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一九七二年生，山东莒县人，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泰山学者”团队成员，博士后。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出版《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等学术著作六部，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泰山文艺奖、刘勰文艺评论奖等省部级奖励。
常 芳，一九七○年出生，山东临沂人，现居济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在《北京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一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被转载。著有长篇小说《爱情史》、《桃花流水》，小说集《你在木星上有多重》等。获山东省泰山文艺奖、《上海文学》奖等。
张丽军：您的童年生活应该对您走上创作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您谈一下童年时期那些生活经历，以及对您文学创作的影响？
常 芳：我的童年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因为父亲在邮电局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分发报刊，我从小接触最多的就是报刊图书，对这些印在纸上的文字充满了一种好奇与神秘感。上了小学认识一些字后，父亲又开始给我订阅《儿童文学》、《少年爱科学》等等刊物，可以回忆的就是，放学后当别的孩子扔下书包在大街小巷里追逐疯跑时，我会安静地坐在家里，一页一页地翻动着那些刊物，读得津津有味。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我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他们房子的后面有一大块空地，那是一个说书人云集的“广场”，记忆中每隔几天，就有一些前来说书的人，或者敲着渔鼓，或者弹着洋琴，说书人声情并茂，听书人如醉如痴。那时候，我跟在爷爷身边，对这些滔滔不绝的说书人，总是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敬畏。
张丽军：以前您从事诗歌散文创作，近几年才开始小说创作，而且写的小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请您谈一下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由诗歌散文创作转向小说创作的？请谈谈您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和第一部小说？
常 芳：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当时叫《临沂大众》，现在叫《临沂日报》。已经忘记了是一首描写什么的诗。那时中学毕业，一门心思地想上班挣工资买书籍，因为家里的几本小说，不论是《红楼梦》还是《林海雪原》，还是一些戏曲唱本，没有一本不是被哥哥姐姐们看得没有了头尾，到我看时，就特别着急，想知道书里那些人物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样的。后来到一家工厂当化验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取样分析大豆的出油率、毛油和混合油的含油量，以及精炼油的酸价、杂质、水分等等，然后和要好的姐妹们嘻嘻哈哈，多愁善感。不上班的时候，时间就是自己的了，所以有足够的空闲去读书。读的是各类小说，但写的却是诗。写院子里的栀子花，写少女的心事，也写田野里摇曳的庄稼，写袅袅炊烟中劳作归来的人。现在来看，那些诗歌免不了都有着“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可能是因为当时家里《临沂大众》比较多，也可能是觉得它是当地的报纸，心理距离上比较亲近，按上面的地址寄过去，没想到后来就发表了。记得诗歌发表后，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在路上遇到我，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他从报纸上读到我写的诗了。
二○○五年到山大作家班学习时，开始转向小说。一种文体有一种文体的表达空间。之所以下决心写小说，也许是因为过了用诗歌“强说愁”的年龄吧，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都有了另外的价值判断，推己及人，格物致知，觉得有些东西用诗歌已经无法完整地去表达了。诗歌虽尖锐，但承载的空间毕竟有限。而小说由于它的浑厚与波澜壮阔，也许更适合我的某种表达需要。第一篇小说《芳邻》发表在《北京文学》杂志，一万五千字左右，短篇，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写了一群夜总会的小姐，发表时还配发了一个创作谈《陌生的世界》。创作初衷很简单，我们自以为熟悉的世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陌生的，就像小说主人公楼上那群被世俗生活所唾弃的小姐们，她们的世界也需要被重新认识。这篇小说写完后，专门在作家班老师们组织的同学作品交流研讨会上讨论过，还请了现当代文学的一批硕士研究生和一些文学刊物编辑参与讨论，有一位编辑直言不讳地说它根本不是小说。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北京文学》对我的鼓励，他们能够很快地决定发表这篇小说，对我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同时，也让我充分理解了“文无定法”这句话，小说可以那样写，也可以这样写。
张丽军：您在工厂、机关、报社等诸多岗位工作过，对社会接触也是比较广泛。请谈一谈您这些年的人生经历和工作情况，您都接触过哪些群体？这些阅历是怎样激发您创作的灵感的？
常 芳：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的小说一直关注两类人，一是所谓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们；一是普通的百姓，这其中包括农民、市民和城市里的外来务工者。我在《太阳太阳》、《上海啊上海》等多篇小说中写到了外来务工者这个群体。二十年前，媒体对这个群体有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叫“盲流”，和我们现在说的“京漂”“深漂”还不一样。盲流的意思应该是“盲目流动”，其实这些从乡村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人怎么能是盲目流动呢，他们的流动恰恰是最有目的和目标的行为——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他们明白幸福生活要靠自己的劳动去创造，争取，他们应该是怀揣梦想的淘金者。幸运的是，后来媒体及时纠正了这个称呼，也算是人们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因为社会的、制度的、人生的、物质的等种种外在条件所束缚，我们的人生是不自由的，但是我们的心灵时时刻刻都需要自由，真正的自由。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像大家常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我想写出不自由的人的自由的心灵渴望，写出人的艰难的自我拯救。
张丽军：当今文坛很多创作快餐化，文学市场化，一些人创作是为着获取经济利益，作品也比较浮躁，您所秉承的创作态度是什么？您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具备的因素有哪些？
常 芳：我认为一个严肃的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理想倾向。有时候这种理想倾向可能会有乌托邦的性质，但是这是一个境界，一个高度。因为你关心什么，你就会思考什么，你也就会写下什么。写什么和如何写是其次的问题，重要的还是为什么写的问题。一部优秀的作品需要给时代以启示，给人生以光亮。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个词叫“道德文章”，道德在前，文章在后，道德是本，文章是末，道德是根本，文章是枝节，一个作家的道德使命决定了他作品的高度。 张丽军：您比较喜欢读哪些作家的作品？有哪些作家作品对您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常 芳：读书是一件持续的事，每一个作家都有其独到的地方，每一部作品都有其精彩的地方，很难一一举证。但是有两部作品却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反复阅读，才能品味其奥妙。一部是中国的小说，《红楼梦》。张爱玲说中国真正的传世之作只有三部（另两部是《金瓶梅》与《水浒传》）。这样虽说有点苛刻，有些偏颇，但是真正能够经得起推敲、给人文学滋养的还是《红楼梦》。无论是故事架构，还是人情风物，都无法让人穷尽其美。《红楼梦》不再是单纯的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学问，就像曹雪芹构建起的一座殿堂，让人流连忘返，每一个年龄段读都会有新意，都会有新体会新收获。还有一部外国小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和中国明清话本出现在同一个时期，在欧洲正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期，文化巨人辈出，同时出现的还有拉伯雷的《巨人传》和薄伽丘的《十日谈》等。中国明清时期的小说也写人性的善恶与反省，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向前走了一步，开始探寻人的困惑与存在的意义。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来说，《堂吉诃德》已经臻于完美。
张丽军：谈谈您的学校生活。您的山东大学研究生班学习生活对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促进和影响？
常 芳：我后来是因为想当律师，考律师资格证，学完汉语言文学专业后，又去学了法学，法律教材看了一大堆，最终却又没有考律师。二○○五年春天，山东大学开办作家研究生班，没有犹豫就去参加了，想给自己补充一些东西。原来一直是写诗歌与散文，小说一直读，但是没有下决心写。到了作家班后，班里有好几位同学都是写小说的，于是自己也想试试，一年的时间写了七八个中短篇，二十多万字，发现自己也能“写小说”。如果不是参加了山大作家班的学习，也许现在我也还没有写小说。所以，我一直都在内心里感谢山大作家班，感谢在山大课堂上给予我无限文学滋养的每一位老师。
张丽军：您是临沂人，您的很多作品像《爱情史》、《青黄》等带着齐鲁大地浓厚的乡土气息，您对乡村文明的创作和反思是否受到故乡地理、文化环境的影响？
常 芳：影响是一定的。我的故乡小镇处在城市的边缘，这些年，一天天看到的都是周围的土地被城市所包围、蚕食。老百姓对土地的认识也处在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离不开土地，一方面又因为生存的艰难、劳作的艰辛，拼命想逃离土地。人其实是需求非常简单的动物，一杯水、一点食物足矣。我们小时候听的故事里，不乏洪水到来时，有人带了银子逃出来，有人没有银子，但他却带了活命的食物。于是，在等待平安重新来临的漫长过程里，带食物的人因为有食物活了下来，带银子的人却因为饥饿毙了命。这就是说，当灾难降临时，黄金和王冠的价值不抵一块面包，所有的荣耀和梦想都不复存在，也没有了任何意义。而一切食物都来自于大地的馈赠。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耕的泱泱大国，土地的命运，即是人的命运。反过来也是如此，人的命运多舛，土地的命运也是多舛。当我们一步步拒绝大地的怀抱的时候，人类必然就踏上了不归之路。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已经出现的问题，政治的、道德的、经济的、情感的，也许就在于人们对这一根本的问题缺乏足够的反省，从内心深处对土地的纠结，才导致整个社会在今天产生了价值观上的混乱。
张丽军：您在创作谈中提过，“小说和现实也许同样是不能相加的，但我还是在小说中把现实加在了一起。”您的小说植根于现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具体谈一下您是怎样认识现实生活的？您怎样看命运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常 芳：有人说，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不过有些时候简单的真理却会让我们很难堪。举一个一米线的例子，我们去银行或车站等公共环境，需要排队的地方，都会有醒目的一米线标识，有的是一条线，有的是排队栏杆。这些看似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却无意中在拷问着我们的心灵，如此简单的问题却需要这样“手把手”地指教，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如此高的修养吗？还是我们的修养被异化了？难道我们的文化中就拒绝排队、拒绝礼让和尊重隐私吗？没有，传统文化中言辞凿凿，华夏文明，礼仪之邦。彬彬有礼的古人曾经让我们多么骄傲，所以我们才有资格嗤笑欧美诸邦为蛮夷之地。而现在，我们自己却变成了“蛮夷”之人。深究起来，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也许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情，我们到底在哪里丢失了呢。
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作家写下的东西对周围的人没有任何启发与帮助，仅仅是自我迷恋的呓语，对现实中的人生没有任何关怀与鼓励，那么即使卷帙浩繁又有什么意义。莎士比亚的伟大就在于借作品人物之口指出了一个时代的症结，“存在或者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复仇的问题，这是一代人“向何处去”的问题。莎翁的言外之意很明白，文艺复兴如火如荼，所有人都不能袖手旁观，都不能置之度外。我们现在回望欧洲历史，正因为有了文艺复兴对人的自由的呼唤，对现实毫不妥协的批判与指斥，对命运永不言败的抗争和呼唤，才会有后来的宗教改革与法国大革命，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建立，才会有欧洲的文明和繁荣。
张丽军：您的作品通过敏锐的感觉和笔触，关注着底层各色人群的日常生活，文成卓、唐光荣、曹玉行、小锁、范德福们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的呈现，被赋予了生活深层的意义，谈一下您笔下的这些小人物承载着您怎样的审美旨趣？您是如何关照他们的主体地位的？
常 芳：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他又说，“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考，在思考中我们可以超越无限的时空。”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也到处是这样智慧的劝告，孔子就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虽然这些底层的小人物无关国家命运、时代风云，但是他们的悲愁与欢喜却一样见证了一个时代，并且与时代声息相关。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都是上帝的美意，所以，每一个人不单单要活着，还要活得更好，活出自己的责任与担当。
这里，我想说一下我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点浅显理解。“阿门”是教徒们挂在嘴边的一句祷告词。“阿门”是什么意思呢，通常的解释是“但愿”。但是从词源来讲，阿门（A men）（men是男人man的复数）的意思应该是“一个男人”，可以引申为“像一个男人一样”。 我们知道，基督耶稣诞生的时期，地中海一带属于多神教文化，各城邦国家崇尚暴力，生活极其堕落。像孔子说的，“怪力乱神”盛行。就是在这个时候，基督耶稣降生了，他开始宣扬上帝耶和华的声音，指出其他所有的教派都是“邪教”，是异端。于是耶稣反过来也被其他教派指责为邪教。那些掌握“话语权”的城邦当权者，斥其妖言惑众，于是这个三十二岁的木匠的儿子，就被钉上了十字架，以正视听。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上帝是否存在。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矢志不渝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与信念是伟大的，为了坚持自己的思想而勇敢赴死，更是让人钦佩。所以，在西方，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赞美基督耶稣“像一个男人一样”，是因为他敢于独立思想、敢于坚持己见、敢于牺牲，树立了一个做人做事的标杆。“像一个男人一样”，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意味着责任，意味着担当和道义。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文学所竭力呼唤的。
张丽军：您是怎样看待日常化叙事的？当代女性作家的写作是否对您的创作有重大影响？
常 芳：去年的一件大事就是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史学界有一个讨论，观点比较新，也很坦荡，是说假如李鸿章接见了孙中山，辛亥革命还会发生吗？因为一八九四年时，孙中山曾精心写了一份八千多字的《上李鸿章书》，想通过关系见到李鸿章，阐述其救国救民的理想。因为李鸿章正在筹划同日本打仗，没工夫也没心思听这个二十八岁青年的治国大道理。大概李鸿章想等仗打完了再说吧。孙中山上书碰了一鼻子灰，满腔热血化为愤怒，从此走上了推翻清政府的暴力革命道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十七年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把一个王朝送进了历史。假如李鸿章当时接见了孙中山，聘用孙中山为幕僚，赏他一个一官半职，孙中山是不是还会如此果决地以反清为己任呢？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这种人性深处的揣测并非毫无意义。我想说的是，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宏大叙事，那么孙中山给李鸿章上书就是日常叙事，历史的一个枝节，像微风拂过湖面的一丝涟漪，但是涟漪却不断地荡漾开去，最后形成滔天的巨浪。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吧。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日常即全部，宏大叙事隐含在日常叙事之中。写好日常叙事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课。
所谓开卷有益，我对当代女作家的作品一直非常关注，无论铁凝、王安忆、方方、池莉、范小青、叶广芩、迟子建等著名作家的作品，还是卓有成就的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都会找来认真看一看，借此发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张丽军：您的作品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但是却总是遭遇着变故：新婚妻子走丢、衣食无忧的男女在婚外恋中进退维艰、妻子死于难产、为了给临死的母亲弄到一碗大麦汤送上性命……接二连三的灾难不断摧毁着人物的精神，谈谈您对灾难的理解，这种“灾难”叙事的审美意义。
常 芳：在电影《二○一二》中，上帝给人类留下的最后的家园在青藏高原，搭乘诺亚方舟一“票”难求。由于方舟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从世界各地闻讯涌来的受灾人群，谁去谁留成为挑战整个人类道德的抉择。面对灾难，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做出了最重要的抉择：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平等的生存机会。这是影片导演的愿望，相信每一个观众都会认同这个共识。当灾难巨大到人类无法承受时，国家、种族、政党、财富等种种外衣就会不再重要，这时候人类的愿望变得非常简单，仅仅是要活下去。可是，很多时候“活下去”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在《桃花流水》的封面写了这样一句话：“爱情的悲欢离合，人生的仆仆风尘，看似天意难违，正像我们所历经的许多天灾一样，其中又有多少不是人之所祸呢。”
张丽军：“人是人的镜子，每个人都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也从自己身上看到他人。”从唐光荣、留香、文成卓、朱节、可可、宋大志的身上，我们照到自己，期盼真情却不去珍惜，渴盼自由又割舍不断绳索，现代文明与人性发展的冲突如此尖锐，人性这样复杂和令人困扰，这是否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常 芳：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准确说应该是三十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在城市里，在动物园或街心公园看到石头堆积的假山，我们不会认为这是假山，而是风景，是美，因为那些堆积假山的石头都是真的和美的。现在呢，公园里的假山大部分不再是石头堆砌的，而是一些假的石头，是用水泥和钢筋石膏板做出来的装饰的石头，我们的心底便再也不会泛出对假山的流连，因为我们知道连那些石头都是假的。这就是我的那些小说主人公要勇敢面对的一个话题：咫尺即天涯，面对如此陌生的世界，面对一个越来越“假”的生活环境和氛围，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自处。
我在几年前曾写过一首题为《飞天》的诗，其中有几句：“有哪一片土地可以被称作净土唯有爱情的花朵在上面摇曳……上帝请让我的心平息下来别再大海一样的翻腾一如海啸”置身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平静的生活已经被打破，技术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包裹着我们，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个体的人像一片漂浮的苇叶，被滔滔河水裹挟。我们渴盼内心像湖水一样平静。渴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宁，可是这一切却永远逝去了。生活像海啸，我们的内心也像海啸。在貌似自由的世界中，我们的心灵却失去了它应有的自由。人类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尤其感受到了这一点，对人性的解放与追逐，曾经让我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以为从此可以天堑变通途。束缚人性的黑暗的笼子打开了，但人性的“恶”也跟着一起被放大了，并且变本加厉，成为了我们新的牢笼。
张丽军：《爱情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长篇乡土小说，直面二十世纪乡土中国的种种困惑，《芳邻》更是人们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失去方向的写照，《一个人站在高高的云端》、《告诉我哪儿是北》等，不单单是写出了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人与城市、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关系复杂不可调和，您是如何认识这两种文明、两种空间的关系的？
常 芳：前些年有一个反思的论调，叫“现代化的陷阱”，是说现代化造成了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其实我们曲解了现代化，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技术的陷阱”，我们今天的生活过分依赖于技术进步，技术发明在所有领域的进步功不可没，但是技术有技术的缺陷，总有图穷匕首现的一天。技术越先进，时代就越脆弱，社会就越容易出问题。 其实，城乡之间的矛盾并非是一个悖论。我们所理解的对立与矛盾，并不是真正的矛盾，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人为的制度造成的。我们看欧洲等发达国家，他们并没有严格的城乡分野，除了经济社会高度繁荣外，制度的设计也为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人是不具有城乡属性的，在巴黎生活的市民和在西班牙小镇格拉纳达生活的人没有区别，没有城市与乡村的身份界定，也没有市民和农民的身份等级鸿沟。如果愿意，小镇上的人可以搬到巴黎去，巴黎的人也可以到小镇上去生活。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理解的约定俗成的城乡矛盾，仅仅是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国家管理的方便，人为设置的制度藩篱，这种等级森严的管理制度看似不可调和，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这一点理解了，一个上海人到乡村定居，与一个乡村人到上海生活，自然而然的事情，不是什么进步或不进步。只有这种城乡的制度束缚解除了，两种文明的人为鸿沟就会渐渐填平，互为倚重，最后就会融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张丽军：乡土文学的创作从五四时期兴起后长盛不衰，并且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时代烙印。您对当代乡土文学发展是如何看待的？您如何看待乡土叙述中的民俗描写？
常 芳：去年在鲁院学习的时候，施战军老师在讲乡村、乡土和城市文学时，曾经谈到，白话文以来，中国就成了一个乡村文学的大国。大家一说到写乡村的小说，就认为它是乡土。其实乡村小说与乡土是有区别的，我们常常是混淆了它们。乡土是回望式的，是带着回忆的，是想象中的，是有情味的，绝不是现时态的。比如沈从文的《边城》那样的小说，才是典型的乡土小说，他笔下的那个湘西，已经完全是他记忆中的湘西，是一个乡村旧梦的追寻。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小说，其实都应该划归到乡村小说的序列中，而不是乡土。乡土文学是一种高度，一种精神的关怀。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到溪头荠菜花”，这是辛弃疾的一句诗。在中国，乡土文学无疑是我们文学的源头。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流派，追根溯源，都是从乡土文学衍生出来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当所谓的先锋文学、实验文学走入穷途末路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要向乡土文学寻求营养，从乡土文学中得到启发与启迪。乡土文学就是溪头的荠菜花，虽然没有灯红酒绿的妖冶，但是养身养神养心。说到乡土文学，就绕不开民间文化与民俗描写，这些原生态的东西使我们的生活生机盎然。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低级趣味的东西，如果仅仅是为了迎合读者的趣味，则失去了意义。所以这里就还有一个审美和审丑的问题。
张丽军：对于底层人物梦想破灭的悲悯，显示出宽厚的人道主义关怀，而对于梦想破灭原因的直面追击，则体现了犀利的批判主义色彩，您的作品不同于先锋性的作品，把血淋淋的现实揭露给人看，而是透露着温情的反思和批判，您在作品中是如何做到反思与批判的平衡的？
常 芳：说到反思与批判，还要说到辛亥革命。有一次我在大明湖西南门，注意到一个楼盘的广告，宣传这个项目“毗邻省政府”。我们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凡是房地产广告，宣传的主题一般都会是交通便捷、超市购物方便、教育资源优越等等。“毗邻省政府”说明什么呢，难道我们买了房子，晚饭后就可以去省政府里面散步吗？还是有问题要反映时，去省政府上访可以近水楼台？还是说毗邻省政府，所以社会治安就会好，光天化日之下就不会有打砸抢的犯罪了？这些答案似乎是，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房产商无非还是利用大众内心里那种权力本位思想，利用在公众心底作祟的权力意识。我们不是一直在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吗？房地产商在这里暗示，在这里即使仅仅是“毗邻省政府”，你也可能会受到权力这棵大树的庇护。辛亥革命已经一百年了，尽管我们已经推翻了封建皇权政治，但我们内心对于权力的膜拜，依然根深蒂固，从来没有从我们的思想深处清除掉。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题是娱乐，一切都可以拿来娱乐，娱乐至上，也可以说是娱乐至死。这可以理解为一个进步，也可以说是可怕的倒退。看看媒体不断披露的让我们心痛的那些新闻，我们不能不惊诧于时代的“没心没肺”。是什么造成了没心没肺的一代人，还是要从我们自身找寻原因。如果一代人或者一个时代都活得没心没肺，肯定是不正常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调侃自己是“打酱油的”，但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却不能仅仅是为了“打酱油”，而是为了更好地“打酱油”。对于生活的反思与批判，我们作家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鲁迅对于其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在有些方面，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超越鲁迅那个时代，有些地方甚至还倒退了。在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如履薄冰地生活着。世界充满了谬误和玩笑，让人们的生活充满了纰漏与不确定。我一直要求自己在小说里写出现实的“光明”与人性的“光明”来，期望能让读者看到希望，看到温暖。
张丽军：您的长篇小说《桃花流水》是一篇非常少见的写活了老济南的文学作品，您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什么，是什么原因让您写出一个如此可感可触的济南？您对老济南的感情如何？《一日三餐》、《拐个弯就到》中，您呈现了当代济南人“生活流”存在状态的描绘，获得了研究者和读者的好评，您是如何酝酿构思的？您是否有写成一系列市井人物形象的想法？您是否还有描写济南历史风物的文学创作计划？
常 芳：“谁令坠尘网，婉转受缠绕。”这是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客居济南时写下的一句诗，无论你是一个市民还是一个外地游客，当你站在大明湖畔、百花洲或者趵突泉边，透过氤氲的水汽，看见清冽的泉水中那些摇曳的水草时，相信心中涌动的暖意都会如水草一样婉转缠绕着你。相比急匆匆的北京、上海和青岛等地，济南是一个生活节奏相对缓慢的城市。但这种慢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价值标准。既不墨守成规，也不鲁莽草率，不大惊小怪，不三心二意；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在《一日三餐》、《拐个弯就到》等多篇小说中写到英雄山下唱歌跳舞的人群，他们有老人，有孩子，有退休干部，有下岗工人，也有外来务工者，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简单的乐器，随便一点空间，但想唱就唱，想跳就跳。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中，你便无法不被感染，不去学着放下一切融入他们。有外地的朋友到济南来，我总是喜欢带着他们到英雄山广场去转一圈，让他们感受一番济南这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算起来，我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十五年了。这种“婉转缠绕”的人生暖意常常让我留意周围的世界，所以，无论在长篇小说《桃花流水》中试图还原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命运，还是在中短篇小说中构筑起来的普通济南市民的心灵家园，我一直都努力在作品中弘扬这种暖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文学版图中，除了《老残游记》等不多的篇章外，过去的一百多年，济南基本上是一个叙述的空白。其实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济南是辉煌的，得风气之先，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政治，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一点也不逊色于北京、上海等大都会。一九○四年胶济铁路通车，济南民众自己要求开放商埠，相当于现在建设深圳特区一样建设“大观园”国际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仅次于北京大学堂的山东大学堂的成立等等，这一切都活在这座城市的记忆深处。我一直在酝酿一部长篇，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部小说，重现这座城市的风云际会。
张丽军：《桃花流水》体现了题材的重大和宏大性，时间跨度大，融汇了八十年间的历史和人物变迁，这是否是您创作道路中的一次突破？您是如何做到驾驭宏大历史题材的？
常 芳：我们知道，一些永恒的话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探讨这些永恒的问题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比如自古以来文学的母题，故乡、爱情、时间等等。时间是一面镜子，我们只有通过回头看，才能迷途知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活在当下，其实我们也活在历史中。在时间的深处，我们会发现一些秘密。即使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人生也是如此委屈。在流逝的时间中，个体的人无能为力，只能无怨无悔。我们描述一个人崇高或者卑微，都会附着太多牵强附会的东西，只有时间才会告诉我们真相。这也许是我在《桃花流水》中最想表达的。
张丽军：作品的内核决定作品的思想深度，您怎么看待作品的内核与作品史诗性建构之间的关系？
常 芳：一部优秀的作品之所以称得上优秀，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新思考、新视点。这是至关重要的。作家的视野和胸怀决定了作品的视野和胸怀，时代和人生会不断地给我们提出新问题，但是作家却不能一味地跟在时代后面跑，很多时候里，要超越时代，超越人生，才能高屋建瓴地写出一个时代的焦虑与关怀，就像旧约圣经《出埃及记》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那样。
张丽军：您几乎所有的作品语言描写都是非常诗意的，尤其像《桃花流水》，对于景物的描写十分细腻、优美，读您的小说像读散文一样，您觉得这是否是您创作的优势？您独特的诗意叙述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常 芳：其实，把小说写得像散文与诗歌一样优美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样会影响故事节奏。虽然这是古典文学的传统，但在今天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读者沉下心来完整地读完这样一部小说，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把小说写作处理成急匆匆地讲一个故事。每一个人对周围世界的感知都是充满诗意与感动的，只不过这种诗意有的人能够表达，有的人不能表达，有时能够表达，有时无法表达。我们每个人都有会心一笑的经验，于无声处听惊雷。就像京剧和昆曲的唱腔，年轻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其咿咿呀呀的慢而没有耐心听下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从这种“慢”里听出玄妙，品味出人生的永恒之美。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的体会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真理。当我们认为掌握真理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远离真理了。在“玄妙”的世界面前，我们永远是无知的。
张丽军：您的作品中有很多隐喻意象，像《一日三餐》中的苍鹰，《告诉我哪儿是北》中的古旧市场，《纸环》中的纸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云端》里的萤火虫，《桃花流水》中的百花洲等等，您谈一下写这些意象的审美意义何在？您为什么能把这些意象很好地融入到故事叙述中？
常 芳：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对情与景的关系作过这样的论述：“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适，辞以情发。”很多时候，无言会胜有言。正所谓微言大义，是老子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人物需要呼吸，作品也需要呼吸。而这些意象就是呼吸的洞口，是作者抵达作品的曲径，也是读者抵达作品的捷径。
张丽军：您认为对于历史反思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什么？您觉得应该如何把对于历史的反思融汇到文学创作中？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历史，回归历史？
常 芳：我们今天去书店里看一看，就会发现，公众对历史的关注度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会如此高，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畅销图书是关于历史解读的，其余就是青春、玄幻、官场、励志、养生类图书了。流行音乐中也出现了诸如《青花瓷》、《本草纲目》等等。文学中当然也出现了一批古典意象为标题的诗歌小说作品，尽管有些作者对这些历史文化的理解还是限于生吞活剥的支离破碎的水平，但是表明了传统历史文化的回归。
公众关注历史是一个进步，其实关注历史就是剖析现实，是一种对比，是一种启蒙，是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所做的无言的批评。尽管这些解读历史的书参差不齐，甚至有的价值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利。这也是一个进步吧。一个人的记忆与一个时代的记忆肯定存在误差，所以历史既是确信的，同时又是不确信的。即使是上个世纪的历史事件，随着一批批国家档案资料的解密，我们昨天在教科书的熏陶下所形成的判断，今天就要打上问号。所以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尽管让人灰心，但是也说明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诠释历史。一九八五年，诗人韩东写下了《有关大雁塔》，他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其实，借用一下，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有关历史，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张丽军：您对自己的作品中比较满意的有哪些？您觉得自己创作中的不足有哪些？
常 芳：同样一篇作品，因为生活阅历、个人经验、阅读趣味、价值标准的不同，每一个人都会产生自己的一套品评标准。如同样是嗜酸，还是有人喜欢南方的杨梅，有人喜欢北方的杏子。作者自己喜欢的作品，读者也许不买账，作者不看好的作品，编辑和读者反而会喜欢。在已经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中，《告诉我哪儿是北》、《一日三餐》、《你在木星上有多重》等写出了当下社会的紧张，这种紧张弥漫在我们周围，社会、时代、自我，无时无刻不在试图摆脱这种紧张。比较同龄人的创作，我的小说更多的是思辨，理性的成分可能更强一些，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更多一些，这对小说的可读性可能有影响。 张丽军：您在《北京文学》、《中国作家》、《十月》、《上海文学》、《收获》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小说，作品也获得了《上海文学》奖等很多奖项，读者的认可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常 芳：诗经上说，携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不单纯是爱人之间的表白，也应该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表白。我想，一个作家是需要读者，但是，也不能一味地为迎合所有的读者而写作。作家需要的是自己作品的知音。作家与读者一起成长。感谢这些年所有热心读者对我作品的关注与批评。我们今天的社会深深地被媒体所影响，被时尚所左右，被网络所挟持，一个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不由自主，流行的说法应该是我们已经“被生活”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平心静气地阅读已经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当然，平心静气地写作同样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这对一个传统作家来说，尤其是一个挑战。
张丽军：请您谈谈对七○后作家创作的整体现状的看法，您喜欢哪些国内七○后作家作品？您是否认同七○后作家处于历史夹缝、被遮蔽的尴尬状态？您认为七○后作家如何冲出历史的重围？
常 芳：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现在算起来四十岁左右了。孔子说，四十不惑。这一代人开始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立场，思考开始成熟。一代人的成长受时代和社会所局限，成也时代，败也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在八十年代写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除了他们个人的天分外，重要的还是因为时代的剧烈变动给他们提供了思考与倾诉的机遇。当社会大众还处在失语状态时，他们得以迅速成长取得话语权。就像恩格斯形容文艺复兴时说的那样，那是一个需要巨人也诞生了巨人，需要大作品也诞生了大作品的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则基本生活在越来越“货币化”的空间里，货币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扭曲，长时间随着社会大潮在摇摆，没有自己的判断与标准，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被遮蔽的主要原因之一。
换一个角度看，如果存在遮蔽，也是在一个相对时间的遮蔽，古人说得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时间是公正的，浮泛的时代总会沉淀下来。当读者和时代厌倦了肤浅、造作、哗众取宠的作品时，你的作品的光芒自然会让人注意到它。尽管我们可能没有司马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胸怀与自信，但是坚守文学理想的品格还是有的，守住孤独，耐住寂寞，因为文学本来就不应该是影视明星或体育明星一类的事业。它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马拉松，不在于一朝一夕。
张丽军：您喜欢哪些外国文学作家作品？原因是什么？
常 芳：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有一句话曾被无数人引用，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讲信用的时代，又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又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句名言对每一个时代都能适用。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无法回避的矛盾，都有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代表，狄更斯对当时英国社会潜伏着的严重危机深深担忧，所以这部小说意在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国家寻找一条出路。可谓用心良苦，拳拳赤子之心。再比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作者置身十九世纪，却用一个虚构的四百年前的宗教故事来影射现实生活，通过庞大沉重的黑暗制度与挣扎着的脆弱个人之间的分裂、冲突，引发人们对于人性的重新思考。变化的世界总是会出现不同的审美和价值取向，可是美永远发自人类内心，这样的美不仅仅是对于人生的思考，更是对于人生意义和世间万物的思考。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力透纸背，直到今天仍然让人难以企及。有意味的是，外国作家似乎都能把问题写透，当代中国作家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了“壮士断腕”的批判勇气。这一点甚至还不如古代的文人，清代戏剧家孔尚任的《桃花扇》有一句唱词：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三句话写出了王朝更替，人生世态，淋漓尽致，实在让今人汗颜。现在，无论从哲学高度还是思想认识高度，我们并没有比古人超越多少。许多看似创新的东西，都还只是在外壳上，内核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张丽军：您如何看待当前网络文学的创作？您认为在网络媒介时代，文学创作和审美是否有不同于过去的新内容、新特质？
常 芳：世易时移，变化亦已。在前面我说过技术的陷阱问题，人类今天越来越被技术所挟持。网络就是其中之一。当然，网络为每一个人提供了自由发言的渠道，每一个人都是记者，也是编辑。没有禁忌，畅所欲言。正因为没有门槛，所以一些作品往往流于宣泄，流于简单，趋于肤浅，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当然也不乏一些非常出色的东西。在这个越来越浅的时代，如何深下去，如何宽阔，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也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
张丽军：我们都非常期待您能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您未来一段时间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是否期待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有更大突破？
常 芳：我现在充分理解了“酝酿”这个词的涵义。从一个念头的涌出，到一部长篇小说的诞生，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长篇小说的创作对作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现在，正在着手写第四部长篇，题材不新鲜，是关于抗战的。小说想以一九三八年二月开始的“临沂阻击战”为背景，通过一个家族的抗战，再现一个民族同仇敌忾、慷慨悲壮的一幕。临沂阻击战历时两个月，我军民死伤两万多人，消灭日军五千多人，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蒋介石亲自发给李宗仁贺电“开抗日胜利之先河，振国军之士气。”虽然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就备受外族入侵，但是都没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抗日战争不一样，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结束，整整十四年，期间有一代人看不到希望含恨死去，有一代人出生却生而为奴（亡国奴）。尤其南京失陷后，国将不国，每一个人都无法平静，无法置身事外。而这片祖祖辈辈赖以生活的土地，无论如何都不能断送在我们这一辈人手中，这是一个底线。所以杜甫说，“国破山河在”，简单明了的五个字，却字字滴血。这部小说，我想写出每一个人心中的“山河”。希望自己能把它写好，算是献给故乡和先辈们的一份礼物吧。
（责任编辑：张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