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简述了近代晋商与甬商两大商帮兴衰情况，分析了二者经营文化的异同，探讨了经营文化差异对他们的影响，以期为当代商人群体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经营文化；晋商；甬商；差异影响
文化既是一种精神价值，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在人们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孕育、积累、发展起来的。每个地区、民族和国家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不同地区和群体的文化又各具特色。经营文化涉及到一个商人群体的综合竞争力，商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领跑”作用。在中国近代，晋商从称雄中国商界数百年后而销匿，甬商却后来居上蜚声海内外，与其经营文化密切相关。
一、甬商与晋商概述
在我国公认的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甬商与晋商位于其中。他们以不同的地域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为基础，形成了不同的经营之道，并成就了各自的辉煌。
1、甬商的兴起与发展
甬商包括旧宁波府所属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今为舟山市）六县及后来划入的余姚、宁海在外从事工商活动的商人群体，亦称“宁波帮”。宁波人做生意历史悠久，但名扬天下确是在近代。19世纪，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在中国内地作了7次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这样写道：“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宁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1916年孙中山先生也曾对甬商也作过高度评价：“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甬商形成于明朝，崛起于鸦片战争后的上海，至辛亥革命后达到鼎盛。在中国近三、四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甬商经历了一个形成、崛起、曲折和辉煌的复杂发展过程。
宁波商人集团最初形成大约是在明朝天启、崇祯前后。清朝乾嘉时期，是甬商一个大发展时期。鸦片战争前，宁波的埠际贩运贸易兴盛，宁波商人在各地的商业、钱庄业加强了宁波商帮与沿海港口城市和长江沿岸城市的经济联系，增强了他们在这些地方的势力和影响。鸦片战争后，上海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了外商进入中国广阔腹地的第一站，迅速成为全国金融、商业、航运中心，而此前繁荣的宁波则日趋萧条，失去了昔日的繁华。这种落差对宁波城市来说是一种不幸，但对甬商的发展来说则是一个机遇。因为宁波距离上海仅一水之隔，上海为宁波商人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大舞台，使宁波人在19世纪后半期迅速崛起，成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宁波商帮。
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是甬商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臻于鼎盛阶段。在甬商的崛起时期，却是晋商衰退之时。
2、晋商的称雄与衰落
山西是古晋国的封疆，简称“晋”，凡中国旧时山西省籍从事商业活动，经营商品交易的商人，称之“晋商”，俗称“山西帮”。晋商经过漫长的经营活动，发展到明代中叶，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商品交易的发达，山西商人以善于经营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乘势崛起，逐渐形成一个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群体。
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时代，晋商发展到了顶盛时期，成为当时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其活动区域遍及全国各地，经营范围十分广泛。晋商纵横商界数百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他们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晋商的金融贸易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尤其在创立票号后，商品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他们首创中国历史上的票号，汇通天下，货通天下。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到清朝中期，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时期晋商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形成了强大的商业金融资本集团，成为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民族资本力量。
1914年冬，伴随着山西票号的开山鼻祖――日升昌的倒闭，标志着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这支曾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随着旧王朝的灭亡与新政府的建立，而走向衰败，直至最后退出历史的舞台。
二、甬商和晋商的经营文化比较
经营文化是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它可以分为经营理念与经营行为两个层次。经营理念是指经营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战略思想。经营行为是指在经营行为中共同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它是经营观念的体现与贯彻。经营观念决定经营行为，经营观念只有转化为经营行为才有意义。
1、甬商与晋商经营文化的共同点
作为一个商人阶层，甬商与晋商的经营活动曾渗透到中国各地，他们寻求财富的过程必然要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发生融合。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商业经营，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一套特点鲜明的商业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他们以其辉煌的商业、经贸和金融业绩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甬商与晋商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崇重商业、开拓进取、任人唯贤、诚实守信等鲜明的商业文化，使他们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绩，并对现代商业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勤俭吃苦。晋商和甬商大多白手起家，凭着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足迹踏遍天涯。他们对万里行贾习以为常，远往他乡，不以身家为念。晋商轻离别，一去数十年不回。甬商也是自小就善于吃苦，漂泊四方。他们勤俭吃苦创业，千辛万苦闯天下，天道酬勤，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
讲究信用。自古以来，商人可分两类：一是诚贾，又称廉贾，良贾，良商；二是贪贾，又称佞商，奸贾，奸商。前者重义轻利，货真价实；后者压价抬价、掺杂使假，囤积居奇，投机取巧。两者重要区别在于诚贾以信义为重，奸商做生意不讲信义。从经营思想上看，晋商和甬商都是重信义的一个群体。因此，他们中有许多深孚众望的商家，以诚信起家，以诚信兴家，生意越做越红火，事业不断得以发展壮大。
公平竞争。义与利是一对矛盾，只讲义而不求利，就不成为商人，但只求利而不讲义，既不合乎社会道德规范，损害公众的利益，从长远看也是饮鸩止渴，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所以，义利兼顾，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既是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商人素质的体现。甬商与晋商的成功秘诀就是公平竞争，既不欺行霸市，也不以势压人，而是义中取利，同舟共济，互利互惠，尤其是对一些资金少、规模小的生意人，他们不但不排挤，反而不时给予资金上的资助，避免了矛盾激化和一些不正当的竞争。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他们凭借良好的信誉、灵活的经营和优质的服务，招徕客户，扩展业务，从而取得了一流的经济效益。
薄利多销。晋商和甬商做生意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薄利多销，并以其热情周到的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欢迎。他们深入了解各地的生活习惯、消费水准、市场容量、产品规格、性能、价格等要素，薄利多销，促进了销路畅通、市场稳定、利润大增。
2、甬商与晋商经营文化的不同之处
商战如云，商人们在经商活动中既需要竞争也需要进行合作，但不同地域的商人有着不同的经商经历、习惯和作风，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甬商与晋商经营文化的区别表现在：
崛起的时代文化背景不同。从经商时间上看，在中国号称的“十大商帮”中，晋商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崛起于封建社会封闭文化环境中，成就了他的辉煌过去。鸦片战争后，由于五口通商，甬商崛起于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碰撞时期，得益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由内陆向沿海的倾斜，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后劲，后续影响也较大。
经营理念的区别。从经商理念看，山西人被人认为是传统的商人，他们刻苦节俭，注重枝微末节，又因为太过单纯，不够深谋远虑，终于逐渐衰微；所以，明清时期蓬勃的晋商是旧式商业界的领袖。而后来居上的甬商受浙东学派“经世致用”和“工商皆本”思想的熏陶，受西方工商思想的影响，受民族危机和“实业救国”思潮的撞击，以及辛亥革命后颁布一系列发展实业政策的激励，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的热情，思想开阔，勇立潮头，使甬商成为20世纪前后的商界翘首。
经营行为的不同。旧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人的存在价值，往往以做不做官及官的级别来确定。在这种强大的社会价值观支配下，中国的传统商人，往往不能自立，需要依附政府权力。从经商行为看，晋商的特点是注重与官府的关系，依赖特许权从事垄断性经营，成就发财之梦想。而甬商在商言商，不刻意结交官场，以西方工商理念走上了开拓创新的实业之路，从而迅速崛起并闻名于世。多讲经济，少谈政治，是甬商的突出特性之一。虽然甬商也会与官府打交道，但大都坚持独立的工商职业化精神，商业资本也多向产业资本转化。在近代甬商身上，体现出近代职业商人的精神。
三、经营文化差异对晋商和甬商影响的思考
经营文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经营文化的形成，会影响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的转变。经营文化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也会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形态。先进的经营文化能够适应并推动社会和企业的发展，落后的经营文化则会起阻碍的作用。只有秉承先进的经营文化，才可能在商海弄潮中理智周旋，才不会被商海的漩涡吞没。晋商曾经的辉煌业绩和衰亡的悲壮结局令人瞩目，甬商后来居上的崛起发人深省。经营文化的差异对晋商、甬商的兴衰有着明显的决定作用。
1、经营理念要随社会变迁而与时俱进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变迁，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以实事求是态度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改革钱庄，兴建银行，积极投身于近代工商业活动之中，使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20世纪40年代末，宁波商人处于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大批宁波商人又劈波斩浪迁徙海外，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寻找机遇，重开新业，使海外经营的业务不断开拓发展。近代甬商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动荡与转变，如果甬商不转变经营理念，其发展就会失去后劲，就没有甬商的辉煌。也就是说，与时俱进、不墨守成规，拥有敢于抓住机遇的清醒与敢于进军新兴产业的开放意识和胆略气魄，是甬商兴起的关键所在。
与近代甬商相比，正是晋商自己的眼光、思路、视野，未能跟随社会的变革而变化，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之中。他们在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百年不停地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后代扎根、厮守于这片黄土地上，不接受新的经营理念，贻误时机，必然导致走下坡路。
2、经营行为应随客观环境变化而顺势而为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甬商看准了这种变化的趋势，积极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在保持传统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行业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进军纺织、水电、西药、机械、影视等。如宁波帮的支柱行业沙船贩运业，自欧美轮船航运侵入后，宁帮商人在沙船余势未衰之时，慧眼独具，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创办于1895年的外海商轮局、永安商轮局，1909年的宁绍商轮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轮船公司便是这一时期应变的产物。甬商适应市场需求，经营的项目有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行、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百货业、西药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众多的新兴行业。
此时的晋商在经营行为上没能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固守旧的传统行业。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资本家（指财东）的全部家产（包括固定资产）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这样庞大的资产，却没有投入到近代新式产业中去。直到1902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此时已落后于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30～40年。可见，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大规模地投资于新式产业，使其失去发展的后续力量，是晋商经营行为的重大失误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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