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1521－1593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代杰出的书画家、文学家。初字文清，后改为文长，号天池、青藤道人、金回山人等。他在诗文、书法、戏曲、绘画上均有独特造诣，成就卓著。其中在绘画方面，主攻花卉，兼绘山水及人物。艺术作品表现性强，善于以感情驾驶笔墨，常突破对象自身的局限，草草率笔，各种墨法任意点染，笔法大刀阔斧，水墨畅快淋漓，比一般的写意花鸟画显得更加豪放泼辣，故有“大写意”之称。那么，徐渭这种独特的绘画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坎坷的经历与心理畸变
徐渭水墨大写意画法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毋庸置疑，与其坎坷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徐渭出生于一个封建小官僚的家庭，祖父是官员出身，因获罪被充军戍边。其父徐鳃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徐渭为妾室婢女所生，且出生不久，其父就撒手归天，因此自幼没能得到父亲的庇护。徐渭从小聪明伶俐，6岁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记忆力超群，自称“书一授百字，不再目，立诵师所。”至10岁那年，家况急剧败落。出于生计考虑，其嫡母苗氏遣散了家中的奴仆，并将其生母也卖了出去，活生生地拆散了骨肉之情，这给徐渭童年的心灵造成了难以抹平的创伤。
此后他虽然更加自信地去读书以求功名，但是由于当时八股取士科举制度的限制，自中秀才后便与科场无缘了。到了20岁，徐渭结识潘氏并入赘潘家。夫妻恩爱，三年后生有一子。然不久潘氏因病而卒。之后的数年中，徐渭生活更加清贫。37岁时，徐渭以才名被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其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胡宗宪由于严嵩案被捕。徐渭因主子犯事受到恐吓，终患精神疾病，前后自杀达九次之多，且都是极端的方式，如头部撞墙、钉子锥耳、锤子击肾囊等方式，最后因狂暴不禁而杀继室，终酿惨祸，为此入狱达七年之久。这一变故以及牢狱之灾，彻底改变了徐渭的命运。
晚年的徐渭更是穷困潦倒，贫病交加，时常“忍饥月下独徘徊”，让人唏嘘不已。陶望龄这样描述道：“及老贫甚，鬻手自给，然人操金请诗文书绘者，值其稍裕，即百万不得，遇窘时乃肯为之。所受物人人题识，必偿已乃以给费，不给馁饿，不妄用也。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寝。”生活的艰辛，使得他经常变卖家产及多年珍藏的文玩勉强度日。
以上可见徐渭一生十分悲惨。这种经历无疑对他的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成了他在艺术创作中的任意挥洒，借题发挥，乃至无所不为，亦形成了其“癫狂怪诞”的性格。
然而，此种疏狂的性情正是成型于牢狱生活。狱中的徐渭仍未忘诗文书画创作，名作《题墨葡萄诗》即作于此时：“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诗如其人，愤世嫉俗，标新立异，是为人生之大写意。表现在绘画中的线条皆奔放酣畅，如疾风骤雨般一气呵成，给人以生动感。如《墨葡萄轴》，此画结构奇特，似不经意，湿笔饱墨，横杆顺着枝藤淋漓而下，藤条错落低垂，枝叶分披，以豪放泼辣的水墨技巧，达到了葡萄晶莹欲滴的效果。
事实上，在徐渭的艺术创作实践过程中，以这样一种心态和性情去支配其创作时，就形成了他自由的创作情态与反叛的精神，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艺术表现上诡异怪诞风格的形成。如徐渭的诗歌《雪竹》：“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他还将愤怒发于笔端，借物言志。正所谓“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把作品当成情感抒发的载体，在画中倾注内心不满的情绪。世事对徐渭有如《画雨竹》所云：“叶叶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徐渭笔下之竹是通人性的，那应景而生的枝叶，是以斑驳离乱的墨色，和仿佛破土自出的墨块表现，寄寓着徐渭率真的感情。又《墨牡丹》诗云：“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纵有满腹经纶，却落得一生贫贱的悲惨际遇。于癫狂中更体现了他坚定清白操守与不苟求富贵的气节。
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徐渭《牡丹图》上也有题绝句：“四十九岁贫贱身，何尝妄忆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徐渭作过多幅泼墨牡丹，并非着意表现牡丹的美丽富贵，而是借泼墨牡丹喻示自己贫愁潦倒但耿介傲岸的身世个性。袁宏道对徐渭畸狂性格的总结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予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哉。”
最终，徐渭于1593年抱愤而逝，年73岁。死前身边唯有一条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条席子也没有，可谓凄惨悲凉。
草书入画与笔墨创新
徐渭的绘画颇得力于书法功力，尤其是个人大写意绘画风格之形成，一定程度上也应归功于他的“草书入画”。
擅长狂草的徐渭曾言：“盖晋时顾、陆辈笔精匀圆劲净，本古篆书家象形意，其后张僧繇、阎立本，最后乃有吴道子、李伯时，即稍变犹如宗之，迨草书盛行，始乃有写意画，又一变也。”其书法笔意奔放，苍劲中姿媚跃出，字忽干忽湿，对比强烈，纵横潇洒。特别是狂草，气势磅礴，笔墨恣肆，满纸飞动。他曾在《题白书一枝堂帖》中说：“高书不入俗眼，人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这种书风一扫晋唐宋元法度森严的温文尔雅，给人以洒脱的感觉。陶望龄《歇庵集》有言“渭行草精奇伟杰”。他将草书的笔法意趣融入进个人的写意画中，即“草书入画”。如其写意花鸟画《五月莲花图》，简直是惊世骇俗，花瓣用大片的水墨泼洒淋漓，浓淡鲜明，枝叶则用笔狂放而有力度，整体不拘形似，气韵生动。因此我们观其画时，会发现他用笔点画似草书飞动，布局亦如草书章法，甚至书意多于画意。因此袁宏道称“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间以其余，旁逸为花鸟竹石，皆超逸有致”，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徐渭书与画的关系。
徐渭以草书入画，并对书画本同源的理论有着精辟的见解：“迨草书盛行，乃始有写意画。”故明代文学家张岱称“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我们可从《榴实图》轴中见其风格：画中草书恣意挥洒，精气充足，龙飞凤舞，体势豪迈，行笔迅疾，像一条盘纡缭绕的巨蛇在扭动。字忽大忽小，忽轻忽重，忽枯忽实，富于变化，常常出乎意料之外。它们与图中横空而出的一枝石榴连成一气，石榴也用如出一辙的草书笔法写成，令人叹为观止。其草书确实有“推倒一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概，备受后世称赞。
此外，徐渭大写意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笔墨的创新。徐在用笔的纵横恣肆中，增加对物象夸张变形的成分，主体情感通过狂放的线条显露无遗，带有一种情溢于景的“有我之境”。徐渭 用墨则相反，他在其水墨大写意花鸟画中大胆用水，巧妙地把水的自然流动融入进笔墨之中，目的是在于获得水墨淋漓的视觉效果。如他的杰作《牡丹蕉石图》，画中的芭蕉、牡丹和湖石，均以大片泼墨渲染而成，没有具体细致的刻画，呈现出奔放的气势，表现了其强烈的思想感情。这正如徐渭在《与两画史》中写道：“奇峰绝壁，大水悬流，怪古苍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岚满纸，旷如无天，密如无地为上。”可见他的作品，往往是笔墨渗透在一起，用笔简练概括，雄浑奇放，墨气淋漓且挥洒超逸，造型不求形似，意味深笃。徐渭作画行笔奔放，往往如脱缰的野马，笔走龙蛇，如排空海浪，似崩山走石，具有很强的力量感和运动感。即使是画些很细小的线条，也是风驰电掣。他曾自题《雨中兰》图说：“此则不知为风为雨，粗莽求笔，或者庶几。”
对于书画的运笔之妙，徐渭有许多独到体会，他强调“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在其大写意画中经常用“扫”这个字，如“信手扫来非着意”、“偶然墨扫牡丹枝”等，可以看出其心态一定是狂醉的真性情。且他的大写意画深得用墨真髓，并善于用墨用水，以大泼墨、大破墨，淡破浓、浓破淡等方法的运用，画面淋漓奔放生气满盈，透露出了画家不拘成法，追求个性和创新精神的思想内蕴。特别是他那大刀阔斧的写生画法，真可谓睥睨千古。正如徐渭的《四时花卉图》中题诗曰：“老夫游戏墨淋漓，花草都将杂四时。莫怪图画差两笔，近来天道教差池。”
徐渭将草书的笔法意趣，融入进他的写意画中，成为中国大写意画风之开创者。其总体特点为内容上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或嬉笑怒骂式的警世喻人寓意。或愤激不平的内心情愫倾诉；形式上不拘一格和标新立异，笔墨纵横驰骋，风格狂放奇峭。随意挥洒，不拘成法，往往寥寥几笔就能把人物、花卉的神态表现得栩栩如生。
牡丹蕉石图
阳明心学与自然为宗的美学思想
徐渭早年参佛人道，后又师从心学传人。特别是跟季本、王畿这两位当地阳明后学有着密切的来往。他在《送王新建赴召序》中称：“我阳明先生之以圣学倡东南也。”俨然以王学嫡派自称。
阳明心学对徐渭的艺术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使其绘画艺术形成了自身鲜明特色的内在原因。徐的绘画中表现性情的“致良知”就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宋明理学走向第二个历史高峰的理论标志。
徐渭对于王畿的哲学思想，自幼便耳濡目染，加之其一生多交游于心学门徒，沾染上“狂”者之气，在所难免，其艺术作品自然会透出一种“狂者”的气象。他说：“夫狂者志存尚友，广节而疏目，旨高而韵远，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其不掩处虽是狂者之过，亦其心事光明特达，略无回护盖藏之态，可几于道。”
同时，徐渭艺术思想的核心亦主张“本色”、“自然”，强调要抒发自己的真性情，反映社会的真实矛盾，以力挽明代文坛的颓丧之风。无忌惮的自然基本状态，成为其创作之源。他在《跋张东海草书千文卷后》中说道：“夫不学而天成者尚矣，其次则始于学，终于天成，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己而不由人也。”这里“天成”的意思，指的就是在自己心体本然状态下的书写。徐认为作书之人最终都能达到这种心体自然的状态。在《西厢记》里，他对“本色”阐述的更为清楚：“世事莫不有本色，婢作夫人者，欲得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对婢作夫人的矫情作态，徐渭做了无情的批判，指出了本来面目的“素”态才是可取的。
除此之外，他在艺术观念上亦有着“尚简”的审美取向。对于绘画，徐渭认为：“其画家之法必不可少者，予不能道之，至若其不求似而有余，则予之所深取也。”由此可见，徐渭的艺术主张是以少胜多，不屑于去追求工细形似。但是，这样的画法并不是绝对简单的写景状物，如其题画诗：“道人写竹并枯丛，却与禅家气味同。大抵绝无花叶相，一团苍老莫烟中。”说明哲学已经进入了他的画作。徐渭曾说：“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已而不由于人也。”强调了艺术创造的真实性和自然性来自于个人的原创性。
徐渭以自然为师的观物方式是独特的。他在《画竹》的诗中写道：“万物贵取影，写竹更宜然”。事实上，徐渭历来崇尚自然天成，提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作画自云“老来戏谑图花卉”。“戏”是无功利不刻意于技巧，纯出自然的创作心态。他在岁时作有《墨花图》上题：“墨中游戏老婆禅”。画中墨花以水墨染成，笔意自由随意，无丝毫刻意雕琢之气，一派天趣。纵观徐渭的绘画作品，虽然气势逼人但全无精心雕琢之感，多数都是一气呵成，折射了心底的自然。水墨画造型以减笔写意，表现物象形体“不重形似求生韵”，画面概括，气概雄放却意味深笃，完全是一种“解衣磅礴”的自然状态。
明朝画院衰落，较偏重于临摹古人，注重学习笔墨技巧。在这种风气之下，徐渭是一位敢于革新创造，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画家。徐渭的写意花卉惊世骇俗，用笔狂放，纵横跌宕，不拘形似，创水墨写意画新风。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从而把水墨大写意画推向巅峰，开创了近代大写意的体派。对清代的朱耷、石涛、扬州八怪及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