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的时候，看到的父母关系是这样的―― 父亲从小父母双亡，11岁时一个人流浪到上海，做了工人。赶上“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作为出身良好的青年，入了党。
母亲出生于一个资本家家庭，从小就是个大小姐，衣食无忧。赶上“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全家受到冲击，兄弟姐妹四散各地，有支边的，有嫁到农村的，有参军的，留在上海的就只有母亲和外公、外婆、太婆婆。后经人介绍，母亲认识了父亲，成了这门亲。用当时的原话来说，就是希望改良一下血统，不再让下一代受歧视。
故事就是这样简单，父亲入赘到母亲家。一个没进过一天学堂的文盲青年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妙龄女子结合，他们的婚姻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小时候，我印象中的母亲是这样一个人：性格刚烈、脾气急躁、手脚麻利，完全想象不到她是个大小姐出身。父亲从小身体差，疾病不断，肾炎、肝炎、高血压等。因为有病，父亲常年拿7折工资。母亲在小学代课，两人每月几十块钱要养活一家人，压力很大。
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是母亲做的，饭菜都是她烧的，包括灶台，都是她自己用水泥砖头砌出来的。每晚她还要盯着我们做功课，只要考试考了年级第二名，就一定会被打。打完了，她总哭着说，我这辈子是没指望了，就靠你们了。还说，要不是有你们两个，我早跟老戴离了。
可他们从来不吵架。母亲经常也会对着父亲吼，父亲却从来不回嘴，只会悄悄躲出去。所以在我看来，母亲和父亲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平时在家，一天也看不到他们说上几句话。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下，我长大后唯一想要做的就是离开这个家，越远越好。
父亲在四十出头时就去世了，那时我和哥哥都不到20岁，母亲很长一段时间缓不过劲儿来。她把父亲的坟修在了苏州郊外的太湖边，风景很好。母亲在苏州找了份工作，如果没有意外，她每个月都会去扫扫墓，和父亲聊聊天。那个时候，她说的话要比以前和父亲一星期说的都多。
多年后母亲又结婚离婚。她说，我再找不到像老戴对我那么好的人了。她说，我真的感谢你们的父亲，包容了我20年的臭脾气，还给了我这么好的两个儿子。你们知道吗，我真的非常非常想他，说着说着母亲的眼圈又红了。
我很高兴母亲能这样看待过去的事。当爱人离开这个世界时，记得他们对我们的好就行了。然后，默默地把他封存进记忆里。如果你想不明白，下半辈子，你也就只能活在记忆里了。不要拿未来和逝去的比，否则未来必输无疑。
徐艳群摘自《北京消费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