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随母海外谋生 人民音乐家、作曲家冼星海（1905―1945），曾用名黄训、孔宇，广东番禺人，出身于贫苦的渔民家庭。他的母亲名叫黄苏英（1870―1941），广东番禺榄核村人。冼星海在澳门出生时，父亲不幸病故，家庭生活陷于贫困之中。
父亲死后，冼星海母子二人无依无靠，在番禺难以谋生。后得到乡邻介绍，黄苏英带着七岁的儿子冼星海乘轮船到新加坡去当女佣人。他俩挤进那空气混浊、拥挤不堪的四等统舱苦苦熬了一个来月才抵达新加坡。那时新加坡对穷人十分歧视，坐头等、二等舱的富人乘客，不但有餐厅、舒适床位、活动场所，到码头后凭票就可立即上岸。而乘坐四等统舱的贫穷乘客却都被送到一个孤岛上作“卫生检查和注射防疫针”，合格后才能进入新加坡。“卫生检查”时男女乘客都要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检查”，一个年轻姑娘因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侮辱而跳海自杀。在贫穷乘客的强烈抗议下，后来，新加坡有关方面在“卫生检查”时才允许四等统舱的女乘客穿上一条筒裙。冼星海与母亲到达新加坡之后，在新加坡华侨总会的帮助下，到了一家华侨富商家庭当佣人。冼星海除跟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小杂活外，就陪着小主人一起玩耍。稍长大后他就给小主人当伴读，有时可以拿少爷的课本看看，不懂的地方可以问问少爷。少爷喜爱打网球，冼星海就自然而然成为陪少爷练网球的好对手。
回国进入岭南大学
事有凑巧，1918年春天，广州岭南大学创始人、著名教育家钟荣光赴新加坡筹募办学经费，偶然间发现冼星海热爱音乐，擅长箫笛，颇有音乐天赋。于是，在征得黄苏英同意后，钟荣光带着冼星海回国到广州岭南大学华侨班免费读书。当时冼星海只有14岁，头一次离开母亲独自回国，实在令人不放心，但为了儿子的前途，黄苏英默默地忍痛含泪把星海送上回国的轮船去广州求学。由于冼星海在华侨班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获得一些奖学金后，他又升入岭南大学文科进行半工半读。他积极参与组建了该大学的乐队，并担任乐队指挥而初露头角。岭南大学音乐系毕业后，他留校担任音乐教师。这时冼星海托友人把在新加坡当佣人的母亲接回到广州，住进了岭南大学职工家属木板房宿舍，虽然条件简陋些，但总算暂时有个栖身之处，能与母亲住在一起，朝夕相处，相互有个照应。
考入北京、上海音乐学院
1926年，冼星海为了提高音乐水平，赴北京进入北京大学音乐专习所学习作曲理论；1927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音乐系进行深造。冼星海到上海后加入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戏剧团体南国社（由田汉任社长，主要成员有陈白尘、洪深、郑千里等），积极投身以“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为宗旨、配合当时革命斗争的戏剧活动中去。这时他设法将母亲从广州接到上海居住。后来，冼星海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开除学籍。显然上海呆不下去了，他想到出国留学，便把母亲托付给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的一位女同学，她家里需要一个女佣帮忙料理家务。
赴法国勤工俭学，跻身巴黎高等学府
1929年，冼星海赴法国勤工俭学，进入巴黎艺术专科学校进行半工半读。冼星海扫过厕所，在酒巴间为客人拉过小提琴，在饭馆当过小杂工；只要杂活一停，他就在厨房角落里练习小提琴。日夜劳累，疲乏不堪，但他以顽强求学的意志，坚持着半工半读。后来因创作出女高音独唱《风》，他得到了法国音乐界大师们的青睐，从而被引荐进入法国巴黎的音乐圣殿――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深造。从此，冼星海这个中国的穷学生才真正成为巴黎名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其留学生涯的艰辛可想而知。在此期间，冼星海母亲的境遇也很差。雇她当女佣的这位女同学家，有兄弟姐妹六七个人，都很年幼，其母亲因病去世不久，其父亲是靠祖传遗产过日子的闲人。冼星海的母亲实在看不惯这样的家庭，曾多次想离开另找活干。但心地善良的她又不忍心丢下这群失去母爱、无人照料的孩子，因而忍着性子继续为这个家庭操劳繁重的家务。为了让儿子在法国安心留学，她多年来从不将这种苦恼的生活境遇告诉星海，只好自己默默地忍受着，祈祷着儿子在国外学习平安、幸运。冼星海也从来不把在巴黎求学所过的穷叫化子般的生活告诉母亲。他日夜盼望着学成回国，好报效祖国，孝敬母亲。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亲爱的妈妈：您好！为祖国的音乐事业，我们母子二人付出了艰辛的代价，只待我学成归来，报效祖国……谢谢妈妈为儿作出的巨大牺牲……
美好憧憬的破灭
1935年春，冼星海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他婉言谢绝了巴黎音乐学院要他留校任教的聘请，毅然踏上返回祖国的征途，回到了母亲身边。母子相见，不禁相互拥抱，热泪盈眶。母子二人把希望寄托于苦尽甜来的美好憧憬之中……但是，现实是十分冷酷的，冼星海发现：贫穷落后的祖国，仍然还是他留学法国前的样子，在国民党政府腐败、黑暗、专横的统治下，老百姓仍然陷身于贫困苦难的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不但先后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且开始向热河进攻，制造河北事件、察东事件，强迫国民党政府订立《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夺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又指使汉奸地主武装在香河叛乱，策动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制造傀儡政权。而国民党政府却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寇“不抵抗”的反动政策，对侵略者一再实行妥协退让，从而使华北危机达到极点。冼星海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断然拒绝国民党反动派和买办资本家的重金求曲，以音乐为武器，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音乐活动中去。
陷于贫困中的冼星海，为了母子生计，不得不租了一架旧钢琴，以教一些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音乐来谋生，同时忙着创作抗日歌曲，大力宣传抗日救亡。这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与文艺界进步人士积极主动与冼星海取得联系，以星海为师为友，并帮助他母子二人渡过生活上的难关。星海曾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和新华电影公司担任配乐与作曲，如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夜半歌声》等配曲，并积极为爱国青年谱写游行示威的歌曲，从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投身于抗日救亡洪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冼星海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所组建的上海抗日救亡演剧二队（由著名话剧家洪深担任演剧二队队长），奔赴上海、江苏、浙江、河南、武汉等地的城镇、乡村、工厂、学校、兵营中宣传、演出，大力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冼星海在国难当头之际，义无反顾，忍着内心的巨痛，再次辞别相依为命的母亲，奔赴抗日战争的宣传前沿阵地。深明大义的黄苏英同样忍着巨痛，献出唯一的儿子洗星海，鼓励他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中去，以音乐作为武器，与强暴的日寇展开斗争。
冼星海是个孝子，他热爱在贫困中历经坎坷的母亲，他离开上海后，心里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陷身于敌占区上海的年迈而无依无靠的母亲。有时候，他曾想冒险潜回上海，把母亲接出来，以便带在身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她老人家。但那时战火纷飞，交通断绝，而且革命工作十分繁忙，他确无分身之术。国难当头，他只能忍痛舍弃“小家”顾“大家”。冼星海的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虽然也望眼欲穿地日夜盼望着儿子早日归来，但她是一位贤慧、识大体的母亲，懂得儿子正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亡事业，这对每个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更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她虽然无依无靠，生活极度贫困，但她无怨无悔，她以星海为骄傲。当星海的朋友前来探望她老人家，看到她生活之艰苦，曾劝她不如把家里的那架钢琴处理掉时，她却婉言拒绝了。并说：“这是星海的心爱之物，留着等他回上海时用！”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年底冼星海留在武汉，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工作，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冼星海在武汉主持抗战音乐会活动，组织星海歌咏队，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抗日救亡的革命歌曲。他创作的《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著名歌曲传遍全中国，歌曲中那富有革命激情的词句、雄壮激昂的旋律，激励着千百万人民群众起来抗日救亡。1938年冼星海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在武汉组织“五一”工农歌曲音乐会和歌咏火炬大游行，意义深远，影响巨大，其作用无法估量。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底，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冼星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翌年1月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兼教授。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期间，冼星海创作革命歌曲近百首，其中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及歌剧《军民进行曲》等作品，以广泛的题材和形式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爱国主义精神，对全中国抗日军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延安时期是冼星海音乐创作的黄金时期。周恩来曾称赞他：“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冼星海在延安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与创作的同时，时刻不忘经常给母亲写信以慰藉慈母对自己辛勤的哺育与栽培。
赴苏联考察期间母子先后离世
1940年冼星海奉命赴苏联考察，并为在延安拍摄的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但不幸的是，一生在贫困中饱受苦难的母亲黄苏英却未能等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日子的到来，孤苦伶仃地在上海带着对儿子的无限思念与惆怅离开了人世。在临终前她仍念念不忘儿子星海，还留下两包东西托人转交她的儿子星海。原来包里有星海的两支破旧钢笔和大量音乐作品的手稿。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母亲黄苏英，名不经传，既平凡又伟大，她一生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用她的无数艰辛劳动和大量心血哺育了时代骄子、一个用歌声唤醒中华民族的儿子。她的名字黄苏英将与儿子冼星海的英名一同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与宇宙同在，与青史永恒。
冼星海在苏联考察期间，因苏德战火蔓延，交通断绝，未能及时回国。1945年10月30日不幸病逝于莫斯科。年仅40岁。毛泽东主席曾亲书：“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为其英年早逝而深表痛心与惋惜。1983年冼星海的骨灰从莫斯科接回祖国，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有11个大字：“中国人民音乐家黄训之墓”。黄训是冼星海为了纪念他的母亲黄苏英而改的名字，意为生死不忘慈母哺育与教导的恩情。
（责编 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