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差异，就没有对照。有人从差异里看到趣味和历史的荒唐，有人却从里面读出了歧视和厌恶。还有三个月就是香港回归15周年，而从年初开始的一系列地域摩擦却提醒人们，尽管两岸三地的物质条件越来越相似，但仍有很多偏见、排斥和不理解。前一段时间，在波及香港内地的“对骂事件”中许多人大声叫囔说：“我们忍够了。”偏见从何处而来，向何处而去?BO专访了两岸三地的文化人马家辉、杨照和胡洪侠，听他们讲述三地不同的成长经历、想法，甚至偏见――沟通不在于消除差异，而是看清楚彼此曾经离得那么远，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1985年，香港人马家辉第一次到“大陆”去旅行。他碰到最震撼的场面是公共厕所。初次上公厕的时候他很犹豫，因为一整排的长沟上既没有挡板也没有门，于是他思索：到底是要脸朝前面蹲还是要屁股向外?他想了整整一分钟，终于决定朝前面，因为这样能跟对面的人聊天，寓如厕于娱乐。于是他脱下裤子，慢慢地蹲了下来。
台湾人杨照从来没想过能来“大陆”。他跟这个陆地最近的时候，就是画地图――一个个省市，用颜色笔厚厚地涂出来，两年之后，他对“大陆”已经很熟悉，但他又很疑惑，这到底是真实土地的缩影，还是可以独立拿出来被把玩的东西?
胡洪侠在山东的农村里长大。小的时候，他常常听见“大陆”这个词，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老说国民党特务要反攻大陆。大陆是哪儿啊?”“傻了吧，你没看电影啊，大陆肯定在海边上啊。”“照你这么说，咱们村不算大陆?”“咱们村是华北平原，又不靠海，算什么大陆!”
2012年，这三个1963年出生的男人终于在“大陆”聚在了一起。马家辉围巾波鞋黑风衣，活像读了很多哲学书的时髦黑帮老大；杨照温吞朴素，一把温柔的嗓子却说出冷静锐利的话；胡洪侠皮衣白发走型男范儿，是个和蔼可亲的话唠。来自三个不同区域的男人，因为媒体人的身份而越走越近，发现彼此的起点虽然不一样，但三个人，走着走着竟然来到了同样的一条路上。交集在一起后，就不太好玩了，好玩的反而是此前的差异。于是他们共同在报纸上开了一个专栏，最后还结集成书，围绕一个个“词”，钩织出遥远的个人回忆。
说是个人回忆，其实记忆后面是三个血脉相连的社会。内地开放，香港回归、台湾自由行，这三个社会是越来越亲近了，但是就像从远方归来的几个兄弟住在一个屋檐下，彼此那么相似，却又有很多不同，因此更看不顺眼对方……
前一段时间波及香港内地两方的对骂事件就是如此。
所以他们说：沟通必须回到源头，回到之所以会成为今天的昨日，回到他们彼此遥望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想象中的香港是警匪剧是咸湿片，他们眼中的台湾是传单里的神秘敌人，而大陆，他们甚至不知道“大陆”在哪里。
BQ=《北京青年》周刊
胡=胡洪侠
杨=杨照
马=马家辉
BQ：现在两岸三地的关系很密切，但彼此的沟通是不是充分?
胡：沟通不充分，偏见很多。经济很好沟通，因为标准很单一，就是钱、利润。在政治层面，常常沟而不通。文化就更麻烦，文化不能不多样化，大家的路数又不一样，所以有很多沟通不畅的地方。
词语是沟通的根本，但我们连词语的理解都不同。比如在写专栏的过程中，有一次我们说好要写“电车”，结果我写北京的102路，杨照就写了地铁。还有一篇杨照说去美国，姐妹送他“花圈”，其实他要说的是“花环”。
在讨论要写什么词的时候，也会发现差异。比如英女王，英女王是马家辉从小暗恋、幻想的对象，可我和杨照都觉得没话可讲，我只在港币上见过英女王。还有复活节，杨照在美国待过那么久也没搞清楚哪一天是复活节，我更是搭不上了，要我写只能写托尔斯泰的《复活》。
BQ：联系起之前波及香港内地的对骂事件，这样的差异能引发冲突吗?香港人对内地人的焦虑源自什么?
马：游客的不礼貌不是引爆点，演变成这样的局面，背后一定牵涉到具体的利益关系。我在大学工作时，毕业生整天跟我抱怨，内地学生来香港念硕士只要9个月，念完就可以在香港工作。而现在大公司招人，一定要会普通话，结果把工作机会都抢走了。还见过公司里的女职员因为买不到奶粉，难过得在办公室里哭……
胡：但如果是美国人、日本人去香港买奶粉生孩子，香港人会这样吗?内地人的消费也拉动了香港经济的增长，造就了新的工作机会。
马：我们要这样看――内地游客买奶粉也好、买名牌也好，得到最大好处的不是一般的市民，而是那些经营名牌与奶粉的人和房地产商，最后大部分香港人分享不到这些，还要面对更贵租金的冲击。
杨：上次马家辉在台湾有讲到，谁可以去香港，多少人可以去香港，香港没有办法控制，我觉得这是关键。香港失去了主导权，没有办法规划，就会产生典型的依赖性经济，这个经济它不是按照香港的利益而发展的。
BQ：你们写((对照记》是想要沟通，为什么会集中写童年或者青年时候的事?
胡：我们自觉地把这个时间点控制在20世纪。我们从三岔口往一个地方走，这三条岔路是很好玩的，反而当下很多东西都趋同了，比如物质文化。马家辉讲了一个特别好笑的段子，他说在罗湖关口，有个人掏他兜偷手机，他发现了说：干吗?!那个人却理直气壮地回复：你那么凶干吗，我偷到了吗?
BQ：胡洪侠写文章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比较凄凉，比如说搭飞机，马家辉是在高中毕业，你要到30岁才经历。
胡：写之前我就知道这边有多穷、有多荒诞，可是没有这些，我们拿什么跟他们对照呢?我30岁才坐飞机、30岁第一次吃麦当劳、20岁以前没有吃过鲜鱼，14岁第一次照相、我连幼儿园都没上过。我20多岁跟我儿子去公园玩，看左右没人了，赶紧试着从滑梯上滑一下――很多东西都是我跟我儿子一起体会到的。
我是从中国最底层的农村里一步一步上来的，从第一句话说的是“毛主席万岁”的人到成为深圳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这中间有这么大的落差，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有这样的上升空间了。
杨：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巨变。我用的第一台电脑是八位元的，现在的数据处理动辄八百万：三十年前不认为我会到内地，觉得我一辈子不会看到国民党垮台，但变化来得多么快多么激烈，潮流逼着我们往前走。
马：“97回归”的时候，香港有一批人移民到西方去，这为我们这代人留下了很多机会，让我们有了上升的空间。香港从六七十年代殖民管制，没有章法，到现在成为中国特区，能经历这样的变化我蛮高兴的。
在美国读博士班的时候我常玩一个游戏，只要有大陆的同学在，假如气氛比较闷，我只要讲“你们中国人怎么样怎么样”他们立刻火爆了，“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中国人啊”。其实穿越有时候不是指时间，而是穿越于不同社会，不同的心理的身份认同。
这三十年来我就经历了这样的穿越。有时候我还会感觉自己是台湾人，因为我比较聊得来的朋友都在台湾，我发表文章最有满足感在台湾。我的穿越有很多不同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