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出自《诗经》中的《小雅·鹿鸣》。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小鹿们在野草地一边吃艾蒿一边不时发出鸣叫声的欢乐场景，这场景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光，在宁波开明街的一户住宅内重新显现——呦呦，带着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美好期待，而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也预示着这个女孩将和青蒿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学了医，不仅可以远离病痛，还能救治更多的人，何乐而不为呢？”屠呦呦的医学理想并非从一开始就确立，这与她16 岁那年的经历有关。
1946 年，16 岁的屠呦呦不幸感染了肺结核。当时的医疗水平较为落后，肺结核的死亡率极高。但幸运的是，经历了两年多的中药治疗，屠呦呦终于康复了，中药将屠呦呦从死神的手中拉了回来。也是在这两年多的治疗过程中，屠呦呦对中医药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而后将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奉献给医药事业。
21 岁时，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学习生药学。毕业后，她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1959 年，为响应毛泽东主席“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屠呦呦积极参加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并自主学习和掌握中医药专业知识。在工作培训之余，她常到药材公司学习鉴别药材的真伪和质量，学习中药的炮制方法等知识。这些经历都为她之后进行抗疟药物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5 年12 月10 日，屠呦呦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女科学家，出席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及晚宴。
疟疾，中国民间俗称“打摆子”，是疟原虫侵入人体后引发的一种恶性疾病。20 世纪60 年代，疟原虫对奎宁等原有抗疟疾药物产生了抗药性，抗疟新药的研发在国内外都陷入了困境，全球疟疾疫情蔓延，人类饱受疟疾之害。1967 年5 月23 日，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的“五二三”项目正式启动。1969 年1 月21 日，中医研究院加入“五二三”项目，时年39 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担任中医药协作课题研究组组长。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屠呦呦说：“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是组织培养了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这个决心比较大。”
设备简陋，资源匮乏，资金短缺，人手稀缺，时间紧迫……面对一道道难关，屠呦呦没有退缩，没有放弃。“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
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对2000 余个中草药方进行筛选并整理出640 种抗疟药方集。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屠呦呦最终在《肘后备急方》一句“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获取了灵感，并创建了低沸点溶剂提取的方法。“山有峰顶，海有彼岸。漫漫长途，终有回转。余味苦涩，终有回甘。”1971年10 月4 日，对鼠疟原虫抑制率达100%的青蒿乙醚提取物被成功提取。1972 年11 月8 日，抗疟有效单体青蒿素被分离提纯。1973 年，经过海南疟区的临床试验，青蒿素被证实为抗疟的有效成分，由此人类抗疟历史步入新纪元！
在科研条件如此艰苦的情况下，屠呦呦带领着团队攻坚克难，面对失败不退缩，终于胜利完成科研任务。青蒿素问世40 多年来，共使超过600 万人逃离疟疾的魔掌。“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这样的机会并不常有。”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如此评价发现青蒿素的意义。
屠呦呦在工作中
为什么屠呦呦可以在平凡岗位上大有作为？或许我们可以从她说过的一句话中找到答案：“一个科技工作者，是不该满足于现状的，要对党、对人民不断有新的奉献。”
2015 年10 月，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首位获诺贝尔科学奖的本土科学家。在获奖演讲中，她深情讲述了中国科学家寻找抗疟新药、发现青蒿素的过程始末。“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屠呦呦和她的团队用一辈子的不懈努力，成功地将中医、中药推向了世界，为中国科学界嵌上了最亮的一颗明珠。
屠呦呦曾说：“我喜欢宁静，蒿叶一样的宁静。我追求淡泊，蒿花一样的淡泊。我向往正直，蒿茎一样的正直。”她也曾说：“我希望年轻人多考虑党和国家的需求，把中国的优势、把自己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多做创新性贡献。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纵使集荣誉于一身，屠呦呦更关注“在这座科学的高峰上，我还能攀登多久”。她从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依然坚持着青年时期的医学梦想，并用过往的实践和现在的躬行，向新一代科研者表明“中西会通缘，十年磨一剑”的初心和期许。
顾方舟
2021 年10 月29 日，顾方舟雕像揭幕仪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举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王辰和顾方舟的女儿顾晓曼共同为雕像揭幕。这位被称为“糖丸爷爷”的科学家，以这种特殊的方式重“回”协和。
顾方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长，著名的医学科学家、病毒学家、医学教育家。他在中国首次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成功研制出首批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和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2019 年1 月2 日，顾方舟平静地离开人世，享年93 岁。同年9 月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妻子李以莞替他领回了勋章和证书。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是一种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急性传染病。20 世纪50 年代，脊髓灰质炎在我国多地流行。
1957 年，31 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带领研究小组调查了部分地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后，从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且成功定型。这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用病原学和血清学方法证明了Ⅰ型为主的脊灰流行，为控制脊髓灰质炎传播提供了流行病学资料。
1959 年，顾方舟前往苏联考察脊灰疫苗情况时发现，“死疫苗”和“活疫苗”两派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死疫苗”安全、低效且价格昂贵，“活疫苗”便宜、高效，但安全性还需研究。中国究竟选择哪一条技术路线？没有人能解答。顾方舟在充分考虑国情国力后，果断提出建议：要走“活疫苗”路线。1959 年12 月，经卫生部批准，我国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组长，开展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
早在1958 年，我国就决定在云南昆明郊区建立猿猴实验站。1959年1 月，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1964 年，顾方舟举家迁居昆明。他下定决心，就在昆明扎根下去，为这个事业干一辈子。顾方舟曾回忆：“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没地方住，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大家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关干。”
当时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在动物试验通过后，进入了更为关键的临床试验阶段。然而，谁来第一个做人体试验呢？
顾方舟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冒着可能瘫痪的风险，他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后，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但之后，顾方舟却要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大多数成人本身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到哪里寻找学龄前儿童呢？谁又愿意拿自己的孩子做试验呢？
“我是组长，我带头。”顾方舟抱来他当时唯一的孩子。“我们家小东不到1 岁，符合条件，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后来，实验室的同事里有五六个孩子都参加了这个试验，人数很快就凑齐了。
经历了漫长的一个月，孩子们的生命体征正常，Ⅰ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1960 年，2000 人份疫苗在北京投放。Ⅱ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疫苗安全有效。随后，顾方舟将受测人群从2000 人扩大到450 万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等大型城市展开了Ⅲ期临床试验，获得成功。
1960 年12 月，首 批500 万 人份疫苗在全国11 个城市推广，很快遏制了疾病蔓延的势头。投放疫苗的城市，疫情的严重程度纷纷削减。
面对逐渐好转的疫情，顾方舟丝毫没有松懈。当时，液体减毒活疫苗需要低温保存运输，不利于大规模推广。服用时，小孩还不愿意吃。怎样才能制造出既方便运输、又能让小孩愿意吃的疫苗呢？顾方舟突发灵感：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固体糖丸呢？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糖丸疫苗是液体疫苗的升级版，在保存了活疫苗效力的前提下，也大大延长了保存期。
随着糖丸疫苗大规模生产，我国进入全面控制脊髓灰质炎流行的历史阶段。1975 年，顾方舟的团队又开始研制三价混合型糖丸疫苗。1985 年，终于探索出了最佳配比方案，三价糖丸疫苗研制成功。1986年，三价糖丸疫苗在全国推广使用，为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提供了有力武器。
1990 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2000 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74 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郑重签名，标志着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的国家。
这一路上艰苦奋斗，顾方舟从未居功自傲。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门口悬挂着一副挽联：“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泽被子孙”。这是顾方舟一生的写照。
一颗小小的糖丸，护佑着亿万儿童的健康。顾方舟穷毕生之力，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在我国公共卫生史上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有一位女科学家紧急奔赴武汉，执行科研攻关和防控指导任务。在武汉抗疫的113 天里，她带领团队用一项项关键成果，为最终的胜利加上了一个个决战决胜的砝码，她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生物安全专家陈薇。
陈薇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她曾说过，疫情就是军情，疫区就是战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她闻令而动，驰援荆楚。
2020 年1 月26 日，大年初二，陈薇抵达武汉，从进入疫区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启了“忙到起飞”的模式。两天后，她与同事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审批，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实现了新冠病毒的快速检测，加快了确诊速度。
疫情防控的关键在于早发现、早隔离、早确诊、早治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薇团队仅用4 天时间，就搭好了负压帐篷检测实验室，并迅速投入使用，为临床治疗提供诊断依据。她还提出许多指导抗疫的正确见解，被网友们称赞：“这才是一位院士该有的表述，专业而有远见！”
陈薇经常鼓励团队里的官兵：“在生物安全防控的战场上，我们是一线中的一线！”这个“一线”意味着要屡次冒着生命危险，与各种足以致命的病原体短兵相接，在无形的战场上拼死搏杀。
陈薇是浙江金华兰溪人。1984 年，她考取浙江大学本科，四年后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系攻读硕士学位。她兴趣广泛，尤其喜爱文学，哪怕是作为一名理科生，在读研期间也能担任校园杂志的副主编，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1991 年，研究生毕业的陈薇进入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实习。军事科学院辉煌的历史、神圣的使命，尖端的课题、先进的设备……让她热血沸腾，产生了投身其中的强烈愿望。从此，她便踏上了攀登医学尖端领域的漫漫征途。
病毒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杀手”之一，战时可成为敌人手中的武器，和平时期则可能成为引发大规模疫情的罪魁祸首。陈薇选择的主攻方向便是抗病毒药物，她认为自己有责任投身其中，研发保卫国家和庇佑人民的“生物盾牌”。
2003 年“非典”来袭，很多医护人员不幸感染，37 岁的陈薇临危受命，迎难而上，奔赴抗疫一线。
为了和病魔抢时间，她带领团队昼夜攻关，冒着生命危险与SARS病毒零距离接触，只为尽快研制出预防SARS 病毒的疫苗。为进行SARS病毒体外细胞试验，构建新的动物实验模型，她和同事们在负压环境的试验室里，每天工作长达10 多个小时，历时100 多天的隔离奋战。最终，陈薇团队研发的“重组人干扰素ω 喷雾剂”，在抗击“非典”中为保护1.4 万名医护人员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 年5 月汶川地震发生后，陈薇担任抗震救灾专家委员会卫生防疫组组长，率队入川战“疫”长达两个月，并圆满完成任务。从灾区返回后，她立马又投身北京奥运会的核生化反恐防护任务，带队成功处置多起核生化疑似事件。这一年，陈薇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荣获“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杰出奖”。
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性强，致死率极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对人类危害最严重的病毒之一。2006 年，陈薇敏锐地捕捉到毒魔埃博拉，并争取到863 计划“重组埃博拉疫苗项目”。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暴发。在非洲漫长的一年里，陈薇积极开展临床试验，与埃博拉患者零距离接触，研制出世界首个基因型埃博拉疫苗，为疫区的人们打开了希望之门。
2015 年，世卫组织宣布埃博拉病毒在塞拉利昂的传播已经终止。为了向她致敬，电影《战狼2》中陈博士的原型就是被誉为“埃博拉终结者”的陈薇。因抗埃贡献突出，陈薇获“2015 年度科技创新人物”这一荣誉。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陈薇进驻武汉以后，便带领团队争分夺秒开展研究，经过50 多天的连续奋战和集智攻关，按照国际规范、国内法规，完成了疫苗大规模生产的前期准备工作。
2020 年3 月16 日，陈薇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获批正式启动临床试验。陈薇身先士卒，首先接种疫苗，之后首批临床志愿者开始陆续接种疫苗。4 月12 日，疫苗Ⅱ期临床试验启动，成为全球首个开展Ⅱ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
2020 年9 月8 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陈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2021 年2 月25 日，陈薇团队研制的首个国产重组新型冠状病毒（腺病毒载体）疫苗经批准后上市。该疫苗先后获得墨西哥、巴基斯坦、匈牙利、智利、阿根廷等多国紧急使用许可，向多个国家供应使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
从阻击“非典”、抗击埃博拉，到新冠肺炎防治，陈薇始终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与毒共舞”。平日里，她也从未有过半分松懈，始终专注于科研工作，加班熬夜更是家常便饭。为了攻克难关，她当年甚至只休了一个月产假，就匆忙赶回实验室，回到与病毒“作战”的世界。
几十年来，陈薇始终紧盯可能影响国家的生物安全隐患，下“先手棋”，打主动仗，是她作为科学家的追求，更是她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她认为，能用科技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守护人民健康，就是对她最大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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