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传播研究及实践的困境，学者们提出了“赋权”理论及其传播策略。该理论以关注边缘人群的权力为起点，以参与式发展为核心，为传播促进社会进步提供了新的视角。赋权过程或机制包括边缘人群对其所属社会或社区的全面认识，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需要的援助的诊断，以及与社区成员和外部专业人员的互动沟通以寻求解决方案，最终促进社区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边缘人群在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学习经验、分享知识技能。外部专业人员为社区和个人提供支持、协调与援助，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边缘群体，他们在参与式的发展中分享知识，并最终收获发展的益处。本文试图论述赋权理论及其在发展传播研究中的应用，认为赋权理论为我国发展传播学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赋权”理论；参与式发展；边缘群体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4-0014-04
一、“赋权”及在发展传播视野中的意义
近年来，赋权理论在许多学科领域得到阐释和应用。社区研究者将赋权定义为“个人、组织与社区借由一种学习、参与、合作等过程或机制，获得掌控与自身事务相关的能力，以提升个人生活、组织观念与社区生活品质”[1]。管理学者认为“赋权是指下属获得决策和行动的权利，它意味着被赋权的人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和独立性。赋权是指发展积极的自我能力意识，对周围的社会政治环境有一个批判性的、分析性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可以增强个人和集体的资源”[2]。赋权理论的前提是人有能力提高与他人、团体、社区的合作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赋权最本质的特点就是赋予社会成员管理自我、社区及相关事务的权力，并在管理和解决问题中与他人分享知识和技能。由于这一特点，赋权理论在诸如社区研究、媒介素养、青少年健康、女性研究等领域中都有相应的阐述和运用。在发展视野中，学者们从赋权理论的角度理解发展过程中赋予个人或社区权利的重要意义。根据Fawcett的观点：“社区赋权是一个提高群体控制重要地位的过程，这些重要地位对于社区成员是非常重要的”。Cornell赋权群体（Cornell Empowerment Group）将赋权描述为“一个有意识的、以地方社区为中心的、正在进行的过程，包括相互尊重、危机反思、人道的群体参与，通过这一进程，使那些不能分享宝贵资源的人们能够接近并控制这些资源”[3]。赋权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社区成员及其组织被动员起来，通过对话和社会行动参与到社区发展之中。
美国学者Srinivas R. Melkote和H. Leslie Steeves检视了发展传播理论的流变，系统阐述了赋权范式在发展传播学中的运用。他们认为发展的真正含义是让所有人获得平等的资源与机会的一种过程。现代化范式的实践说明了发展传播作为推进人类共同进步的一种策略，却产生了剥夺，带来了贫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比较复杂，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首先，现代化范式中“责备受害者”的价值取向，认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是由于其内在的个性、心理以及文化等因素造成的，如果个人和群体不具备“所期望的”态度、见解、行为或其它特征，或者未能有效地参与社会事务，那么，这个人就是不完善的，是需要被教授技能或指导的，而对社会之于他们的损害却熟视无睹。如Ryan指出，“责备受害者几乎被用于所有的美国问题，如贫困者糟糕的健康状况被解释为受害者缺乏健康意识和健康信息。贫民窟的问题在于住户的个性特征……是不适应大城市的文化生活”[4]。其次，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一些社会理论家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运用（或扭曲了）达尔文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竞技场中的适者生存，认为政府如果介入穷人的利益竞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妨碍了自然选择的法则；再次，现代化范式维持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Srinivas和Leslie认为，（发展项目的）政策规划及其服务都力图从改变贫困的个人着眼，忽视了个人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之间完整的依赖关系[3]。因此，究竟什么是发展，什么人决定发展，谁是发展的受益者，谁承担发展的风险或代价等根本性问题的不同回答，将不同利益者区分开来。Srinivas认为：“任何一种剥削大众、使有钱人和有权人获益的政策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利益和风险在所有经济和社会阶层中更加平均地分配。主流范式中的西方模式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适合，它们强调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和中心化的规划，这将增加精英阶层的财富和权力。相反，非中心化的、地方参与模式将更为适合（发展中国家）”[3]。
70年代是发展传播学研究的转折点，在夏威夷大学举行的专家会议[5]上，学者们回顾了传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勒纳（D. Lerner）和施拉姆（D.Shramm）承认发展中“漏斗”传播模式（单项路径）被证明是无效的，这种坦诚也为人们寻求更有效的新路径拓展了空间。一些研究开始探讨新的、基于社会平等新范式。罗杰斯（E M.Rogers）总结了新范式的一些特点[5]：采用多维度的路径，考虑社会平等、社会公正和经济增长。即，新范式将发展不仅视为物质增长，同时也是社会文化进步，强调接触传播媒介、参与传播活动、与社会文化语境相适应的传播内容。新范式修正了旧范式，提出公平、参与是发展的本质所在。
尽管新范式鼓励边缘人群（或底层民众）参与到发展项目之中。然而，这些发展项目或发展议题常常是由发展专家（或专业人员）提出的，他们通常不愿意放弃对发展过程的控制，致使发展项目在社会边缘人群中得不到全面的理解和呼应，再加上其他一些诸如期望与利益之间的冲突等，使得这一范式在实践中也同样面临破产的厄运。实践表明，除了获得一些主流范式所追求的发展指标外，发展项目在底层民众与专家之间尚未达到分享知识、理念的效果，地区环境与文化适应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3]。由于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口、妇女和其他底层民众依附于一种高度分层的、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较低的社会地位阻止了他们参与发展项目、进行知识分享。所以，没有赋权的切实努力，所谓“参与”、“平等的知识分享”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新范式在本质上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二、“参与式发展”与自主行动
20世纪以来，“参与式发展”成为发展传播研究最突出的理论取向与方法论。参与式发展的核心概念即 “赋权”与“多样性”，旨在使自上而下的传播扩散模型转化为“赋权参与”模式或多元化政策范式。这一理论尤其关注传播权力与体制结构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传播权力结构的框架中探讨“参与式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6]。Kronenburg认为“参与式发展”的前提，是人类具有内生的创造知识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并不是“专家”的特权，它普遍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包括识别社区发展的需求、诊断阻碍发展的障碍、寻找解决方案及付诸实施[3]。这是一种解决问题型的方法，目标在于揭示问题存在的起因、动员人的创造潜能、并通过改变环境达到解决社会问题、促进变革的目的。它的价值在于启发性，使研究者和社区团体之间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所有参与者分析社区环境、促使社会行动的氛围。在这一范式中，传播必不可少。沟通、互动等人际传播方式在达成发展目标、制定发展项目等方面不可或缺；利用适合地方特色的小众传播媒介（如幻灯、讲故事或建立社区网站等）传播社区文化、经验以及发展理念，唤起更多人的理解、参与和互动。真正的参与应该是超越诸如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正规教育、更高水平的消费等目标，对全球社会、政治、空间结构不公平的边缘人口的启蒙运动，促使他们知觉自己的需求，认识到其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种种限制（包括其自身的因素），并计划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传播是人们彼此间的对话、理解、认识共同问题的有用渠道，是解放精神和心理枷锁的工具。通过启蒙，传播发挥其真正的功能，即沟通、在社区组织和成员之间建立共识[3]。这一点与早期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传播内涵基本是一致的。
参与行动是赋权策略的重要内容，参与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PAR）主要关注贫困人口和边缘群体窘迫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状况，试图制定明确的、本地化的、为当地人群赋权的社会行动，使之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权力。Rahman认为[3]，控制贫困人口和边缘人群的力量至少来自三个方面：1.控制物质生产方式；2.控制知识生产方式；3.控制使财富合法化的权力和不同知识有效性的权力。换句话说，拥有社会权力的人将他们的知识和生产技术合法化为优先知识。只要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知识的不平等，物质生产中的不平等就会存在。Srinivas和Leslie认为草根群体的话语权、大众知识、文化意义被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语境所低估，几乎所有被边缘化的人群都失去了在主流语境中的发声的资格，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和不科学的。参与行动研究（PAR）主旨在于解放贫困人口和边缘化人群，使他们重新获得知识和话语权。Srinivas和Leslie 构建了一个参与行动研究（PAR）的结构图（见图1），其中，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发展自觉意识或提升对所处情境的分析判断能力，并对这一过程进行批判式的自我评估，再与社区其他成员辩论，最终形成自发的参与行动。
图1 参与行动研究（PAR）的实践结构图
注：资料来源Srinivas R.Melkote & H.Leslie Steeves,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Theory and Practices for Empowerment.p343,Published in 2001 by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参与行动研究（PAR）是在地方或社区中产生的，使用的是本地或社区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并由当地人或社区成员及其组织主导，外部专业人员是辅助者。这一路径清晰地表达了主体-主体关系，它是两个群体（社区成员与辅助者）间均衡的知识分享，而非自上而下的传播或传授。这种互动所产生的传播模式必然是互动的、为各阶层所参与的。它具有观点的多样性、祛中心化、非专业化、非制度化及传受双方的均衡交流的特点。参与行动研究强调人的自我发展的主动性，Tilakaratna归纳了参与行动及其达成的结果的四种类型[7]：1.防御行动，主要指保护濒临受到侵害、污染的现存资源。如由于建设水电站或煤矿等大型发展项目，致使社区生活方式或环境遭受破坏。防御行动包括抗议活动、向政府陈述或诉诸法律获得补偿等。2.维权行动，主要指以下的情境：贫困者和底层群体无法获得改善其个人和社区生活条件的资源或机会，而他们在法律上通常是被赋予了可获得资源或机会的权利的。如政府批准的农业贷款和援助项目，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些项目的益处并不能渗透到这些人群中。此时，地方组织和社区需要坚定地维护自己接近资源的合法权利，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发展的利益。3.建设行动，这个行动主要是由社区发起和组织，以满足当地需求为目的的自主发展项目。包括农业项目、健康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小规模工业项目或者其他帮助社区成员免受侵害的行动。4.替换行动，主要倡议替代那些不适应本地环境和文化的主流发展项目，以发展适宜本地生态平衡、文化环境的项目。如有机耕作沼气工厂，本土健康保健，或复兴本土传播形式在内的文化实践。 在非洲的农村社会里，由于阶层差异和两极分化不明显，对土地使用也没有太多的限制，因此，自主发展项目十分繁荣。如Rahman所言：这些国家统治者试图推进他们的“发展”（现代化）观念，而这些观念明显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道而驰，而且经常对当地自然环境构成破坏。当地成员自发地推进他们信赖的、源自其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项目，并试图结成有机联合来保护其自然环境[8]。
三、赋权范式
借鉴社区研究、教育学研究等领域的实践及探索，Srinivas和Leslie比较了现代化范式的发展传播与赋权范式的“参与式发展”的区别，如表1所示。
表1 发展传播与赋权范式的“参与式发展”比较
注：资料来源Srinivas R.Melkote & H.Leslie Steeves,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Theory and Practices for Empowerment. P352,Published in 2001 by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现代化范式与赋权范式在发展理念、期望的成果、分析层次以及传播模式等方面所表现的差别，有其不同的方法论背景。赋权范式强调是解放被控制的权力。如何将与发展相关的权力赋予需要发展的民众，是赋权的重要内容。学者们通过分析第三世界背景下的权力控制，指出其主要形式如下[3]：1.权力是通过有组织的资金或有组织的人，或通过与这些资金或人相联系的实体作为外在表现的；2.权力是通过控制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信息资源行使的。这些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个人、组织和社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是必需的。3.掌握权力的实体可以通过对目标群体减少（或增加）其获得资源的途径作为惩罚（或奖励）来实现。4.通过控制发展议题、制定发展计划或控制公共讨论（如控制讨论主题、时间、参与者以及讨论的范围等）行使权力。5.权力利还可以通过塑造意义来行使。通过宣传神话、故事、意识形态或对公共信息资源的直接控制来达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就是创造能力、解释能力或讲述关于个人、群体、社区、故事的能力。赋予民众的传播权力，意味着人们能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文本的、影像的、绘画的等）记载其社区生活的故事和生活、历史和经验等，传播文化资源。
四、赋权传播中专业人员的角色
赋权过程中的权力控制取决于参与其中的个人和群体，而非专家、专业人员或外部辅助发展机构。发展专家、专业人员的角色只能是干预者，而不是关键的行动者。关键角色由社区成员承担，他们在自己的生活背景中解决问题，在具体的经验中学习和锻炼。对于干预者的角色定位，Ascroft和Aunga认为“它最终是一个分析角色，必须能够创造一种氛围和心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捐助人和意欲受益捐助者能够相互平等地参与制定发展决策[9]”。发展专家或专业人员不是像农业和健康推广者一样的专家，后者是农业和营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较少接受传播技术的训练，他们缺乏足够宽泛的洞察力以观察或鉴别赋权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障碍，这使得多数推广专家不能充任为民众鼓与呼的角色。从此角度看，发展专业人员的角色其实是社会工作者。
赋权是以人具有识别、诊断自身需要和环境中各种问题为前提，具体包括：1.认识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现实；2.识别他们的需求和需要的资源；3.识别并能够实施可能解决的办法；4.识别并接近那些能够满足他们需求、解决他们问题的重要个人、代理机构和组织；5.提高表述问题、协商和仲裁等沟通技巧；6.组织社区成员，并推选领导代表其利益。当个人、社区组织缺乏上述某些或全部技能时，发展专业人员的角色就是帮助他们提高这些能力。通过与底层民众的对话，帮助他们识别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资源，接近那些能够满足其需求或解决问题的权威人士。通过合作、辅助等，帮助边底层民众拓展他们的环境。因此，发展专业人员需要具有沟通技术来训练底层民众如何中肯地表达问题、协商和解决冲突。Fawcee[3]等为发展专业人员在赋权过程中的作为提供了一个清单：1.倾听来自社区、底层民众的意图，确定存在的问题、资源、障碍和可选择的办法。为制定行动计划提供技术支持，在前期项目的选择、设计和实施方面提供咨询；2.增强群体能力，包括帮助发展组织机构，招募、发展志愿者提供技术支持，为保障金融资源提供基础支持；3.解决社会和环境障碍。通过举行焦点小组座谈会，对社区成员利益进行评估，有选择地使用社会营销技术促成合适的项目实施，提供解决冲突的培训，开发媒介活动；4.增加环境和资源支持。提供有关社区改革、行为变迁、社区满意度等及时讯息和反馈意见。使用创新以适应当地需求、资源和文化传统。为解决本地事务提供外界专家资源。发展专业人员在初期阶段扮演发起者和领导的角色，当社区资源、成员行动力被调动或者激活后，其作用将渐渐变弱，并在社区成员获得更大的发展能力之后，最终退出发展过程。
五、赋权发展的实践探索
赋权理论提出以来，赋权传播实践多是由国际非政府组织（NGOs）在第三世界地区动员草根民众参与、实施的，在其试验探索中，媒体被用于服务社区的需求，参与、对话、文化整合。如斯里兰卡广播集团公司的Mahaweli社区广播是以社区为基础、强调参与、双向传播，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广播节目，使斯里兰卡的农民和Mahaweli殖民地的人参与到自我依赖的发展过程中。多米尼加共和国的Enriquillo广播是由欧洲和联合国非政府组织（NGO）资助的广播电台，目标是为本地农民和社区成员创造一个传播渠道，支持他们主动发展，鼓励本地文化的再现与繁荣。这个节目的显著特点是，在广播节目的管理和生产中，强调高度参与。近年来，这一运动在我国也不断涌现。如卜卫和艾小明发起、参与的“视觉社运项目”就是一例，两位学者关注的是北京朝阳区一个叫皮村的流动人口聚居区里外来人口的社会状况，在这个移民社区里，社区组织“北京工友之家”建立了打工博物馆、新工人剧场、工友影院，建有自己的乐队、剧团，拍摄自己的纪录片和电影。这些影像扎根于移民的生活，通过物件（图片、实物）或自身的视觉再现，以主体身份进行自我叙述，打破主流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10]。再如福特基金资助的云南“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项目中，53名农村女性自己拍摄了她们的生活场景，用照片故事表达她们的诉求，以影响生育健康的决策。还有云南博物馆研究员郭净在该省藏族地区请村民拍摄自己的生活。藏民扎西尼玛的《冰川》记录了自己家乡卡瓦格博神山明永冰川以及明永村民在旅游开发中面临的环境和文化问题，记录了转山者、游客、导游和村民对冰川旅游、冰川消融的看法，在多种声音的讲述中，让人们思考如何保护冰川[11]。这些由民众参与制作的、表达自身利益与话语权的影视作品是赋权运动的生动诠释。
赋权理论着重底层民众和边缘人群自主的社会行动，赋予他们掌控自身发展的权力。它着眼于具体的社会情境，通过民众与发展专家的互动、对话、沟通，诊断、识别社会变迁所需要的资源、存在的问题。传播是平等和双向的，社区成员是发展的主导者，发展专业人员或外部发展机构是辅助者。这一新的理论为我国发展传播研究与实践提供新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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