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息妥协的《一九四二》 十年辗转之后，《一九四二》突破坚冰与观众见面，一段被湮没的历史，一出民族大悲剧，一群被戕害的生命，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冯小刚与刘震云功不可没。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没有具体故事，改编成电影的难度很大。小说曾经提到范克俭舅舅家里被灾民抢劫，电影以此出发，以这个地主一家为主线，以重庆统治当局为副线，重新结构了一个具有史诗规模的故事。
片中对饥荒和难民的描述在国产电影中是史无前例的。女主角花枝（徐帆饰）要为了两块饼干卖身，瞎鹿（冯远征饰）在偷驴时一头栽在滚烫的柴锅中，星星（王子文饰）沦为妓女后吃了第一顿饱饭撑得弯不下身，灾民先被日本兵轰炸继而被国军抢劫，历经千难万险又被陕西驻军赶出，这些情节都能扎进人的肌肤穴位，令人有刺痛之感。
然而，或许与漫长的期待有关，看完整部电影后，我们没有感到那种与这段被掩埋的历史相匹配的冲击性和感染力。冯小刚曾多次提及看到这篇小说时的震撼，希望在这部拍了就可以退休的电影中表现出中国的民族性，似乎落空了。
任何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饥荒是人祸造就的天灾，统治当局对这一灾荒造成的人道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对于这种责任的掩盖，在此前和此后的历史中其实一再出现，反复重复，我们对此绝不会陌生。因为在这个国度，“以个体的集合出现的人民”从来没有理直气壮地存在过，尤其是存在着一个类似“捍卫国家”这样崇高的前提时，人民的宿命永远是牺牲和献身。
影片中，在表面上，民族的奴性，阿Q精神，“幽默”对待生死的卑贱，暴政下的自相残杀，这些“深刻”的东西在故事的进展中均有呈现，但直到最后，我们感受最深的却不是这段历史所反映的真谛——“专制统治猛于天灾”——我们没有听到影片发出这样的呐喊，只感受到一种近似“以和为贵、谁都不容易”的含混呻吟。
事实上，刘震云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的批判极为明确，即：由于统治者在重大问题上稍有不慎，历史就可能向不利于统治者的方向发展，而这个问题比三百万人的生死对统治者的执政地位影响更大，也更直接；因此就有“在东方饿死三百万人不会影响历史”这种极端残酷却极为真实的政治判断，而这正是活活饿死数百万人的本质原因。这原本其实也是冯小刚重述这段历史唯一的现实意义——可惜的是，我们看完电影的感受是：灾民不容易！委员长不容易！日本人不容易！
当然，冯小刚也不容易！
我们心知肚明，如果他在批判的针对性和尖锐性上不做足够的妥协，这部电影根本不可能上映。早在影片剧本报批时，电影局提出的主要意见是：1942年的首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人与人之间不能完全变成人吃人的关系，应该释放出善意，对宗教尺度的把握要分寸得当，不要夸大一个美国记者在救灾中的作用；避免出现过多的血腥镜头……这些要求已经把重述“1942”的真正现实意义阉割殆尽了。
于是，让灾民在教会医院中被饥饿病痛折磨得哀嚎呼叫，在孤儿院外抢着认洋人当爹的耻辱消失了；当人吃人消失时，剥离了所有文明把人逼成魔鬼的地狱绝境消失了；此后，中国军队仿佛把“灾区像包袱一样甩给日本人”的大撤退完成后，日本军队用军粮赈灾的事实（无论他们出于什么动机）在电影中也消失了。冯小刚只好在“人道”和“爱国主义”之间两边跳跃，在三百万人性命与国家大义之间来回逛荡，一会儿站在委员长立场理解灾民，一会儿站在灾民立场理解委员长——凡此种种，造成他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描述这段历史的伟大现实意义，全部因为追求影片上映以及投资回报这一目的而抹杀了。而那些无辜逝去的一条条生命，在70年后终于浮出水面凝聚成300万这么一个数字，再次人间蒸发。
我们深感可惜，这种失望还包含对冯小刚“隐忍十余年来一次壮士断臂”的期待的落空，这固然有强大的现实制度的原因，但冯小刚本人的缺陷也不容忽视。一个艺术家必须有极端狡猾的创作变通技能和极端老实固执的诉求与坚守，只有此类人才能碰触“1942”这样的题材，否则他的野心半途而废是小，一部杰作变成一出八点档的苦情戏也没什么，但倘若作品沦为为统治者的爱国宣传背书，就有走向正义的反面的危险。
比历史更真实更震撼不是苛求，而是艺术的特权。恩格斯曾说他从巴尔扎克小说中学到的东西比从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而现在，在这里，所有那些河南灾民的后代，如果你想真正了解1942，必须回到历史文献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