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文化基因；宗族伦理；激发机制；道德动力 摘 要： 徽州人才，就总体结构而言具有人才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而且结构的相对平衡，似尚无别的地方可以出其右。徽州人才之所以杰出繁盛，是崇文重教和“徽骆驼”精神两个文化基因的作用；徽商“贾而好儒”的内在情结，并外化为提高文化素质，培养英才俊彦的执着追求；徽州宗族伦理制约下的程朱“官本位”价值观和王学的重商思想，成为支撑人才滋生和成长的两根支柱；流动的文化和大小徽州的互相吸纳；乃至黄山白岳和新安江独特的山水文化等因素合力铸就的。
中图分类号： C9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① 参见李琳琦《徽州教育》第一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十里四翰林”，“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等佳话频传。明清两朝，文科进士有1 136名；状元23名（明代4 名，清代19名），其中休宁便占16名（明代2名，清代14名），成为中国第一状元县。又如歙县，居科名之先，中状元者有唐皋、金榜、洪莹、洪钧等；立相国之隆者有许国、程国祥等；阐理学之微者有朱升、唐仲实等；兴经济之业者有唐文风、杨宁等；宏政治之才者有唐相、吴湜等；擅文章之誉者有汪道昆、郑桓等；副师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应桢等，因商致富而上交天子者如得乾隆帝欢心的盐商江春、鲍廷博等。徽州人才之杰出超群于此可见。据方利山和万正中合著的《徽州人物志》，历史上有文献可征而为之作传者就已达5 399人。其中有名臣能吏、富商巨贾、学者名儒、文坛才俊、艺苑名流、科技群彦、能工巧匠、隐士名僧、名媛闺秀，等等。其专长涉及政治、经济、经学、哲学、文学、艺术、医学、科技、工艺、建筑、雕刻、印刷、绘画、餐饮等各个领域。从此可见徽州人才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不拘一格降人才。
宋代以降，由于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文化中心也随之移往东南一带。明清时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多以苏、杭为中国文化中心地。但实际上，苏、杭等长三角地区不少杰出人才是徽州人寄籍的。如，清代112科112名状元中，得状元最多的苏州府计有24名（未包括太仓州），其中含徽州寄籍状元6名，实为18名，较之得19名状元的徽州还少1名。就徽州人才总体结构即人才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及其结构的相对平衡而言，似尚无别的地方可以出其右。参见李琳琦《徽州教育》第一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至于文化中心地的内涵及其标准，目下尚乏人做出专论，或提出明晰的概念。如果要在明清时期评选中国的文化中心地，徽州当属考虑之列。在此，我仅就徽州人才繁盛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培育人才的机制，发表一些浅见。
一 、崇文重教和“徽骆驼”精神是徽州英才繁盛的两个文化基因
移居徽州的中原士族在宋代开局的成功，引发了尔后一系列的胜境。其源来自崇文重教的传统，以及对文化传承危机感的反省和身处逆境中铸就刚毅不屈的奋发进取的精神即后人所称的徽骆驼精神。“崇文重教”意味着徽州人重视文化知识的含量，“徽骆驼”精神指的是徽州人坚韧不拔、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崇文重教与“徽骆驼”精神，这两个徽州人的文化基因，形成于宋代，也在宋代开始结出硕果。
学人几乎都乐于引用宋代罗愿在《新安名族志》卷一“风俗”中所说的一段话：
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
罗愿在此将徽州历史性的转变和成果都说出来了。移住徽州的衣冠大族，本有治儒学的家风，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们注重教育，“以诗书训子弟”。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文化教育不断发达起来。“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读书科举，蔚然成风。自宋代始，“取士不问家世”，官员选拔制度发生了大转变。由于唐末五代旷日持久的动乱，士族官僚“丧亡且尽”，劫后幸存的徽州士族所坚持的崇文重教，使其在宋代科举中占到优势，赢得“宋兴则名臣辈出”的胜景。社会上出现了崇文重教的风尚，从读书求出路，追求高文化素质，就是这样慢慢培养起来的。徽州风俗也从“愿而朴”向“文雅”转化。原先越人的风俗日渐泯灭，也无人称土著居民为山越了。这意味着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互相激荡并趋于融合。尔后的历史证明，徽州人视崇文重教为法宝，不仅不离不弃，且日益珍惜重视。
元代休宁学者赵汸曾指出：
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耕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1]艺文志·商山书院记
赵汸在这里将崇文重教的情景描述出来了：注重办学，注重师教，注重庋藏图书典籍翟屯建《从五代北宋时期徽州人才崛起看越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千年徽州：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2012年，黄山。；也说出了由朱熹教导下所形成的文风昌盛，“儒风独茂”的氛围。
官办州县儒学，徽州开风气之先，于宋初已经陆续设置。书院，也于宋代兴起，计有18所；元代益趋繁盛，增至42所。宋元，官私创办的各类学校蓬勃发展。有官办的小学，有私办的家学、家塾、塾馆、塾学、义学、义塾，等等。对师教十分重视，每当硕学名儒开馆授徒，四方学人蜂拥前往，拜师受教。尊师重道，蔚成风气。致仕名臣、理学名儒，如宋代朱权、程卓、陈栎，元代朱升等，都曾热衷于开馆授徒。有的根据生徒的特点，编写教材，以求更好的教学效果。尤其是朱熹，通过在其家乡授徒讲学，及通过其门生、弟子的代代相传，重教之风，历久弥彰。徽州乃“程朱阙里”，被视之为“道学渊源”之所在。程朱理学在其家乡的影响尤为深远。继朱熹之后，当地“先儒名贤比肩接踵”，“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屈”。至明清两代，官办学校依然繁盛。“科举必由学校”，官学的设置，管理制度亦愈加健全、规范。书院教育，更上了一个台阶。不仅续紫阳书院讲学之余绪，且益加弘扬。明代，徽州书院讲会空前兴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守仁的高足王艮、钱德洪、王畿、邹守益、刘邦采、罗汝芳等曾齐集徽州，主讲盟会。王学的重商思想，在徽州掀起大波，令人耳目一新，亦充实了徽州的文化活力。通过讲会，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互交锋，互相辨驳，体现了徽州文化的兼容性，有力地促进了人才的生长和发展。既有利于高层精英人才的涌现，也造就了人文社会学科、科技、工艺等不同职业人才的出现。前述的徽州人才的广泛性、多样性，显然与此有关。 丰富的文献典籍，是学人成长的精神食粮，是文化底蕴深厚的重要标志。徽州庋藏文献典籍之丰富，与衣冠士族的治儒学传统有关，也同明清徽商的财雄势大密切相联。宋代以来，历史上庋藏的数量已经无法统计，但从近人的统计看，有20多万件反映徽州民间实态的文书契约的陆续发现，被称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另外还有3 000种徽州典籍文献和1 000余种族谱流传在各地，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在收藏善本族谱400余部，其中属徽州修撰的就占一半以上。遗存的地面文物也极其丰富，据调查统计有5 000余处，文物有20多万件。又有黄山和古村落宏村、西递，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徽州可以说是文物之乡、文物之海。称它为文物“聚宝盆”、文物“博物馆”，一点也不过分。这些文化的积淀，当对历史上人才的成长起过重大作用。
徽州固然是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但又是重峦叠嶂，几乎无发展农耕的潜力。当地经济资源的局限，迫使移住徽州的中原士族在这片“依山阻险，不纳王租”、“勇悍尚武”、“断发文身”、“火耕水耨”的新环境接受新的挑战，铸就了“徽骆驼”精神。这是中原精英才俊接受逆境的磨练，并与土著越人融合的成果。历史证明，“徽骆驼”精神，代代相传，日久弥弘。明代嘉、万以后，因“徽民寄命于商”，徽人从移入转为向外移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当地流行的“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民谚，即是徽人自少流徙他乡，置之于逆境中陶冶锻炼的反映。我在《儒家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一文中，曾指出，作为移民社会的徽州，经历着中原正统文化与越人文化相互激荡与相互融合的过程，因而社会充满活力。他们以勤、俭著称。勤、俭被写入商业专书之中，以供商人时时自省。例如：《又附警世歌》中写道：“不勤不得，不俭不丰。”“俭约可培，浪侈难植。”[2]前句意为勤、俭乃积财之本，后句是说俭、侈可作为其人是否堪加造就、培植的依据。勤、俭在当地蔚然成风，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
家居也，为俭啬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唯稠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女人犹称能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3]
家居者如此，在外商人勤劳困苦的情状，如《悲商歌》描述道：
“四海为家任去留，也无春夏也无秋”。“四业唯商最苦辛，半生饥饱几曾经；荒郊石枕常为寝，背负风霜拨雪行”。“万斛舟乘势撼山，江愁风浪浅愁滩。”[2]300
有的以勤俭为座右铭，提出“唯勤唯俭，是勉是师”祁门《张氏统宗世谱》卷3《张元涣传》。；有的将“筋力纤啬”的勤俭行状，“勒石堂右”歙县《许氏世谱·朴翁传》。，以惊醒后人。他们坚信：勤与俭是致富之道。顾炎武在《肇域志》中也说：“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甲天下。”所以，有的徽商致富之后，依然以勤俭自律，即“居安逸而志在辛勤，处盈余而身甘淡泊”《汪氏统宗谱》卷31《汪材传》。。勤与俭，正是“徽骆驼”精神的体现在《扬州画舫录》等文献中，的确有关于徽州富商大贾花天酒地，极端奢侈的描写，但这种奢侈之举，往往是为实现其某一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我们对之评判，只能以其主要面为依据，不能以此否定徽骆驼精神是徽人的特质。。
“徽骆驼”精神，是学人学业精进的必备条件。他们奋迹江湖的同时，刻苦攻读文献典籍。许多英才俊彦是依靠这一精神磨练出来的。歙县盐商吴炳寄寓扬州时，“往往昼筹盐策，夜究简编”[4]嵩堂府君行状；休宁汪志德“虽寄居于商，尤潜心于学部无虚日”《汪氏统宗谱》卷12《行状》。。除研读儒家经典外，尤其究心于与治生、货殖有关的典籍。甚至诗赋琴棋书画，篆刻金石，堪舆星相，剑槊歌吹，皆有涉猎。乾隆年间的休宁籍状元黄轩（1771榜）、吴锡龄（1775榜）出身贫寒。黄轩躲在阁楼苦读书，让家人抽掉楼梯，直至晚上才架楼梯下来；吴锡龄往往在野外苦读，以野菜充饥，以渠水解渴。黄、吴两位就是这样勤勉奋进而夺得科举的魁首。
从徽州的历史可以看到，崇文重教与“徽骆驼”精神这两个文化基因，不断传递，不断延续。它造就精英人才的不断涌现，人才队伍的不断扩大。明清时期，徽州人才无论在杰出超凡、多样性、广泛性，抑或人才总体结构的合理性，都居全国的前列。
二、徽商是明清徽州人才的孵化器
人才繁盛与经济发展是联系一起的。清代沈垚曾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5]卷24后一句话，显然缺乏数据支持。不过，若改为天下之士多出于官、商抑或是官商结合之家，应是确当的。很显然，缺乏经济基础，是难以读书成材的。徽商正是利用其雄厚的财力，构建了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种种设施和人文氛围。
16世纪，徽商进入了鼎盛的阶段，成为龙头行业盐业中的老大，拥有的资本已有百万之巨，是当时的首富。我们知道，当时世界上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勒迈尔拥有的资本是8 100英磅，同时的中国海商拥有的资本已大到7 500英镑，但是这些中国海商的富有是不能与徽商相比拟的。由于中国文献上的记载往往不重视数字的准确性，这里说的百万也只是个约数。清代已经出现拥资千万的徽商，徽商的繁盛又超过明代。徽商成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崛起前的首富，徽商经营的规模和资本额，达到了传统商业的巅峰。直至广州十三行商人崛起，如伍秉鉴拥有的资本已达2 600万元（折1 800多万两），才继徽商之后成为首富。徽商“藏镪百万”，乃至千万的财富，为培育徽州人才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汪道昆有“新都（徽州的旧称）人才，儒一商三”之说。徽州人才中，大多数以商为业。从徽商历史的身份谱系看，本来就是先治儒，后营商。但是，即便已是“藏镪百万”的大贾，依然不会忘情于儒学。对此，文献记载极为丰富，如“贾而好儒”、“贾服儒行”、“儒术饰贾”，等等。其中，或先从儒业而后经商，或既营商同时又从事儒业，或放弃儒业而去经商而后来又归回儒业，诸如此类儒贾结合的记载，正说明徽商中贾与儒之间彼此关联，难舍难分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儒贾结合，既意味着一个人儒贾兼治，也体现在一个家庭诸子中业商、业儒的分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贾、儒，有如人的两足，相互为用。“贾而好儒”已经牢固地成为徽商内在的情结，其外化为提高文化素质，培养英才俊彦的执着追求。 我们从一则大家熟悉的饶有风趣的文献记载中，也可看到徽州人才繁盛的一斑。这一则文献资料说：明代的名士王世贞曾率领江南地区一百多位名人去访问歙县的汪道昆。这些名人都各有专长，而且是当时很少有人可以同这些人相匹敌的。汪道昆租下名园数处，分住下来。对每一个来宾，都配有相应技艺的歙县人士做主人接待。在接待中有的谈学论道，互相辩驳；有的角技斗艺，争一技之长短。彼此之间，互有输赢。汪道昆仅以歙一县之人才与江浙汇聚的名家相斗智、斗艺，终以平手结局。王世桢有备而来，本想显示江南人才之盛，但事与愿违，终于称赏而去。这里没有说明当地各具专才人的身份。当时人才没有专业化，不能做分类统计。但从王世桢和汪道昆主持的江南与徽州文士研讨会中，可见徽州人才的杰出与多样性。
徽商除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外，也着意营造高文化品味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他们建置充满人文景观和生态环境的花园山庄，并营造精巧的庭园斋馆，假山盆景，以供游憩观赏。室内摆设雅致，而且赏心悦目，尤其喜欢收藏丰富的典籍和古玩文物，古色古香，充满书卷气的文化品味。他们把读书、藏书、刻书和诗赋琴棋书画等看成高雅的事情，以这种雅致来得到自身的愉悦。徽商注重仪表、谈吐，情致高逸。有的在自己庭院、山馆中举行文会。例如乔居扬州的马曰琯所建的“小玲珑山馆”，便是当时富有盛名的名流文士聚会之所。汪梧凤在老家歙县西溪所建的“不疏园”，也是汇集一时名家的胜地。在这个名园讲学论道的宿儒名士络绎不绝。朴学大师戴震便曾受聘于此园，从 “不疏园”所藏的极为丰富的典籍中得益甚多。徽商不仅为文人墨士提供求知问学，辩驳切磋的机会，而且营造了“儒风独茂”的文化氛围。这对人才的培养，对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是极为有利的。
徽商对徽州的宗族事业、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风水景观，不吝投入巨赀，刻意营造， 尤其对文化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地给予经济上的全面支持，慷慨投入。不仅书院、社学、塾学林立，甚至 “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人文氛围浓厚。其宗旨是培养人才，高扬人文精神，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文化氛围，以保持人才不断涌现的后续局面。既重视精英教育，培育高端人才，也注意普通职业、民间工艺技术的传授。为了迎合商业社会的需要，徽商斥巨资板刻一批批天文、地理、物产、科技、医药，乃至行旅路程、书契格式等士农工商出外居家、日常生活必备的常识通俗读物。以此营造崇尚知识，普及知识的风气，构建孕育人才的温床。
如果我们稍为注意徽属六县徽商的发展与人才成长间的关系，就可以发现人才成长规模和速度，是与徽商势力的强弱大体相一致的。如前所述，歙县、休宁的人才最繁盛，显然同其商人的势力特别雄厚有关，盐业的祭酒，多出自这两个县。以歙县江村为例，据村志《橙阳散志》由笔者作的统计，该村便有78位作者，编著155种书。这一数字仅限于1775年之前。又据近人统计，徽州（缺休宁）历代著述者达1 852人，成书4 175种。[6]193单一个村，有著作的文人如此众多，限于阅历不敢肯定说绝无仅有，但尚未曾发现。又如，从徽州总体观之，清代徽商势力较之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各方面的人才也随之较明代更为繁盛。明代状元4名，清代剧增为19名，就是一例。
三、徽州大族是抚育人才的摇篮
大凡名门世家背后都有文化底蕴，往往涌现群体性的杰出人才。陈寅恪说：“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徽州人才的繁盛，显然同徽州大族有密切关系。一方面，用宗族伦理设置激发人才滋生和成长的机制；一方面，用族产普及宗族教育，奖掖族内之俊彦，因材施教，以便不拘一格降人才。
徽州本是历史上世家大族聚集之地。其宗族伦理是以家族为本的。在家族本位的宗族伦理中，个人的升迁荣辱，是同宗族联系一起的，即个人的身份地位取决于所在的等差次序的伦理构架中的位置，取决于所属社会集团的势力。唯有提高本宗族的社会地位，方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家族本位的宗族伦理，深入人心，融化于人的灵魂深处，成为族众的自觉行动。因此，广大族众以家族本位为一切活动的中心。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求得自身的地位。
徽州的家族本位的宗族伦理，是由宋明理学中的程朱和陆王两派合力铸就的。把程朱的“官本位”和王学的重商思想熔为一炉，兼收并蓄。以“亢宗”扬名来激发人的内在超越精神，创建激发人才滋生和成长的机制。自明中叶始，徽州的宗族突破祠庙昭穆古礼，实行大小宗祠并举，功德配享，就是说小宗家庙可升级建祠，凡“才德拔萃”，以科甲入仕崇礼名宦乡贤者，因起到“克家亢宗”，可以“窜昭穆之次，升中堂之位”，即所谓“配享”。参见林济《明代徽州精英人才参与社会建设机制的形成——以徽州祠堂建设为例》，提交 “千年徽州：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2012年，黄山。这意味着以有功名可破格享有宗族特权和地位来激励人才的成长。
由宋明理学的浸渍熏陶而引发出来的内在超越精神，对徽州人才的成长，是有积极作用的。“天理”是宋明理学的最高理念。徽州人不同于西方清教徒般以创造业绩得到上帝的恩宠视为“天职观”，但也表现出一种内在的超越精神，就是说，以“读书穷理”，“格物致知”为职责，以“明道正谊”为一生追求的理想，相信按照理学的立教去修养，就可建立名德与功业，就可通“天理”。服膺“天理”，就得作“诛心贼”的修养，培养敬业、自重、自强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是崇奉勤、俭、诚、信、义等儒家传统信条。这些信条，可以克制人的自然性欲望，使人回到理性的状态中来。男人长至十三、四岁，便每每投身商场，用“徽骆驼”精神进行磨练，从勤与俭中培养出奋发进取精神和善于积财的能力。他们以诚、信为本，主张义中取利，因义用财，建立起富有特色的商业伦理，以使商业的宗旨不偏离既定的轨道。将被贬为“末业”的商人，抬高到与“士”并列，具有可通天理的人格，这无疑可起到振奋精神，自重、自信、自强的作用。徽州不少杰出人才就是依靠这种内在超越的精神磨练出来的。
徽州宗族的强固，与徽商提供雄厚的物质支持是密切相联的。取得成功的徽商总是念念不忘地做尊祖、敬宗和睦族之举，诸如为修谱、建祠、置族田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与此同时，徽商或通过“捐输议叙”（明代）、“捐纳”（清代）获得荣衔虚职，或通过培养子弟，经科举而入仕，以实现缙绅化，跻入权贵集团，提高本宗族的社会地位。以壮丽祠墓相高和极力追求缙绅化，都是为了实现“家族荣耀”的终极关怀。经济上宗奉王学重商思想，最终同样落实到以家族为本，实现荣宗耀祖。 政治上以程朱的“官本位”为依归，经济上以王学的重商说教为本，兼收并蓄，共同铸就以家族为本的宗族伦理，并构建激发人才滋生和成长的机制。这就是坚持“官本位”以显亲扬名，必然策励对科举功名的不懈追求；接受王学“新四民观”的重商思想，坚持以家族为本，以追求光宗耀祖为终极目标的理念，势必转化为驱策族人经商的精神力量，从而以商业的成功为培养人才提供物质基础。可见在以家族为本的宗族伦理制约下的程朱“官本位”价值观和王学的重商思想，最终都落到促进人才繁盛的实处，可谓是支撑人才滋生和成长的两根支柱。
与此同时，宗族还竭力资助贫寒子弟入学读书，以促其成器。大族都置有族产，如族田、山场、房舍、陂塘、水碓碾房等。其中拨出一部分作为教育族内子弟专用，诸如用以建置义学、义塾、书屋，乃至书院、文会（文社）等。注重择师训育，并对学童进行严格的考核，根据学习成绩给予奖赏。对俊秀而贫寒的子弟入学所需“修脯执费，礼传膳供，笔札膏火，行李往来，旦夕薪水，庆吊酬酢之费”[7]卷2吴介石《学田议》，以及科举应试费用，均由族产提供。中举者还另外嘉奖。这样既使族内子弟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材施教，各成其器。凡有天赋的俊彦，都可以脱颖而出，成为各方面的高端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与此有密切关联。
四、流动的文化是促进人才成长的温床
“无徽不成镇”，是长江中下游流行的谚语。徽州商人不仅以长三角和运河沿岸为其商业基地，甚至国内的边陲海隅，乃至东亚海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马六甲、日本等地，都留下他们的踪迹。商业是文化传播、交融的媒介。走遍天下的徽商，既传播了文化，也博采众长，以充实自身。他们之所以胸怀广阔，眼界高远，具有高素质的文化，显然同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凡移住或侨居他乡的徽人，都根据距家乡水程的长短定期回乡探望。这种经常变易不居，内外流动的社会，有利于人才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尤其有利于精英激发其创造性，避免因循守旧和蜕化变质。在长三角等地建立的商业基地和徽州本土，形成了所谓的“大徽州”和“小徽州”。大、小徽州间具有聚合和扩散的功能，互相激励，互相吸纳，有力地推进了徽州精英才俊的涌现。从前述的徽州寄籍之多，也可看到“小徽州”对“大徽州”人才成长的贡献。
还应当指出，徽州灵山秀水的无穷魅力，与人文荟萃，英才辈出，也是有关系的。古有“天人合一”之说。宋代罗愿《新安志》曾经指出：“其山挺拔廉厉，水悍洁，其人多为御史谏官者。”大自然演化的过程与人类历史可视为一个过程，生态学因之兴起。在古代，人类以自然的影响为主；近代以降，虽以人文影响为主，但也没有摆脱自然的制约。徽州的明山秀水，钟灵毓秀之气，浸润熏陶着其人的气质。
徽州大自然清淑之气，蔚为人文。财力雄厚的徽商注重景观文化，更使徽州的人文景观超凡脱俗，人文精神大得张扬。时至今日，从现存的地面文物，如境内那些与大自然相协调的古建筑、古村落，从院落、古井、古街、小桥、古道，到石坊、祠堂、宅第，都可折射出来。这些极其丰富的地面文物，蕴含着多彩多姿的传统优秀文化，令人情不自禁地发出徽州文化博大精深的惊叹，并沉浸于对徽州文化的回味。面对此情此景，当可捕捉到徽州文化背后所充满着的无与伦比的灵感和激情，当可体会到其隐藏着的勃勃生机和散逸出浓浓的人文意蕴，并找回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人的聪明才智的迸发，人的发明创造，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或说是在其边缘产生出来的。没有徽州深厚的历史积淀、厚重的文化传统、独特的精神气质，是不可能孕育如此众多，如此杰出超凡的人才的。总而言之，徽州人才的出现与成长，无疑是文化基因、道德动力、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合力铸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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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