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道坚：“中转”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这两个字含义非常丰富。航空中的“中转”是到站之后再转的意思，一直都不会停止。在这艺术这条路上行走，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中转到哪里，而是艺术家们没有停止自己艺术创作和艺术探索的旅程，虽然旅程在开始都是很艰难的，他们坚持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非常用功的进行探索。中转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这些艺术家的一种艺术创作和艺术探索的精神。第二，1989年到2009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社会环境和创作语境的变化，这8位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们的艺术语言和艺术表达方式以及他们所表达的内涵比80年代的时候要深刻的多，充实的多，丰富的多。另一方面，他们的艺术语言都非常的独到，这8个人都有自己非常成熟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表达方式，而且非常耐人寻味。第三，这8位艺术家的作品都是当下中国人生存方式一种非常真实的、生动的体现，作品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
张晴：湖北曾经是“八五新潮”的重镇，当时这里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到了90年代，这些艺术家纷纷到了北京、深圳和广州。这些艺术家在9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但是在这次展览中他们的作品又有了对当今世界和社会的新感受、新反映。比如傅中望的作品，李邦耀先生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风格形成于前几年，但是今年仍然有一种发展。今天在展厅中也看到了少华的作品，他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和精致的推敲，令人感到敬佩。在座的八位艺术家都有了一个新的气象和面貌，所以我想这个展览不仅是对这一代人的总结，也是湖北美术馆研究当代艺术工作成果的展现。
殷双喜：这次展览很好地显示了湖北地区的一种大气象、大包容的文化艺术格局。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艺术的可能性”，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我们国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天然的带有社会主义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东西才是我们艺术家走向国际的特色所在。这次参展的8位画家有一种中国文化的回归和本位意识。这个展览的题目叫“中转”，“中转”就是处在未定状态。这会给人带来疑问――我们就会问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问题高更已经问了100多年了，最终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谁”。所以“中转”是未定的中间状态，但是你们的来处是比较明晰的。8位画家的作品里都有波普的因子。比如肖丰的《校园和禅寺》，李邦耀的《富贵花开》等等，这都是我们熟悉的传统。方少华的《竹林》，早期的《宫殿》，石磊的“人和动物，人和空间”，傅中望的《天井》和《长寿椅》。不同的是，肖丰转换的是题材或者画面，即转换了不同的观看对象，而傅中望的《天井》则转换的是观看方式。杨国辛的作品，他在艺术语言上真正达到了现代主义画家的水准，但是对江南人文的表现和题材，还有些朦胧，还没有完全想明白，到底是惋惜、歌颂，还是怀念，对江南人文的态度不是很清晰。李邦耀的作品在装置和影像上有所作为，重要的是想法。魏光庆的作品切入得非常犀利，力度很强。
孙振华：我把这次参观展览活动的感受归纳成五个“一”。第一个“一”，这是一个研究性很强的展览。一个好的展览就像一篇好的论文一样会有自己的问题和观点以及论证，有充分的材料。这次还有纪实的纪录片配合展览，非常好!第二个“一”，我看到了一份很有分量的策展文章。第三个“一”，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和追踪的艺术家群体。这个群体很典型，每个人的状态和创作都不同，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回顾当代艺术来讨论它的可能性，把这一批人找出来做一个研究和展览，我觉得非常好。第四个“一”，这个展览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主题。这个展览不是给这些人歌功颂德，这个主题很低调。实际上他们取“中转”这个名字作为主题，也有一种疑惑和彷徨，自己的艺术之路怎么走下去?怎么往前发展?这是他们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才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第五个“一”，一个非常有张力的研讨主题。“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艺术的可能性”，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主题，它描述了当代艺术的主题，现在当代艺术，都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更有力度的一种思想来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抗衡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研究讨论的。
鲁虹：我首先谈谈展览的模式吧。现在国内外很多城市都在举办“三年展”或“双年展”，应该说，这类展览对于提高一个城市和美术馆的知名度很有益处，不过这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这类展览要求越来越高，一方面对经费要求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对场地与设备的要求也越来越多，甚至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所以有人对“三年展”与“双年展”到底怎么做提出了疑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北美术馆推出的“三官殿1号”展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因为它不但可以与国际接轨，即围绕一个大的主题，挑选许多位艺术家参展，也可以围绕一个小主题，只挑选几位艺术家参展。比如这个展览吧，就只选取了8位艺术家。但正如大家所说，这个展览的质量很好，拿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很有特色的。
这八位艺术家基本上是从85新潮过来的，综合素质与手头功夫都非常优秀。他们以前的问题是，在作品并没有有效传播的前提下不停地变化母题与风格，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相比起来，这种状况已得到改善，现在，不仅每个人都有稳定的发展逻辑，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新的开拓性。实际上，每一个艺术家也用他们的方式回答了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艺术如何发展的问题。另外，在很多50、60年代的艺术家为迎合市场，固守自己风格，不断重复自己的背景下，参展艺术家不向市场低头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徐亮：做媒体多年看过了太多的展览，有时都麻木了。要么是明星大腕的秀场，要么是策展人无厘头的阐释，还有空洞的说教和莫名其妙的主题绘画解释，真话不多。今天看到这个展览我很兴奋，它绝对是今年非常值得看的一个展览，6位艺术家用他们不同风貌的作品给了我们非常快意的享受。这些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艺术家几乎和我同龄，所以很有同感，以前我们都有过很多次接触，他们生于吃不饱的年代，但大多都是很富有理想的一代，特别经过“85”思想启蒙和后来时代的文化洗礼和生活磨难，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显然与所谓70后依然是不一样的。这里突出体现在：1、作品的样貌依然保持在一个创新和在革命的过程中，这是非常不易的，因为我们常说的50知天命之年，随着思想和身体、生理年龄的增长这些艺术家身体和思维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在创作上都经历过上世纪的许多艺术思潮和风格样式的模仿和创作阶段。但这批崭新的作品大多没有抄袭或重复自己的过多痕迹。这里当然得益于各方面的积累和创新意识。与我们时下看到的许多恶俗的展览是两回事。2、命题作文和创新意识。我特别突出的感觉就是每个艺术家个人的作品面貌都很突出。这让我想起了今年声势浩大的成都双年展的主题展“溪山清远”。虽然参加的艺术家都是国内很有影响艺术家，单独拿出来作品有些还是不错的。但那种“命 题作文式”的“主题性绘画”还是让人很反感的。它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比如张晓刚、周春芽等许多人的作品和那个主题根本就不搭调。盲目生硬凑在一起。显然是由很浓重的市场炒作和功利目的。再说“溪山清远”的主题提出显然也是被许多人在指责的。我们对现、当代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其实还差很多。过去看到的现代文献和资料都是过时的和浅显的。况且许多翻译过来许多著作和文献还有许多是谬误和错误百出的。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着一个瓶颈。需要我们两方面来努力的。3、我特别欣赏二楼展厅的背对背采访录像展示。它让我们能从不同角度看到和听到他们之间对艺术和生活的交流和探讨。很真诚对艺术创作特别有利，而不是一帮艺术家或老百姓在一起胡乱捧场。特别有意思。4、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场馆布置有些难解，既合又分，顺序感不明显。不容易有连贯性，影响了单一作品的欣赏和接受，我倒是建议可以安排每个人安排一个展厅，单独呈现，一定会好些。今年广州美术馆的《关系》展就是这样。每个艺术家一个空间，相对独立，清晰有致。效果特别好。最后我也以为这个展览叫“中转”，它究竟要中转到何方。何时中转是个尽头。可不可以以不中转，停下抛锚“卸货”。因为湖北或武汉本来就是个四海通衢的重镇，武汉和艺术的氛围和环境并不弱，为什么我们总是要中转，把货卸下来哪。
顾振清：这个展览的主题“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艺术的可能性”非常好，“中转”的话题也一直是很多艺术家为之感到困惑的问题，这个主题能把问题提出来，是一种很现实的态度，我觉得艺术就是要有一个现实的态度。
艺术创新的可能性在哪里?如果说当代艺术生产的是人类的创新精神，释放和改变的是社会的潜能，很多情况下我们会考虑创新还有没有可能性。现在很多艺术家做了很多新的作品，感觉自己在形式上或者方法论上有创新，结果发现很多事情其实二三十年前在欧美的某个地方其他艺术家已经做过了，造成了追尾，这样的追尾算不算创新?是否属于对既有创新的一次引进?在当代或者现代艺术的文化逻辑里，创新已经非常非常难，很难找到立足点或者出发点。但是我认为创新是有条件的，只要满足条件也还是有可能的，尽管我们一定要有信息作为参照，但是我们的人生是不可复制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创新就会有可能。
林志：我想讲几个问题：
第一，这8位艺术家的作品体现了他们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同时又是对东方现代人的一种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再现。展览的主题“中转”具有革命性，它是一个转换，是从一个变成另一个，是一个深化的过程。
第二，当今社会和全球的资本实际上在中国，如果说资本是决定着资本主义，资本决定一切的话，那么现在有可能要改成社会主义决定一切。目前来讲，资本的流向基本上是从大陆流往全球。但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并非都是一刀切的资本化，这里面的多样性就是左翼激发了资本主义的完善性，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如果没有1949年的革命，没有韩战和越战，也就没有48小时工作日，也就不会有福利制度的完善，就没有退休金。国际的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最终必须妥协。在全球化的情况下，我很高兴地看到在座的8位艺术家有他们自己鲜明的特点，而不是在西方的范畴下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
杨小彦：我想对现场作品谈一些具体的感受，我觉得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背后，好象有一种悖论，有一种质疑，好像自己跟自己打架，这个现象很有意思。质疑造成了混杂的错觉。展览的艺术家都是我所熟悉的，比如方少华，他的画有绘画性，但不张扬，而是用绘画性质疑古典图象。杨国辛的画有镜头的概念，有影象的概念，作品还加了宋词，用的是英语，又是印刷体，就互相形成了一种悖论，使得它的含义有一种多义性。石磊有一种心理主义的东西，他更像一个梦游者，一个不能定义的梦游者，这跟他的绘画性产生了一种矛盾。李邦耀的装置是围绕着自己的生活，他画物品的进化史，但为什么没有包含更时尚的东西呢?这说明他的艺术也有悖论。傅中望最精彩的概念是“榫卯”，但他没有把这个概念继续下去，他的作品也指向了当代生活。
吴鸿：我认为，所谓全球化并不是在全球化理论提出之后才有全球化。近几年，有一些考古学，或者是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只不过主流的历史学不愿意承认这种现象。
第二，我觉得中转包含了很多因素，首先从地域概念，武汉或者是湖北，既有传统文化的积淀，历史上武汉又是九省通衢，也是南北东西商业和文化交流的中转站。我觉得参展艺术家的作品更多体现的是人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和人在旅途的一种飘忽感。石磊的作品我很有体会，把平面和立体经过转换，形成错觉，在现实场景中产生空间设计上的错觉，由此带来人的飘忽感。中转不仅仅是地域上中转的概念，还有一种精神或者是知识的中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当代艺术的理念传播和中转。
马钦忠：我想讲三点看法：第一，口号与沉思。中国当代艺术的转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从八五以来8位湖北艺术家20多年艺术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体现的核心就是从那个时代“臣民”的精神向“公民”精神的转化。
第二，同步性和差异性。我们在国内接受的教育，我们所有的历史，包括我们对图象的读解差距如此大，有的人失望、绝望，有的人就想办法找出更好的道路。可今天我们和西方进入同步化的时代。特别是互联网更让同步化进入同态化。但是同步化带来了问题。我们的视觉图像的制造从哪找资源，我们在参与和推进当代艺术的时候，能不能既有中国的文化精神，又有我们对当代文化的批判和思考，同时具有一种对当代国际语境的未来塑造的可能性?
第三，从学习向自立迈进。20世纪是中国狼吞虎咽地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但“自立”的精神却做得不够扎实。我们从这次展览看到了自立的精神追求。彭肜：我想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放在两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中进行理解。第一是全球和本土。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二元对立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结构性的特征。美国的学者哈维时空压缩理论认为传统的时间和空间品质在今天这个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可以随时方便地更换自己存在的空间，空间转换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交通信息迅速流通，世界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和这个相对立的就是本土化，当代社会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同时蕴含着民族、地域和人群的本土化的倾向，这样一方面使全球的艺术高度同质，跨国界流通，但同时地方性的知识越来越被推崇和强化。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觉得今天展览上的作品应该说也有着艺术家对全球本土这样一个独特的理解和处理。另外一组是资本和审美。现在资本闪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不仅全面的渗透到社会和家庭，还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心智和情感。对于大众来讲，他们熟悉的艺术就是文化商品的艺术，受资本毒害的艺术是无能为力的。也可以看到，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艺术必然处在资本和审美的二元对立中，大众在资本主导的文化商品面，像粉丝一样狂热，对于真正的审美主导的艺术，大众往往是一脸茫然。当代艺术常常流露出被遗弃的孤独感，又强化了激愤的心情。 各位老师的作品，都可以看到反思质疑和批判消费社会的意愿。他们的作品建立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建构着我们的生存空间。
高岭：这8位艺术家创作经验丰富，他们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后艺术观念和思想的变革，是属于这个时代中中年艺术家里的代表。他们曾长期在一个城市，后来为了形成更加自由的空间，有的留守，有的出走，但不管怎么说，曾经的本土性和本地化给了他们一个很深厚的思想语境，这个语境不是传统的楚文化的语境，而是80年代的语境，那个时候湖北的艺术家有一个相对来说很宽松的环境，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种比较扎实的创作和艺术追求理念。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切题的，这些艺术家最早形成一种艺术群体或者现象，就是围绕着商业化和商业大潮。在座的8位艺术家有很多是这方面最早的群体成员，所以我觉得对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敏感度，在座的几位艺术家应该都比别的艺术家都要强。这些艺术家并不雷同，每个人的风格都有很大的差异，都在坚守自己的个性，这是一种同步化的异质性的方式，每个人都比较独立，有个人的特性。
刘礼宾：首先，涉及到湖北波普，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再展开，中国的政治波普或者文化波普在中国的批判性，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比如魏光庆80年代的行为艺术作品和90年代的文化波普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傅中望延续批判的思路，包括红旗和手机等等，他延续这种波普样式的创作也有很强的文化批评性。
其次，作为一个艺术家，真正的走下去是靠作品说话，批评性、转化性都是借助这个东西完成的。
最后，一个城市有中转，一种文化也有中转。武汉是九省通衢的地方，在这里艺术家的作品和城市的传统与文化是什么关系?城市文化和普通人的关系是什么?艺术家肯定不能满足于普通人的状态，必须转化在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中，真正和艺术语言、画面形成紧密的关系。
段君：“中转”能够反映出8位艺术家工作的底座和基础是波普，或者是对波普的反省――对波普过去作为边界的反思，略有转型的意味。
艺术史会叙述波普对历史的贡献，我觉得值得讨论的是中国波普的兴起缺少哲学的根基。如果回顾美国波普的兴起，可以发现它是有分析哲学作为思想的基础。我觉得原理式的艺术或者艺术理论在今天依然充斥中国当代艺术界，对此应进行批判。当时湖北波普的兴起没有哲学的根基，但是有现实的根基，根基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活的压抑和意识形态的空洞。
我始终认为波普是一个资本主义概念，但是湖北波普早期还是把社会主义经验传达出来。因为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以及最近10年资本主导的局面之后，波普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的艺术逻辑，它不仅对过去社会主义许诺的乌托邦有质疑，也同样怀疑资本主义的生活理念。资本主义生活理念最核心的信条是：不希望到了天堂以后再获取报酬。我想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思想和资本主义生活理念的冲突，这可能是今天的波普可以开垦的领域。
银小宾：看了这次展览后，我觉得有两个特点：一是早期的中国当代艺术是从社会主义经验，中国古典文化经验出发来进行他们的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思考的。目前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人都在转向，从中国社会主义经验和中国古典艺术经验转身到当下，关注当下的人们的生活、社会、图象经验等等，不再是从初期的社会主义经验和古典经验出发了。这个命题非常好，展览非常有意义，抓住了中国当代艺术到今天转向时候的一些特质。
我们讲资本时代具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当下性，也就是说不愿意去回头，注重当下的成就和可能性。所以这个“中转”里，如果讲的功利一点，更多的应该是在文化层面或者在观念、思想层面的一种转化和思考，在语言层面或者在叙述的形式层面好像还需要一些坚守，我说的坚守不是说一定要像前面一些朋友们说的一味的复制，把作品马上要转换成货币。语言形态的坚守，我觉得对于确立一个艺术家身份或者深度思考是有益处的，因为转换的过于频繁肯定在深度的推进上太肤浅和浮躁，深度推进不够。一味的复制又会有投机的嫌疑，所以在这里面，怎么做一个适当的转换和调整，这也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严长元：首先我觉得“中转”这个概念特别好，特别适合这个展览和现在的文化现状。因为中转是每个人都有的体验，经过了一个历程，到了一个目标之后，然后再向下一个目标进行转换。
第二，湖北美术馆在四年多的实践中给我们的提示，也是主题所回应的，就是艺术如何面对资本时代的汹涌来势，关注底层。艺术的可能性，包括美术事业发展的可能性就是立足于当代，关注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在8位艺术家共同的探索里，包含了有很多文化方面的元素，如他们对文化冲突以及当代问题的文化方面的思考。
第三，大家谈到了全球化时代，所谓文化的全球化，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现实，但文化还是要保持特色。我们自己本土的文化已经非常好了，不必要一味去迎合某些资本和西方的浪潮，而是应摘取自己精华和有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传承下去，不断的发扬，所谓的文化复兴根本的要义就在这里。
推荐访问: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