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发生罕见的“中原大饥荒”， 3000万河南人，有300至500万饿死，大概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合，是世界近代史上最严重的灾荒之一。如此巨大的民族灾难，却一直被湮没在历史深处。300万人人间蒸发，似乎与这个国家完全无关。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初步挖开了这段被掩埋的历史之坟，而电影也在部分程度上以写实的方式完成了再现。但是我们相信，审查制度让冯小刚不可能按照其初衷淋漓尽致地完成一种批判，很多残酷和荒谬的历史事件我们无法在公映的电影中看到，例如日本军队赈灾。在2012年，中国电影还出现这种被阉割、被掩盖的情况其实恰恰是拍摄《1942》的现实意义——或者说，我们如今的“国情”和1942年的国情仍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让读者简单重温一下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1. 1937年，为阻缓日军南下，蒋介石密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洪水淹死了3个或6个日本人，淹死的中国人达89万。水退后，形成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万顷良田变成沙滩河汊，无法耕种。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虫滋生的温床。
2. 抗战前五年，河南出兵出粮的数量都位列全国第一。在河南境内常年驻有数十万国军，补给均靠当地供应。中国军队盛行吃空饷，虚报冒领。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出售牟取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来自部队的倒卖。军队的过度索取使民间抗灾能力接近于零。
3. 1941年开始，河南开始出现旱情，有河南粮仓之称的滑县，连续三季颗粒无收。进入1942年，从春天开始，雹灾，霜灾，风灾连绵不绝，入夏以后大旱，8、9月间黄河溢堤。于是，大旱之后再遭水淹，之后又遭蝗灾，河南遂成为人间地狱。
4. 据统计，郑州城每天有150至180人饿死。一县城15万人，11万人断粮。每天大约要死700人。
5. 灾区境内的牛羊早被杀光，猪瘦如狗，鸡饿的睁不开眼睛。树叶吃光后，人们开始吃树皮，后来发现一种叫“霉花”的野草，据说猪吃了都四肢麻痹，人吃后会脸部浮肿，鼻孔与眼角发黑。即使如此这种野草后来竟也紧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到。有人还吃起了花生壳，甚至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植物吃光后，难民最后只好吃泥土。
6. 在一个小村庄，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婴孩和两个较大的孩子，出来长途跋涉找食物，疲惫的母亲叫两个较大的孩子往前走到下一个村子里找食物。孩子们回来时，母亲死了，婴孩还在吮吸着死人的奶。
7. 灾民纷纷逃至潼关火车站，以向西寻找生机。军人在黑暗中把灾民像装木材那样往铁棚车里塞，更多的人乱哄哄地爬上夜里开动的火车，由于冻僵而掉下火车摔死的人不计其数。赶不上火车的灾民一望无际，顺着陇海线逃往陕西。沿途毙命者数以万计。
8. 在沿途的树皮、杂草和干柴也被啃光后，灾民开始买卖人口。由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去卖那些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卖儿卖女卖老婆。9岁男孩卖400元，4岁男孩卖200元，姑娘卖到妓院，一个人不值4斗粮。人们唯一的想法是要吃饭，饥饿主宰了一切。
9. 灾区到处都是死人，狗恢复了狼的本性，大吃尸体。尸体太多了，它们甚至可以挑挑拣拣，吃得浑身滚圆、膘肥皮亮。那是狗的世界。
10. 人也开始像狼一样去吃人。易子而食，易妻而食，吃自己的亲人。一对疯狂了的夫妇，把六个孩子绑在树上，不让孩子跟出去讨饭，因为人少总比人多容易得到施舍。一阵慌乱中，两个小孩的父母把他们杀死，不愿听他们嚷着要东西吃的声音。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完全卖掉，换一顿最后的饱饭吃，然后自杀。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之后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
11. 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吃过活人。在山区有更恐怖的故事，说人们在偏僻的路上抓陌生难民，杀掉他们吃。
12 蒋介石的爱将、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一面在重灾区拉夫抓丁，大建官署，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一面利用权力囤积走私，河南百姓将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不过，他也办了一个臭气熏天的孤儿院。
13. 1942年7月间，每天约有1000名难民逃离河南。36集团军司令李家钰去找何应钦汇报灾情，但何应钦说灾情不能随便报，地方政府没有报，军队报告无效。
14.1942年10月，临近冬季，灾民死亡率急遽上升，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拒不接见。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痛哭着陈述河南灾情，仍然得不到积极回应。
15.1942年底政府拨了2亿元法币（1亿为赈款，1亿为贷款）赈灾，当时灾区粮价飞涨，如果这笔钱全买成粮食，能买2000万斤，300万灾民每人分6斤。
16.但2亿元赈灾款被各级贪污官员层层克扣，运到灾区的最终只剩下大约8000万元，这些钱一部分被政府官员存入银行生利息。有些闹饥荒的村庄分到了救济款，地方官员从中扣除灾民所欠的税款后再下发，农民实际得到的没多少。救济款面额均是100元的，但出售粮食的人拒绝收取百元钞票，农民必须去政府开办的银行把钞票兑换成5元和10元。银行则从中抽取17%的手续费，于是100元只能兑83元。
17. 来自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官吏、军官以及仍然储蓄粮食在手的地主，乘机以低价收买农民祖辈留下来的田地。每亩土地，用小额现钞就能买到手。土地的集中和丧失同时进行，其激烈程度与饥饿的程度成正比。
18.为保证军人口粮，政府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去，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政府派人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地方的保丁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最后一袋谷种缴给税局，饿得走不动路的农民必须把粮食缴纳给军队做饲料，自己吃稻草。国民政府官办通讯社中央社的消息说“河南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 19. 受灾最重的40个县中大约有300万至500万人饿死，但税赋依然不减：一亩地能收15磅粮，要交13磅。有灾民曾呼吁：“只要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20.有人在募捐和义演，1942年的《河南民国日报》11月份的报纸上，充斥着救灾义演、救灾音乐书画义卖、捐款等血浓于水的报道。募捐和义演所得，不能直接交到灾民手中，必须经由一级级政府。民间各种能人智士此时也站了出来，替政府研究对付饥饿的办法。《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2月14日载：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
21.在政府之前，教会已经开始救灾，一般在城市，如郑州、洛阳等，外来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发放的。食品是麦麸，灾民凭专用的施食券每人每天能够领到6英两。教会院子里到处是人群，水泄不通。教士们尽力收捡弃儿，设立了孤儿院，但必须偷偷的。因为消息一旦传出去，丢在门前的弃儿就会多得让他们无法招架。教会还开办了医院，挤满了肠胃病患者，因为他们吃了太多污秽不堪的东西。不断有人不治而亡，一位天主教神父说：“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22.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刊发了记者张高峰的采访报道《豫灾实录》，对河南灾情给予了详细报道。2月2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根据“实录”，结合政府对灾区的态度，写了一篇评论《看重庆，念中原》。文章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23.社评发表当天，蒋介石就看到了。当晚，新闻检查处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王芸生不解，向陈布雷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的报灾电里，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委员长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24.此后，国民政府加大新闻审查力度，对灾情相关信息严密封锁，引起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美国《时代》记者白修德与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决定一起到河南探个究竟。灾区的惨状令白修德震惊，“从根本上说，没有人能够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理念，即使是中国人自己的理念，能够使人们团结在一起，同情心、亲属关系、习俗和道德已荡然无存。人们唯一的想法是要有饭吃，饥饿左右了人们的行动。”他弄不明白眼前的景象，质问他们的各级政府哪里去了？
25. 白修德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主席说他夸大事实：“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一名军官则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26. 郑州的地方长官设宴款待白修德，菜色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两道汤、三个洒满白糖的馅饼等等。他写道：“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也是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27.白修德的报道由洛阳电报局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未经重庆审查就发往了纽约。文章在《时代》杂志上刊登，消息立即传开，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她还有一个身份是印度灾荒救灾委员会主任，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地表达对印度饥荒的同情。看到《时代》上白修德的文章，宋美龄勃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是老朋友，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被卢斯拒绝。
28.白修德从灾区回来后，辗转见到蒋介石。在听白修德陈述的过程里，蒋介石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直到看到狗吃人和人吃人的照片后，他极其尴尬，两膝轻微哆嗦，问他在何处拍的，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道，接着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之后人头开始落地，是以给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国传稿的洛阳电报局的那些人开始的。
29.后来的事实表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之后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从洛阳给白修德发来一封信：“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至少说是棒球本垒打出的那种头等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
30. 1943年，日本人开进河南，发放军粮，赈济灾民。难民们为日军带路、抬担架、支前，甚至加入队伍。日本发动意欲打通平汉线的“一号作战”。 当地农民帮助日军，用猎枪、大刀、铁耙武装起来到处截击国军，整连整连地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官兵。整个农村处于武装暴动状态，抗战毫无希望。日军像利刃切牛油一样，势如破竹，3个星期就占领了全部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30万中国军队被歼灭了。汤恩伯顺势将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说他们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1944汤恩伯兵败，仓库存有的100 万袋面粉尚够 20万军队一年之用，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多年后，实地采访1942大饥荒的白修德在《探索历史》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个国家几乎在我的面前死去。
这个国家真的死了。不是死在肉体的生命，而是死在人心。
我们相信，七十年后，白修德的感叹才是刘震云和冯小刚历经十余年波折拍出《1942》的真实动因。历史在那个年份，在那片大地，面对百万生灵的饥荒，是民族矛盾，还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不正视这个问题，人心还会死去。
资料来源：
1，《河南大饥荒 一场人祸铸就的天灾》，作者：周斌，《文史参考》2012.10月上；
2，《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作者：白修德，翻译：马清槐，方生，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1版；
3，《中国的惊雷》，作者：白修德，贾安娜，翻译：断纳，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
4，《历史的裂缝 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作者：雷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5，《温故一九四二》，刘震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