的夜，在我们的情绪里飞扬，在酒的帮助下，我们遨游河谷神秘的天空，找不到回家的路。十多年后，不幸的廖卡出车祸死了，很可惜。他是个好朋友，是我的斯拉夫文老师。
开镰的时候，我们生产队三十多名男女青年到旱田割麦子，我是唯一的知青。伊犁农村有条件种旱田的生产队，主要是种小麦，那个年代细粮不够吃，就在旱田的小麦上做文章，因为旱田里打下的粮食，生产队可以自己做主分配，加上开春播种方便省事，有条件的生产队链轨拖拉机犁地，没条件的生产队只能用马匹犁地，一老农跟在犁开的地上，均匀地撒种子，后面一骑手赶着马用平板平地，种子就埋住了。整个春夏，就靠雨水灌溉，雨水好了，麦子就好。黎明开始唤醒大地万物的时候，我们就起床下地割麦子，天大亮的时候回来吃早饭，早饭后只能干两个小时，天很热，午饭后，要睡四个多小时，漫长的下午放凉后，我们才下地，晚饭要在星星满天的时候吃。饭后我们靠在被褥上闲聊，小伙子们谈论和他们一起劳作的姑娘，比如赛买提就暗恋着我们的琴手沙尼亚。沙尼亚手风琴拉得很好，是和从城里来的玛利亚老师学的，每当这个时候，她就会拉起悠扬的手风琴，把我们内心里甜睡着的青春鸟叫醒，和她的音乐一起遨游梦海。玛利亚老师手风琴拉得好，是乡中学的音乐老师，但是他们在背后里说她的坏话，说她是一个作风不正的女人，所以毕业后，组织上把她发配到边远的乡下了。我们曾在无数个长夜男男女女聚合在一起，半夜一顿抓饭，剩下的时间跳舞唱歌，相互倾诉，互相安慰。
我现在仍然认为玛利亚是音乐天才，说话的天才。那时候男女在一起跳舞是受管制的，没有那种自由，只能秘密举办家庭舞会。玛利亚说，青年男女不能在一起自由交流，相互欣赏，人活着就会连苍蝇也不如，苍蝇可以飞自己想去的地方，如果人不能这样，人连风都不是。后来回城后，在漫长的生活日子里，我多方面了解过玛利亚的情况，这证实了我当年的第一感觉：玛利亚不是一个放荡的女人，相反，是一个有个性、有趣味、有品位的音乐家。众多的夜晚我们在一起，畅谈我们的理想，期盼我们的未来，玛利亚常常能说出我们大家最兴奋的语句来。一个放荡的女人，是不会思考未来的。玛利亚在师范学院学习的时候，经常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家庭舞会去的次数多了，人家就造谣诽谤她，说她是一个作风不正的女人。那个年代，作风问题比吃人的老虎还厉害，只要给你贴上了这个伟大的标签，你的青春，你的未来，就如路边的枯叶一样了，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见过许多人，都是吃的这个亏。
我的一个翻译老师教导过我，一个男人，要管住两个地方，一个是嘴巴，另一个是皮带。这是那个年代的哲学，现在，这种话儿有人听吗？有，但是少，好像人人是哲学家了，发明了新的说法。在那个年代，玛利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她说，手风琴这种东西，最适合晚上拉，我不是说晚上静，晚上人和动物，小鸟小虫，都老实虔诚了，这个时候，人们才能听懂音乐的语言，音乐和白天是有隔阂的。只有在晚上，音乐才能和人的灵魂对话，民歌也是这样，星星在夜幕下舞蹈的时候，民歌的旋律缓慢飘荡，我们灵魂的眼睛才能睁开，我们才能认清黑夜，黑夜是没有嘴脸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冤枉了黑夜，我们没有发现它的本质，它的存在，实际上阉割了我们的贪婪和欲望，延续了我们的生命，给了我们回眸的机会。和她在一起，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在夜里，在白杨树下，在微风的亲吻下享受她的音乐，是多么惬意。和她对话，看她的脸，她纯情的笑，在那个年代，是我们最好的安慰，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有的时候，在校工图尔地的要求下，我会带着他去参加在偏远村庄举办的舞会，玛利亚开始拉琴歌唱的时候，图尔地就默默地感动，就哭。他喜欢她，但这是不可能的事，人的肉体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境界和精神追求，把各自的灵魂分开了。图尔地给我倾诉过，如果他能得到她，就是给她做佣人，他也没有怨言。我说，你还是做你的木匠吧，一个好的木匠，会找到一个好姑娘的，有梦是好事，但不要睁着眼睛做梦，那样会得精神分裂症的。 后来，玛利亚调乌鲁木齐了，是她母亲的一个同学帮她办的，找了一个大领导，一天之内走人了。天下，实际上是关系的天下。维吾尔谚语说：金银财宝千百万，不如哥们儿朋友千百万。好多年以后，图尔地在口岸做生意，发了，进城了，买了高级轿车，成富人了。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说，我这一生的遗憾，就是没能和那个天使一样的玛利亚梦上一回儿。他不是说笑，而是真情流露。他说，他肚子里的那条虫子至今还没有死心。
3、回城
爸爸在工作岗位上病故后，领导为了让我照顾家里的生活，把我安排在了《伊犁日报》社印刷厂。我在农村劳动了两年多的时间，多少有了一些社会知识，明白了农村生活是怎么回事，粮食是怎么来的等起码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这对我的工作和写作，直接和间接地都有帮助。我在印刷车间做学徒，一年后，就开始独自管理一个对开印刷机了。这期间我读了大量的书，报社维汉文资料室有太多的好书，有时间我就研读，不懂的地方问老前辈，满院子到处都是老师。后来我总结过，《伊犁日报》社其实变成了我的大学，我逐步掌握了双语，我要感谢那个环境和各民族的老师们。我自定了一个目标，学习翻译，一心想做一个文学翻译家，主要是维译汉。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译作后，1979年，我参加了一个文学讲习班，就写成了一篇小说，叫《木沙江老汉的故事》，发表在《伊犁日报》副刊上了。后来就爱上文学创作了，一直在不停地写。我喜欢印刷厂的工作，那是个技术活儿，平时主要是印书和杂志，闲下来的时候，印本子。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喝酒的，喝酒的机会比较多，同事家里有喜事了，发工资了，朋友们有好事要请客了，后来有了稿费了，都是要喝酒祝贺的。
有个叫外力的大哥，我们经常在一起，他是一个社会经验丰富的人，从农村招工来的，嘴巴特能说，脾气好，善饮，大杯子喝，他是饭前喝，说，空肚子喝的好处是立马兴奋，不然，吃饱了喝，一瓶酒下去了，什么反应也没有。他是组织喝酒的人，大家凑份子，喝法很简单，一个人吃几个烤包子，一碟花生米，就可以来一场。只要嘴巴一沾酒，他的笑话幽默就满天飞，有的哥们儿高兴了，就出去提整瓶酒回来，给大家助兴。在酒场上，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他喜欢看京剧，那时候工人俱乐部有时候上演京剧，他就喝上几两，经常去欣赏。他听不懂，但是欣赏那唱调和韵味，对人家的服装极感兴趣。他向厂里的前辈学习，问得多，记得也多，最后也能忽悠几句那些不懂京剧的朋友。和哥们儿聚酒的时候，他回答人家的问话，说，这你们就不懂了，白胡子大爷和黑胡子大爷为什么唱得那么激动呢？主要的意思是，白胡子大爷向黑胡子大爷说，老兄，我的胡子比你的胡子白，你为什么不尊敬我呢？
好多年以后，外力退休了，日子过得很平淡。我曾建议他做生意，我说你脑子好使，挣几个钱，将来做什么都好。他不敢，说，我活得悠闲，这就是我的钱。他一生的特点就是喝酒，晚年继续喝。他喜欢到烤肉摊子去喝，约几个酒肉朋友，三五天一场，如果几天不喝，全身不舒坦，饭都吃不下。长老们和妇女们骂他，说他是酒鬼，都快入土了，还不忏悔。他说，我又没有做坏事，忏什么悔啊！他活得很自在，活在自己的五线谱里。在喝酒的时候，他也评论我的作品，说，你的语言好，但是要写人物灵魂里的东西，只有那里面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小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东西，那不叫小说，那叫生活，生活是表面上的东西，小说是隐秘的世界，你要学会写隐秘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喝酒，圈子以外的人是不知道我们没钱了就赊账，这就是我们的隐秘，这样的东西，人家爱看，稿费高，咱们就能喝好酒。他是师爷式的人物，但是从来不去实践，游荡在自己的情绪里，总能找到回家的路。
那个时候，回族作家马康健是我的文学朋友，郭从远是我们的老师，也是《伊犁河》杂志的主编，对我们的指导和帮助是很大的。后来有了陈予和亚楠，我们共同学习，一起写作，相互帮助，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1983年，我考上了伊犁财贸学校翻译班，主要是想巩固双语能力，加上可以有个文凭，以后可以到报社的编辑部去工作。这个时期，给我们上翻译课的哈米提老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博学的人，双语水平极好，在哲学和逻辑学领域有一定的造诣，是一个有个性、亲切、有原则的学者。我喜欢和他探讨，先生文笔极好，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自己的影响力，在圈子里也发表一些重要言论，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意识的导师，读过大量的书籍，有自己编撰的词典，对一些不好译的词汇，字典里找不到译法的怪词，他都有自己独特而又科学的译法。十几年后，他得癌症去世了，我为他惋惜，他是一个罕见的人，一生的目的是学问，是我们的榜样。噩耗传来，我用双语写了一篇《忆哈米提老师》，发表在报纸上，对恩师的教诲，做了一次总结。
暑假期间，我也到各县乡去玩，会朋友同学，不放过伊犁民间最好玩的地方和机会，享受生活，享受伊犁，但也抓紧时间写作，完成了小说《那醒来的和睡着的》，寄到了上海的《萌芽》杂志，这是1984年，作品发表后，获得了“萌芽”文学创作奖，1985年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评奖二等奖。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伊犁日报》社维文编辑部工作，开始是做翻译工作，后来编稿子，也干了几年记者。报社工作是很能锻炼人的。我们的编辑部主任吾布力西里夫是我爸爸的朋友，他喜欢我的原因是说我脚勤，善于办事。他是一个沉闷、话不多的人，但心里什么都清楚，任何人没法忽悠他。一次，他要我到市长家里去请从喀什来的一个副专员，我去了，但是市长没有让我进门，说，今天专员有事，你明天来。我说，我们的主任吾布力西里夫哥都准备好了，陪客人的哥哥们都来了，就等专员哥一个人了。市长不耐烦地说，你走吧，走吧，以后再说。我转身就走，突然，市长把我叫住了，说，哎，巴郎，你停一下，你是不是那个死去了的人的儿子？当时我想，市长终于认出我来了，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我和他的儿子也是朋友，就几年的时间，他把我忘了，把我爸爸的名字也忘了。我说，是的，我就是那个死去了的人的儿子！说完，我走了。回到吾布力西里夫哥的家里，我把情况说了一遍，主任说，不来就算了，咱们喝吧！几杯酒后，我把市长那句著名的“你是不是那个死去了的人的儿子？”，给他重复了一遍，主人沉默了，没有说话，别的哥们儿，开始拿这句话说事儿了，后来大家把它变成了笑话。几天后，我用双语把这事写成了微型小说，在维、汉文报纸上发表了。主任看过后，把我叫了过去，说，你的微型小说我看了，原来文学是这么回事啊!主任笑了。后来市长退休后，到乌鲁木齐定居了。主要的原因是，生活圈子里没有人招呼他了，这时候他认识了自己，就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些人在任上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也是在刃上的，低调做人，是全世界通用的真理。 这个阶段，我无论多忙，翻译写作喝酒都没有落下。我翻译了一些知名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在已故剧作家贾帕尔·卡斯木的要求下，翻译了他的三部剧作：《遗产》《道德法庭》《古莱木罕》。翻译剧本是件麻烦事，没完没了，每个剧本我都翻译了多次，作者不停改动，导演三天加一段删几句。因为是老哥，经常喝酒，吃人家的嘴软，不好说不，就帮着完成了任务。后来我悟出了道理，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在这以前，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喜欢俄苏文学，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契科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的作品，也喜欢读法国作家雨果、巴尔扎克、梅里美的作品，我觉得他们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作家，所以对凡世的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作家读得最多的是巴金和鲁迅的作品，喜欢鲁迅的原因是，我们是生活在自在轨道里的人，鲁迅的额头装着天下，这里需要接轨的东西是全球进步文化，所以他没有笑脸，他的作品在更多的时候不是微妙的，而是鲜明地、残酷地、无情地解说那些笼罩、折磨、忽悠我们的东西。鲁迅的性格，其实不是国民的性格，但是他的作品和精神，对我们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全面的作家，对我们文化的源头，看得很深。
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文学青年满世界飞，我迅速喜欢上了王蒙的作品，一方面是王蒙的手法亲切自然，另一方面是欣赏他新疆文化的背景，他是用多民族文化经验看生活和发展，加上他的坎坷，加上他那种把不幸转换成机会的先天能力，作品里荡漾着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和自信的当代气息。我喜欢他的小说《风筝飘带》，在文学沙龙里，我们热情地讨论过这个作品，崭新的构思，民歌一样流畅的语言，骨子里都是为青年说话，为他们的爱情说话的作品。爱情，青年人的住房，学习，对未来的希望，是那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也是王蒙心中的渴望，也是国家要实现的目标。王蒙的特点是，他的作品具备鲜明的时代气息，特别是他的新疆经验，为他的写作、工作、交友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他回到北京以后，这又变成他新的资本。维吾尔作家铁一甫江是他的好朋友，王蒙的新疆黑色幽默一定程度上也受了他的影响。他善于学习，善于把学到的东西用在创作上，自己鼓励自己，这是他成功的秘诀。后来在几次活动和创作会议中认识了王蒙，他熟练的维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读汉校的维族朋友们都佩服他的维语，暗暗决心要解决母语的读和写的问题。他的毅力是惊人的。哪儿来的毅力呢？对文化的尊重，对自己命运的不怨和不低头。
作为当代作家和维吾尔人的朋友，王蒙是非常值得专题研究的。这是王蒙灵魂深处的骄傲，因为他的作品和人格魅力，变成了另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当然，我们还会发现许多东西。1999年，有幸和王蒙一起出国到挪威参加中挪文学研讨会，后来去了诗歌一样亲切的爱尔兰，我在他的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在童话一样的挪威，我们漫步街头，看到静谧悠闲富裕天国一样骄傲的这个国家，我用维语说，王老师，这是神话一样的国家啊，这里的人们一点忧愁也没有。王蒙说，兄弟，生活中没有忧愁怎么行呢？这是王蒙式的哲学，他深知生活的底色，没有永远舞蹈的蝴蝶。2011年，世界上最平静的这个国家发生了枪杀游客的事件，震撼了世界，就深刻证明了这一点。2010年，王蒙来到了新疆，当谈到生活和创作的关系的时候，他说，谁又战胜过日子呢？大家佩服他的深刻，其实是他的清醒，在赞美和鲜花一起飞来的时候，他谦虚地向没有尽头的日子问候，因为未来是无比强大的。2003年，青岛海洋大学召开了“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撰写了《王蒙在新疆的生活和文学创作》一文，只是想努力向王蒙学习，接近他的思想艺术世界。后来又在不同的刊物发表了《王蒙与伊犁》《王蒙与铁一甫江》《王蒙与伊犁民歌》《这个夏天的王蒙》《王蒙和新疆》和《和维吾尔人在一起的王蒙》。这篇文章前后还有一段故事，乌鲁木齐市文联副主席、《天尔塔格》杂志主编普拉提先生和我约稿，要我写一篇有关王蒙的文章，我答应了。那天是星期天，普拉提先生和新疆作家协会的艾布先生一起喝酒，据说是探讨诗歌创作问题，艾布先生是东乡族诗人，读的是维语，是一个维吾尔文化的传播者，和普拉提先生一样，也是一个成熟的组织工作者。他们喝着酒，谈起了王蒙，普拉提先生就想起了约我写一篇文章。我把稿子写好后，交给了普拉提先生，他在刊物上发出来了，一个翻译家看到文章后，把它翻译成汉文，发在了《新疆日报》上，另一个翻译又把它翻译成了维语发表了，又有一个翻译把它译成了汉文，结果这篇东西根本就不是我的文章了，意思句子走样了。为了拥有一个准确的译本，我自己着手翻译了这篇文章，发表在《伊犁晚报》上，连续发了三个整版，算是有了一个准确的文本。后来这篇文章获得了《新疆日报》副刊一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奖一等奖，2009年被选入了高中课本。
4、到煤矿挂职锻炼
1990年，我的工作调到了伊犁州党委宣传部。开始在讲师团工作，翻译讲稿，也下乡宣讲，后来在文明办工作，跑了很多地方，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这对我的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利用业余时间，也写了一些小说。这个时期我的中篇小说《生活万岁》，获得了新疆新时期优秀文学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1994年，组织上安排我到一个有名的煤矿挂职锻炼，挂党委副书记，条件很艰苦，但是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是一个有二百年历史的老矿，伊犁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煤矿，它是伊犁河谷的一个财富。伊犁的特点是从乡村到城市，人们都烧煤，离不开煤，特别是冬天，把屋子烧得热热的，享受温暖。报到那天，我就把行李带去了，开始深入矿井，熟悉了解煤矿，特别是煤矿的历史。在城里，人们对煤矿有一种蔑视，烧它的煤可以，但是不能正确对待这个行业，特别是有意无意地贬损那些来自他乡的劳工。我开始和不同年龄的矿工和退休人员交朋友，特别是那些病退人员，除了一部分工伤人员以外，基本上是患尘肺病的矿工，很可怜，他们的呼吸非常困难，而他们都是有贡献的矿工，在漫长的岁月，没有他们的劳作，城里人哪来的煤炭呢？ 后来，行走在煤矿五十年前废弃的生活区，我有很多感想，两棵白杨树，还奇迹般地活着，象征着那个时代的繁华和坚强的生命。感慨之余，我写了一首《挖煤的父亲》，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城里人只认你的钱，不给你形象。这首诗后来发在了《诗刊》上。党委要我分管工会、妇联、青年团、教育和宣传工作，我很快进入了角色，在党委书记阿曼的支持下，开始熟悉情况，开展了认真仔细地调研。阿曼书记是知识分子，是水利专家，忠厚，本分，直肠子，是一个可以交心的人。我们俩住办公室，他给我介绍煤矿的历史，介绍现在的情况，我发现他对我的一些建议很冷淡，有一种疲惫的感觉，对工作好像没什么热情。后来我了解了一些情况，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他本人交流的时候，那天晚上他给我亮开了心扉。
一天晚上，斜井队长穆萨派车来接我，时间已经是半夜三更了，我醒来后，警卫吐尔逊不同意我去，说，这个穆队长是个很危险的人，不能去喝他的酒。听到动静，阿曼书记也出来了，听了吐尔逊警卫的情况介绍后，说，兄弟，千万不要去，穆队长不是喝酒，这个人眼睛里面有眼睛。我说，不怕，我不去，他们就会说我没有骨气，你们放心，我不怕，喝毒药也不怕。办公室前面停了一辆卡车，我上车了，这显然是来拉煤的车，是穆队长忽悠来的车。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斜井南段的一个村庄，白天的时候，我来过这个村，榆树多，都是百年以前的大榆树，村庄的名字叫榆树村，农人们家家都有毛驴车和手扶拖拉机，民间叫“青蛙车”，因为形状像青蛙，老百姓就这么叫开了。卡车停在了一户人家的院门前，主人出来了，好像是停电了，提着一盏煤油灯站在了卡车前面，而后穆队长露面了，看不见脸，只有声音是热情的。主人外力把我请进了院子里，进屋的时候，穆队长把我让到了炕上，让我坐上座。我说，你是前辈，你坐上席。穆队长说，你是书记，你坐上席是最合适的。我刚坐好，外力打开了一箱子酒，我明白了，他们要用酒来整我，最后把我变成第二个阿曼书记，也让我大门不出，乖乖坐在办公室，中午晚上等待开饭，等待日子按照他们的设计流淌。穆队长是肥脸，红润润的大块肉，很有精神，民间的叫法叫“屁股脸”，意思是嘴巴和屁股分不清，不要脸。穆队长的蓝眼睛开始在古老的煤油灯下闪耀，在温馨的暖光里，深藏着他的把戏和肮脏的灵魂。对于他的酒，我心里有数，所以不怕他的把戏。主人外力开始上肉了，是大块羊肉，炕下面，铁皮炉上，羊肉放在亲切的大黑锅里，香味满屋子飘荡，给人很温馨的感觉。主人外力只捞了两块肉，其它肉继续放在锅里。煤矿的吃法和城里的吃法是不一样的，捞出来的几块肉吃完后，再继续捞容易熟的软肉，最后吃大腿肉。这种吃法，我只在煤矿吃过，喝酒没有菜，羊肉下酒，主食是馕，喝好了，摇摇晃晃地走人。
我们开始喝了，穆队长夸了我几句，说我是煤矿工人的好朋友，看得起他们，丢下睡眠半夜陪他们喝酒。我吃了几块肥肉，喝酒前多吃肥肉，不容易醉，这是我多年实践出来的经验，一般是不传外的。我们几个人喝完三瓶酒后，该我出牌了。我说，穆队长，天快亮了，我们还没有醉，为了节省时间，咱们玩大杯子吧，我的心一点也没有热。穆队长开始用大杯了，是喝啤酒的大杯，喝到第三杯的时候，穆队长倒了，他手下的人喝第二大杯的时候就瘫了，最后我喝了一大碗肉汤，咳了几声，找了一下感觉，看了一眼窗户，黎明的暖光开始在玻璃上游动了，我让司机把我送回去。回到矿部的时候，阿曼书记在办公室前等我，看到我安全回来，说，主保佑你，兄弟！领着我回办公室了。后来，这样的把戏穆队长玩了多次，目的没有达到，就不和我斗了。后来他向幕僚们说，这个新来的书记简直是个冰箱，每次都是几个人一箱酒喝完了，他却一点反应也没有，算了，不折腾他了。
第二天晚上，阿曼书记煮了一小锅马肉，备了两瓶酒，在办公室里请我喝酒。端第二杯酒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伤心事，一一告诉了我。他是两年前到这个矿里上任的，作风民主，没有官架子，干部们都喜欢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反映给了他。他开始到各个井口和部门调研，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有极少数的人，希望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鸭子过去鹅过去。他们说，从前的书记也是这么过来的，煤矿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这里的白天有的时候是夜，夜有的时候是白天，自从人们发现了大地上的煤，这里就没有正常过，天下有煤矿的地方都是这样。阿曼书记没有听他们的话，继续他的调查研究，放手大干了一场。第三杯酒下肚后，他说，我发现了太多的问题，一句话，煤矿太乱，手里有实权的人，都希望乱，那样他们就可以乱中掠夺财富，我决定从井口开刀，每个井口，都存在着现金售煤的情况，没有磅房的发票，只要对方掏钱，队长们就敢卖。基本情况摸准后，我在各个井口培养了一些耳目，把每天的情况，及时向我汇报，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把井口自行卖媒的歪风压下去了，队长们也怕了，他们怕丢了队长的帽子，日子更不好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暗地里查我的耳目，但是没有成功。穆队长吓唬过矿工们，说，只要他发现谁是阿曼书记的狗，在井下要他的命，剁成肉泥，装进矿车，让他永远失踪。但是穆队长还是没有找到我的耳目，就不敢乱来了。矿上，只要穆队长老实了，别的队长就不敢胡来，我算是把井口上的这个歪风刹住了。半年后，事情又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我所做的一切，风一样消失了。一天下午，是一个雨天，我在办公室没事干，看着窗外的榆树，想着雨停了，给这些树浇水的事。穆队长敲了一下门，没等我回头说话，他就进来了，他友好地一笑，邀请我到矿上拉莱寡妇的商店坐一会。我也没问做什么，就去了。进商店一看，穆队长的狗腿子卡卡也在，他笑了，我不喜欢这个人，形象和眼神像个同性恋，让人恶心。我听矿上的前辈说过，男人和男人上床的时候，河水就哭，雨水诅咒一切盛开的花朵，那个时候，天下的一切土地就不长花儿了。我知道这是神话，因为我恶心男人和男人媾和，就怕这个神话成真，情绪上非常讨厌这个卡卡。我一进商店，卡卡就把门关了，穆队长说我们喝两杯，雨天里，他最喜欢喝酒。卡卡在柜台上备好了羊头肉和鸡蛋，拉莱寡妇蝴蝶一样飘过来，给我倒了一碗茶水，我们开始喝了。拉莱寡妇坐在我对面，伸出甜甜的舌头，开始忽悠我的神经，她说话的时候，一会儿是嘴唇舞动，一会儿是舌头配合眼睛忽悠我，我们三人喝完了两瓶酒，我脑子开始热了，我把拉莱寡妇的商店当成了我的家。穆队长说，阿曼书记，这个拉莱寡妇可是个好女人哪，女人味十足，睡一晚上年轻十岁啊！那天我失去理智了，我说，是啊，我喜欢寡妇，当年我老婆也是寡妇，我娶了，从那以后，所有的寡妇我都喜欢，寡妇甜呀！我说着就站了起来，开始在商店里追拉莱寡妇。拉莱寡妇在商店里跑了两圈，就从后门跑出去了，我追了出去，继续在外面追，嘴里大叫着，说，我喜欢寡妇，寡妇是最甜的女人！后来一切都天下大白了，一切都是穆队长精心安排的，从那天起，我在煤矿就臭了，从此以后，我什么事也不管了，这正是穆队长他们所希望的。外面，卡卡的走狗们抓住我，把我放在一辆手推车上，在矿区游我，表面上是送我回宿舍，实际上是让矿区的男女老少看我的热闹。他们把我推到生活区上方的一矿工家门口，把我领进了那家人的院子里。院子里人很多，原来这家人正在给儿子举行割礼，男客都走了，女客们正热闹着呢，女人们见了我都站起来了，说，天哪，新来的书记醉了！我叫了起来，说，我没有醉，你们把拉莱寡妇藏哪儿啦？把那小美人给我交出来，我今天要和她睡觉，这小可怜在煤矿浪费了，今天是寡妇的节日！全矿放假三天！寡妇万岁！因为我记得，穆队长的那些狗腿子们给我说，拉莱寡妇就藏在这家人屋里了。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后来警卫吐尔逊告诉我说，是他来把我接走的。那些人贼眼兴奋着游我的时候，有人把消息告诉了警卫吐尔逊，他就跑来了。那天开始，我几天没有出办公室，也不见人，想起那些事，非常后悔，甚至想自己吃掉自己，迅速消失。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耻辱。从那以后，我就不管事了，其实是没人听我的话了，我就开个会，具体的事我就不管了。 阿曼书记本质上是个正派人，只是没有在这样复杂的单位锻炼过，应对和防范诡计的办法和意识基本上没有，就让那些人把他玩了。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很同情他，觉得他不应该到煤矿来工作。于是我记住了爸爸的朋友送我的那句话：煤矿是另一个世界，要多了解情况，多磕头，少说话，以后还可以写一些东西，要避免掉进矛盾的漩涡里。这句话，让我很受益，我主要是学习锻炼，研究煤矿，在业余时间构思我准备写煤矿的作品。根据分工，我首先开始了解煤矿子校的情况，师资力量不理想是多年的现实，都是读过高中的煤矿子弟任教员，也有读过师范学校的教师，但是学校的基本条件差，我想了一些办法，通过州团委，邀请一家银行的领导视察煤矿子校，给了我们一笔钱，解决了急需的设备和盖教室的资金。煤矿以前生产条件差，每年死几个人是常有的事，于是就有了可怜的孤儿，他们小小的年纪，就在井口拾煤渣，供家用，拾得多了，积存起来也卖钱，毛驴车拉煤卖的巴郎们，喜欢这种小煤块，市面上好卖。我和工会的人一起统计了一下，适学年龄的娃娃有二十多个，十多岁的都赶毛驴车卖煤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实例，在煤矿很典型。那些可怜的孩子，特别是冬天，赶着毛驴车，进城，二十多公里路，把煤卖了，连夜回家，把钱交给母亲，第二天爬起来上井口，装上好煤，开始颠簸熟悉的老路，进城。如果半路上有人要煤，那是他们的福气，早早回家，还可以休息一会儿。他们的家庭，是很贫穷的，所谓的家也就是一条毡子，几条被褥，一个木板箱子，还有可怜的锅和碗筷。
我去过许多家庭，健全的家庭也是这样穷，肚子是中心，别的事不敢想。我找了几个老板，要了一些赞助，解决了这些孩子的生活费，每月送油和面粉，把他们送到了学校。我想，没有知识，他们就没有命运，十多岁的时候，就下井挖煤，长大了娶女人，往后就是繁重的劳作，等待他们的是尘肺病，很痛苦。后来我们跑有关部门，决心开建一座安全的露天煤矿，也是立志要解放生产力，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让矿工们有一个基本的身心健康。为了长期保证这些孩子的生活有保障，我和矿工会的人跑自治区工会，解决了一些资金，买了一辆中巴车，在地区找同学解决了线路，车开始在煤矿和城里之间跑线路了，挣得的钱，资助那些孤儿们的学业，效果很好。也有一些麻烦，申请救济的人多了，我就做工作，我们主要是面对学校和孤儿就学，没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扶贫工作。在工作之余，我仍然在思考我的作品，收集资料，特别是收集在老矿工中流传的矿谣，很丰富，几乎每个矿工都能唱上几句，原因是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的连经也没有，来路不明，历史不清，或者是很悲惨，许多人都巧妙隐瞒自己的历史和出生地，都是一些没有家乡的人，为了隐蔽下来，他们都改变了口音，一般的人，搞不清他的的历史。主要原因是，在不同的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有许多各地投奔伊犁煤矿的落难人，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些秘密多半都烂在了那些人的心里。在伊犁众多的自然资源中，煤矿是直接和民众生活有关系的自在财宝，但是解放后，伊犁人基本上不愿意到煤矿挖煤，一是危险，二是一种苦役似的工种，城乡的小伙子们面子上拉不开，不愿到煤矿干活，另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般的情况下，煤矿不好娶媳妇，城乡里的俊姑娘不嫁煤矿的汉子，煤矿只好邀请外地的劳工，只要愿意干活儿，不乱来，就收留，提供方便，帮助落脚。
有一个叫库纳洪的老矿工，孤苦一人，性格孤僻，不高兴了就翻脸，晚年靠退休金来维持生活，会唱矿谣，也弹独塔尔琴。星期天，我和工会的阿不来提来到他的家，开始和他交谈。他是和田人，据说老家还有兄弟的孩子们，阿不来提说库纳洪十年前回去过，但是他的亲戚没有来看过他。老人出去了，不一会儿，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羊头肉进来请我们喝酒。八十多岁了，他仍旧是青年时候的那种生活方式。老人家喝了三杯，剩下的我和阿不来提享用了。阿不来提说，老人喝上几杯再唱，脑子像年轻小伙子一样好用。他说自己是解放初来伊犁的，开始的时候在汉人街做苦力，后来认识了毛驴车卖煤的朋友，就把他介绍到煤矿了。我说，你为什么没有结婚呢？晚年没有孩子，怎么过呢？他说，真主会保佑我的，在家乡的时候，和一个青蛙一样难看的哥们儿争一美女，我把那小子打伤了，就跑这里来了。
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是，去过许多矿工的家，和他们深谈过，都说当年来伊犁是因为女人的缘故，我不能理解，女人是唯一的原因吗？在他们的青春时代，除了美女，没有别的东西吗？没有自己的志向吗？好像女人是三餐五谷，要日日围绕她们转，我觉得他们的说词有水分。阿不来提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有些章节里的故事我们读不懂，有些段落里的文字我们不认识，那是他们的天书，我们能读懂的那些部分，是他们外在的眼睛，眼睛里面的眼睛，那是天山深处，是深深的喀纳斯湖，我们看不见，他们永远生活在自己的秘密里，他们不愿意带着自己的隐私和他人做朋友，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自己的隐私婊子一样放荡了，他们的尊严和生命就会面临威胁和死亡。阿不来提说得很严重，我不是太相信，但是我尊敬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秘密，他们是不会活到现在的，活到最后就是胜利。
库纳洪老人的歌谣很丰富，唱词委婉深沉，有的时候又是那么自信，好像肚子里面有一个导演，悄悄指导着他的情绪变化。他把挂在墙上的独塔尔琴取下来，调了一下音，委婉地唱起来了。我很兴奋，满意地看了一眼阿不来提，他小声说，这是酒的好处，几杯酒下肚，他就是名家了。库纳洪老人的声音低沉，有一种朦胧的情绪开始袭击我的灵魂，渐渐地，我感觉到他的旋律好像来自天国，开始亲吻我的灵魂。他渴望生活，爱情是他的主题，丢失在故乡的爱情，一生折磨他的灵魂，他在孤独中生活了八十年，爱情在血液里陪伴他的心脏，支撑了他的躯体。紧接着，库纳洪的唱词变了，开始怀念父亲：飞舞大地的燕子，喂养它们的孩子，我亲爱的好爸爸，我一岁他就离开了我，而后母亲也离开了我，只要我活着，就永远怀念我的亲人。而后他哭了，声音嘶哑，很是感动人。晚年，在孤独中，他努力怀念双亲，在唱词里想象父母的形象。冬天的时候，他死了，那年八十五岁，我们把他葬在了煤矿丘坡上的公墓里，墓碑上也注明了是来自和田县的亡灵，并把遗物封存在了工会里，把他的钱财交财务室保存，给家乡的亲人去了急函，告知了噩耗。第二年夏天我离开煤矿的时候，也没有见到库纳洪家里来人，可能是信没有收到。而他的灵魂，我可以想象，是非常需要亲人在坟头上给他祈祷的。躯体死亡后，眼睛的历史任务也完成了，而灵魂，非常期盼亲人的祈祷。死灵魂不是乞讨自己在天国安详幸福，而是祝福那些为他祈祷的亲人们，在有生之年，抓住时间的手，倾诉心中的秘密。男人女人，都一个个告别了他们曾经享用过的时间，那宽广的墓地，有墓碑没有墓碑的坟头，默默立在那里，白天嘲笑时间，晚上讨好时间，把漫长的二百年，晒在伟大的太阳下，讽刺狂热的时间，在回眸一瞬的生命体验里，争夺已经疲软的荣誉和财富。 伊犁的煤矿是个神秘的地方，除了它的煤以外，聚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大部头的奇书，这里面有生存的光荣，他们适应了双重苦难，生命的苦难和精神的苦难；有生命的耻辱，他们在怀疑和辱骂声中延续了生命，他们的传人，也在侮辱的唾弃中成长起来了；有被强奸了的尊严，精神上的蹂躏践踏了他们的声音和形象；有美丽的疯癫和男人的眼泪，同性恋的鼻祖时间，无情地颠倒破坏秩序，强奸了角落旮旯里的笑声。在没有忏悔的时代里，苟活也是胜利，重要的是，这里延续了生命，是他们可怜的生命，曾经是绝望的，盲目投奔异乡背景的灵魂。二百年以来，伊犁的煤矿是伊犁河谷和南疆之间的一个驿站，贫穷的落难人首先到煤矿卖力气，一是工钱好，二是不问你的来历，你只要老老实实地干，人家就欢迎，玩儿的是草原文化潜规矩，不问种牛的来历，那牛犊归我就行。当他们在煤矿站稳了，有了基础，就开始蓄谋进城的事，结交朋友，渗透城乡。
百年来，伊犁的汉人街，对闯伊犁生存的汉子们来说，也是一个亲切的中转站，什么样的人来了，都能找到出路，只要本分，就可以融入这个宽容的民间，人家不再追问你的历史你的密事你的脏事，你今天开始干净忏悔，感谢今日的机会就行。这也是一种活法，人们心中有一个伟大的宽容：大家都是真主的穆民，每个人都有天生应得的那一份，这是真主的恩典，大家都要互相帮助。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伊犁河谷发起来的生意人中，一半以上是当年在汉人街活命的汉子，或是他们的后裔，这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地方是一种施舍性质的市场，是穷人的市场，穷人心肠软，善于收留那些逃难的汉子们，加上城里所谓的自封的贵族们的定时不定时的施舍，在汉人街里烦着苦着绝望着不做事的颓废人员，也能享用来自各方面的施舍饭。多数时间，这种饭是抓饭，城里向这里的穷人送饭的人们中，他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忏悔，有的是进项哗啦啦，就萌生善心施舍，有的祈求真主保佑，都是一种精神平衡，追求灵魂和谐。民间众多的街巷大户小院里的人们办事宴请红白喜事，都是要做抓饭的，剩下的饭，基本上都送到汉人街了。这里追求的也是一种萨瓦普，即积德。无论哪个朝代，为什么一有机会，许多穷人，没有背景的人们成功了呢？这是一个课题，生活磨练了他们，他们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没有知识，他们抓住自己的精神追求不放，从有钱人看不起的领域里做起，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他们感谢伟大的机会，其实是他们发现了真正的自己。我想，这也可能是生活的回报，他们低调地进行，最终走出了低谷。后来我写过一篇《百灵鸟唱响伊犁河谷》，企图把这个独特的市场画出个轮廓来，然而这非常难，需要沉下心来专项研究。后来一位去了澳大利亚的混血儿，给哥们儿打电话的时候说，我非常怀念汉人街，怀念那里的味道，怀念泥泞的道路。对于伊犁人来说，汉人街是一个深刻的记忆。
煤矿有一些残疾人，独塔尔和弹布尔琴弹得很好，歌子唱得也好，好像天生就应该是搞音乐的天才。在一些接待和互相宴请表示友好的酒宴上，他们就请这种残疾歌手乐手给大家助兴。有的缺腿，有的没胳膊，但他们的精神很好，习惯了这种残疾生活，精神上的安慰是，这是真主的安排，要认命，要努力地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生活态度，这种有效的自我安慰，我很感动，因为他们没有包袱。我做了一些调研，年轻，能唱会弹善跳的人，一共是二十多人，我组织了一次旅游，费用是城里的一个老板赞助的，我不想麻烦煤矿，去了一趟伊宁县境内的枫树林。那里是个著名的风景区，树多，有一条河，安静，是一个休息的好地方。午饭后是高潮，大家开始唱了，我很感动，暗暗佩服他们的技艺。我想，他们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怎么这么能唱呢？我得出的结论是：民间传授。在漫长的岁月，众多不同来历原因的汉子们投奔伊犁，隐藏煤矿，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技艺和特长，看似一个封闭的煤矿，却有着一些重要的技能。我想过组织一支煤矿残疾人演出队，到城里和外线演出，宣传煤矿和他们的生活，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件事没有办成。他们的弹唱是绝美的，我认为他们悦耳的音质来自独特的矿区气候，那条河流和温和的逆温带，造就了他们的嗓音，那样亲切，自然，让人的情绪可以回到遥远的原始社会，自在地生活在天下的各个乐园，享受大地无边的恩爱。我认为普及音乐，让那些恒久的音乐深入人心，是人类的幸事，当人心无意识接近了疯狂的时候，音乐留住了我们的脚步，留住了我们的良知，我们静下心来回眸往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忘记了享受，在争宠争名争利的那些过程，我们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音乐的心。
到了1995年夏天的时候，开建露天煤矿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这是伊犁有史以来的第一座露天煤矿，只挖了十多米，煤就露出来了。举办开采仪式那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先生。我负责剪彩仪式，自治区的媒体也来了，一切顺利，伊犁州的领导陪同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主席剪彩，留下了历史性的珍贵镜头。剪彩结束后，阿不来提主席热情地和我握手，祝贺我们的露天煤矿，并问我说，你是煤矿第几代矿工？我没有多想，立刻回答说，是第十代。阿不来提主席笑了，勉励我努力工作，争取更大的成就。当时人多，记者也多，我没有做自我介绍，不方便。十多年以后，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见到了阿不来提主席，我重提当年他在伊犁为露天煤矿剪彩的事，说，我是去挂职的，当时人多，我没有做自我介绍。阿不来提主席笑了，说，十多年过去了，你现在是作家了。2001年，伊犁地区和伊犁州合并，我到伊犁州党委宣传部任外宣处长，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了当年在煤矿和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主席说话时照的相片，上面有穆明书记和伊犁州党委副书记托合塔尔先生的形象，我保存了这张照片，后来用在了一篇文章里。现在看来，这是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了。
准备去煤矿以前，我就有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到了煤矿后，一是积极熟悉煤矿的生活，采访老人，收集矿谣；二是熟悉煤矿的历史，多方面、多层次地了解从前的生产方式和矿工们的生活境遇，他们来自何方，包括他们的业余生活和爱好，特别是他们的精神生活。那段时间里，只要有时间，我满脑子就是煤矿的事，晚上睡觉前，就整理白天的感受和具体素材，躺下了，也睡不着，脑子里构思作品。我搞了一个提纲，决定写一家三代矿工的生活，对结构，立意，用什么样的语言，该注意的事项，都一一列好后，心里踏实了许多。总的一个基调是：要突出矿工们热爱生活，不怕苦，坚信未来，改变生活的志向。1995年8月，我的工作调奎屯市委了，任市委常委、副书记。这个时期，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写我的长篇小说，我用极大的热情完成了这部作品。199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不要哭朋友》，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热爱煤矿，热爱那些劳作不息的人们，至今和他们保持着友好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