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至3日，第十二届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博鳌隆重召开。该论坛由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及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于1998年发起。2001年2月，博鳌亚洲论坛正式宣告成立。十二年来，致力于促进亚洲国家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合作，增进亚洲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与经济发展。论坛的举办获得了亚洲各国的普遍支持，并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出席本届论坛的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意大利共和国总理马里奥・蒙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卡里姆・马西莫夫、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赛义德・优素福・拉扎・吉拉尼、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中国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美国前能源部长理查森、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Stephen Groff、标普主权评级委员会主席John Chambers、美国GE副董事长John Rice、电气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ean-Pascal Tricoire等国内外著名企业家，体育巨星姚明、著名主持人芮成钢、杨澜等政界、商界、文娱、传媒界精英、名流，来自28个会员国共计2000余人聚首2012博鳌亚洲论坛，探究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根源，寻求变革、转型与创新，碰撞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本届论坛有45个分论坛。虽然各分论坛主题迥异，但是都离不开对中国的关注，而不断升温的中国金融改革形势更是成为本届博鳌论坛当之无愧的热点。
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
在开放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对亚洲持久发展意义重大。秉承开放包容，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团结和谐，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建设一个和平、团结、和谐的亚洲，需要继续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共同应对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冲击，共同克服重大自然灾害的影响，共同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阶段性难题。
今后亚洲的进一步发展仍应坚持开放，包括向世界开放和各国之间的相互开放。在开放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对亚洲持久发展意义重大。各国应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学习互鉴，倡导包容性增长，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金融体系调整改革。
曾培炎（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国务院前副总理）：
为了更好地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我们应当尽可能排除政治因素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困扰。亚洲是一个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差异比较大的地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尽管如此，亚洲国家和地区具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现代化步伐。因此，加强政治互信，对于深化本地区全方位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应当从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从本地区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抛弃偏见、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最大限度减少政治和历史因素的束缚和羁绊，为经济合作更加顺畅和深入的开展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马里奥・蒙蒂（意大利共和国总理）：
欧洲非常感谢来自亚洲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仅是道义上的、态度上的支持，而且也包括了资金上的支持。意大利经济已经出现明显平稳和好转，我们的有效措施将会使我们渡过难关。
福田康夫（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亚洲呈现出了最好的发展势头，在克服金融危机影响的进程中，亚洲作出了突出贡献。与此同时，亚洲也深深感到在世界的发展中责任不断增大。
周文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是“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这个题目主要考虑现在世界经济从美国来讲复苏乏力，欧洲债务危机还没看到解决的态势，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对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来讲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因为亚洲国家多数都是出口导向型，外围市场比较疲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是亚洲国家普遍面临的非常紧迫的任务。年会从这个角度设计这个题目，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碰撞，有助于亚洲国家的经济转型。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全球经济仍面临着受某种因素影响而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中国鼓励资本的外流，特别是使资本“走出去”的战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放松管制，允许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居民能够更方便地进行海外投资，这是我们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当前我国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上升的趋势，只能通过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由加工贸易为主向一般贸易为主转变来解决，这就是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条件。
保育钧（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
近日，有报道指出五大行去年净赚6808亿元，其中利息收入占利润大头。中小企业很困难，银行却大量赚钱，这说明我们的金融和经济是“两层皮”，并不合拍。现在银监会和银行都不承认暴利，这种暴利背后存在着危机。金融业要放开，要引进各种大中小银行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汇率和市场适应，同时也会提高银行的服务质量，提高资金的利用率。
傅成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
制裁伊朗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效果，全球经济承受不了高油价。现在的油价对整个欧洲的经济恢复、对美国的经济恢复、对世界的经济恢复都不是好现象。所以对于制裁伊朗的问题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效果，全世界承受不了。
姚明(篮球巨星):
当我拿到第一张来自NBA的10万美元的支票时，我确实很幸福。但幸福之后，你会有无止境的欲望，所以更重要的是控制自己。信仰是我们现在缺失的东西，信仰中包含道德。在某个时候，我需要某些依靠，但是在我的文化背景里找不到。
教育的真谛与症结
4月3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教育真谛与症结”在国际会议中心一层孔雀1厅召开。《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应邀主持本场分论坛。参与分论坛讨论的嘉宾有加拿大圣玛丽大学校长 Colin Dodds、美中合作发展委员会执行主席李建生、悉尼大学校长Michael Spence、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会长章新胜、澳大利亚精英教育学院院长祝敏申。
世界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尤其是近20年来我们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大。据不完全统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平均投入占GDP的比率达到5%左右。今年“两会”上，中国决定将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尽管这样，各国教育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教育的宗旨是什么？
专家齐聚一堂探讨教育的真谛，首先关注的问题是：教育的宗旨是什么。舒富民认为，根据专家和教育学家的理解，教育要达到三方面的目的：一是要进行信仰、道德和人格的教育；二是要进行专业技能的教育；三是要进行生活品质提升的教育，就是如何更好的生活，这应该是一个共识。但是在实践当中，我们经常面临着教育可能会偏离航向的问题。比如说从小学到大学，一切都为了考试。因为考试好就有好学校，有了好学校就有好工作。因此，就会出现为了考试而放弃应坚持的教育宗旨。
如何使得考试与教育宗旨统一？章新胜谈了自己的看法：“关键是怎么考？考试还是一个公平衡量的尺度？特别是中国现在人口特别多，每年有1000万的考生，有六、七百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章新胜进一步解释说，怎么考以及用什么评价体系来评价，这个问题恰恰是要害，教育的真谛首先是培养有社会责任感、有爱心、有理想、有志向，愿意回报他的农村、父母、老师、学校的人。
美国的考试与教育宗旨又是如何统一的呢？一直在美国生活并多次担任教育顾问的李建生阐述道：美国高校每年录取工作非常辛苦。首先你如何选拔人才？两点很关键：一是考试本身；二是领导力。比如美国很多高校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的经费大部分来自于校友的捐款。现在招的学生就涉及到他今后有没有能力为学校捐款。所以他的发展能力对母校是非常重要的。高校领导常常说，我们20年以后看看这些人成长怎么样，如果他们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未来他有一张支票往母校一放，你这一届的招生就成功了。
教育承担什么样的社会历史使命？
教育除了教书育人还有社会使命感，就这一点，加拿大圣玛丽大学校长Colin Dodds在论坛上表示，教育的国际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要保持平衡。教育也应当看结果――在我的大学会有什么结果。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已经有250年的历史，学生的使命要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录取方面，学校从全面的角度看学生的情况。也就是说他是否有沟通的能力、领导力、交际能力；不仅仅是看某个学科的成绩，还要看跨学科的成绩；还有考试结构，现在考试结构越来越国际化。“我们要更多地鼓励学生获取双学位，外语也非常重要。”
澳大利亚精英高等教育学院在培养人才如何体现社会责任方面也颇有借鉴之处，该院院长祝敏申表示：“提高素质就是我们学校对社会所尽的根本责任。素质怎么体现？西方大学是从培养宗教神职人员开始的，然后才有学科教育。中国讲究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所以学校要提供素质教育，包括社会责任感和将来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学科知识。学校给学生什么教育呢？将来有本事赚钱就是社会需要的人？这不是学校能够左右的，是整个社会环境给他的引导。”
大学如何坚持真正的学术精神？
要培养出一个合格的有道德、有信仰的人才，大学里面的学术精神对学生影响非常大。我们大学如何坚持真正的学术精神？悉尼大学校长Michael Spence认为：高考系统有它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要客观评论高考制度。无论你的父母是谁，通过高考你可以非常公平地获得大学就读的机会，这是公平的。悉尼大学跟中国高考制度有一套非常相似的制度，尽可能为所有申请悉尼大学的学生提供公平考试的环境。只要学术上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我们就可以把他接收进来。去年我们也获得很多捐赠，但捐赠和我们的招生完全分开。
Michael Spence进一步阐述道：“我们强调学术的独立性，也强调在独立的同时承担他们相应的责任。所谓的责任不仅仅是回答学术性的问题，还要回答社会普遍关心的大问题，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要引导研究人员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这是我们需要平衡的两方面。”
总的说来，有三方面可以保证大学的学术精神贯彻始终。
中国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
中国有三问：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自清朝以来没有产生重大的创新型科技成果？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拔尖的人才；乔布斯之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这样具有伟大创造力的企业家？中国近几十年以来教育碰到的问题比较多，如何才能培养创新型的人才？
Michael Spence并不同意这三问，他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中国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但是这种自我批评的能力往往有时候是因为不能够非常正确地看待自己，其实是对自己要求过于严格。
大家经常会问，中国的教育系统是不是出了问题？所以中国的创新能力不强？Michael Spence认为，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教育系统是否足以鼓励学生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方面并不担心中国的教育制度。
祝敏申因本科就读复旦大学，他认为中国的本科教育非常优秀。很多在英、美等其他国家创造了很高成就的人，本科教育是在中国完成的。
“自清朝以来为什么中国没有创新？我想舒社长刚才所指的是原创。钱学森和季羡林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章新胜借着专家们的赞美之词转而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乔布斯、比尔・盖茨读了名校，一两年可以辍学，中国有没有大环境使得辍学了可以成长成才？这里有州情的不同、国情的不同，还有社会习惯思维的问题。中国千百年来重学轻术，动手能力差（当然古代有鲁班，动手能力很强），也有很大的科学发现，后来为什么没有？这三个自问需要实事求是地认真对待。发达国家很多经验值得学习，他们很重视“三个心”的培养：爱心、自信心和好奇心。
中国的教育公平如何实现，改革突破口在哪儿？
前不久《小康》杂志发布了中国小康教育指数，有8成的受访者对我国的教育公平表示不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东、西部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差距很大。二是教育机会不均等，如“择校”和高考名额分配比例差距大等等。
作为曾经的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章新胜就此表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我们要坚持什么样的公平？首先，九年义务制教育阶段应该人人平等，无论在北京、博鳌、拉萨、新疆乌鲁木齐应该一个样，国家已经做了很多努力，这应该有目共睹，所有的学费、学杂费都取消，所有的农村、海岛、山区、草原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是教育机会的公平，这不能完全实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绝对平均的分配。这方面的问题还不少，所以要坚持考试，坚持统一的录用标准，但这仅仅是教育的公平的一个方面。”
我们的教育改革中有哪些需要改进？李建生说，“其实中外两边在互学。是不是中国本科最好？大家都到美国上学。是不是美国最好？我本身是北大毕业的，到美国也在哈佛念书。我感觉一是互学，大家取长补短；第二，大家在这里要有历史概念，过去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其实你翻开历史并不是很长的。前一段都是在欧洲，后来到了美国，为什么？是美国经济高速度的发展。因为它整个创新人才、教育改革、教育更新是一个时代的要求，一个时代赋予教育的使命。现在我们国家的教育和我们国家的经济一样，以追赶速度、超越模式向前发展。所以现在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我充满信心，在全球一体化、教育互相学习的基础上，中国会在短期内与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一起看齐，而且在创新方面会做出对人类优秀的、最大的贡献。”
《小康》受到媒体关注
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媒体纷纷邀请舒富民社长，对当下的热点话题与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新浪微访谈――最好的时光在买房
2012年，调控不放松，房企如何接招？面临哪些挑战？博鳌论坛期间，新浪财经邀请《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长江商学院副院长、会计与金融教授刘劲，中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秘书长陈云峰，链家地产董事长左晖共话十年楼市。
多数网友最关注今年该不该买房。对此舒富民表示：对于在北上广的一线城市的刚需者，尤其是北京市，不要再期望房价有大的跌幅，在未来的三五个月内，符合限购政策的应该考虑买房。因为现在政府调控的手段，主要是延缓了购房的需求，并没有增加市场的供给，而且打击的对象主要是房产商，当房产商的现房降价销售后，新的供应因政策原因出现断档，很有可能在需求基本面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供应跟不上，房价就会再一次出现报复性的反弹。
政府的限购政策，在前期对抑制房价的上涨似乎效果比较好。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限购并没有解决楼市上涨的内在原因，仅仅是延缓需求的进度和周期，并不能真正改变刚性的需求。但房企在调控阶段内，会面临资金短缺、银行限贷等危及到企业生存的问题，在此情况下，房企只有断臂求生。
腾讯财经频道“博鳌三日坛”――改革启示录
在博鳌论坛举办期间，腾讯财经特邀中华民营经济联合会会长保育钧、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何志毅、《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做客腾讯演播室，就“改革启示录”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现在改革的氛围不如以前那么浓了”，舒富民坦言道：我们现在谈改革，为什么大家那么关注？因为改革到了关键期。所谓关键期，就是在我们取得第一阶段的成果的时候，如果不克服目前遇到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很有可能我们改革前期的成果很难延续下去。
从1992年到现在，大大小小的改革，应该说都没有间断过，包括最近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但是很多人感受到改革不够。改革的氛围不如以前那么浓了。以前我们各行各业都在审视自己的行业有什么需要改革的，现在很多行业都已经固化成既得利益的条条框框，这些部门和行业的条条框框，有些是有利于这个行业发展的，有些是对整个社会来讲不公平的，有些甚至对国有企业有帮助而对民营企业没帮助的。所以经过第一阶段的改革，因为改革还不彻底，就出现了新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利益集团反对改革，所以给人感觉现在不如以前那么讲改革了。
腾讯微访谈――纳税人的钱哪去了？
去年全国税收总收入接近九万亿元，有关人士认为政府投入经济建设和行政支出的比重过大，挤压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份额。对此，舒富民社长接受腾讯“客座总编辑”栏目的微访谈，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国的个税起征点过低，城市生活，尤其是大城市生活费用确实压力很大。
*我国的“三公”消费确实到了需要规范的时候，目前“三公”消费没有法制化，“三公”消费没有底线，才会出现天价宴会、豪华办公楼和公款出国旅游等问题。
*房产税目前还有很多法律和现实的问题没解决。在税收体制没有做系统全面的改革前，我国财政预算不科学、不透明，法制化不严格的情况下，我个人反对征收房产税。
*从发展趋势看，取消户籍完全可行。有人担心北京交钱多，回老家拿社保少的问题。我认为，今后社会保障一体化是趋势，也是国家努力的方向，应该不会出现回家少拿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