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些难以割舍的人与事。对于我来说，最能牵动我的故乡之物，便是村边晒场上的那棵老树。在我眼里，这棵高大挺拔的古树之于这个村庄的价值，无异于方尖碑之于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即使是出于审美或者某种心理层面的需要，它也应该永远留存。
就是这样一棵古树，被树贩子里应外合，名义上以“2000元”(最初是1000元)的价格在光天化日之下连根刨出，然后运走。
其实谁都知道，那些曾经见证了几代人生命的树，自从被挖走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在当时，村里奋力配合卖树的人知道此举会招来千夫所指，并且成为其一生的污点；如果村民们能够预想到古树被挖走后自己的内心将从此失去安宁，长痛痛于短痛，相信许多人会重新选择自己当时的态度。而在当时，村长就像“中了邪”，村民都像马铃薯一样散落一地，无依无靠、无人组织，三三两两的抗议，也都方生方死，寂寞如烟花。
在我问及此事时，许多人都说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挺身而出，是因为“不愿得罪人”。一位村民的逻辑很值得回味：“如果我反对村长卖树，那我就是和村长结了私仇，因为我的反对是针对村长个人的；而村长卖树不会和我结私仇，因为他得罪的是大家。而不是针对我个人。”在他看来，同样是“得罪人”，境界还不一样。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个荒谬的逻辑解释了中国的许多问题。中国人不是公私不分，而是分得太精明了。
树贩子当时看中了三个地方的古树：一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居于晒场边上的大树，树底是村民集体乘凉与议事的好去处；二是村中旧祠堂后的树；三是村后坟山上的树。最后，尽管遭遇抵抗，前两处的树还是被连根卖掉。当村民们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对卖树时，立即遭到训斥：“现在每家都有电扇了，如何还需要大树乘凉?”
祖坟边上的几棵古树被保留了下来。它们没被卖掉，是因为有留守村中的壮士愿以祖宗之名誓死捍卫。
几处古树的不同命运多少有点耐人寻味。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孤零零的、私有的祖坟，那些曾经被视为封建糟粕的思想与观念，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留得了一点尊严。的确，在今日中国，许多农民仍保留了一点朴素的信念，把关系到家族命运的祖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祖坟像私有财产一样，直接对应到每户人家的具体权利，对应了具体的“责任人”，如果谁不去捍卫自己的祖坟，任人挖掘，不仅自己觉得在权利上吃亏，受了没顶的侮辱，同时也会被周围的人笑话，在乡间从此抬不起头来。
如上所述，我曾经因为自己在乡间自由无拘的生长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海角、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一片土地可以还乡。然而，因为这些古树的逝去，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2008年夏天乡居期前，我重上庐山，在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能读破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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