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党史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有所研究的同志都知道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布告》及红军第四军军党部编印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两份文件应该是红四军主力1929年1月中旬撤离井冈山根据地前形成的最后两份文件，同时也可视为红四军主力开拓赣南闽西农村革命根据地直至创建中央苏区的最初两份文件。赣南闽西地区的广大工农群众正是通过这两份文件，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宗旨、纲领、主张、任务，知道了党的六大决议精神，熟悉了红四军及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的大名，从而踊跃参军参战。可以这样说，这两份文件对红四军及赣南闽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所起的历史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这里，笔者谨对《红军第四军布告》的形成及相关问题做一粗浅探讨。
《红军第四军布告》形成于“柏路会议”后
“柏路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前毛泽东主持的最后一次前委联席会。1928年秋，井冈山革命形势发展顺利，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湘赣边界特委于11月上旬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重新成立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前委辖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12月1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800余人到达宁冈与红四军会师。这段时间可视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鼎盛期。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此感到震惊，1929年1月1日，湘赣国民党军“剿共”总指挥部成立，湖南军阀何键任代总指挥，统领湘、赣两省敌军18个团，准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很快做出反应，于1929年1月4日在宁冈县柏路村召开前委联席会，这就是著名的“柏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特委委员，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委员，还有所辖县区委、团特委委员共60余人。主要任务有二：其一是传达中共六大决议精神；其二是研究部署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方针。会上对红军主力是留守井冈山还是突围及突围方向的选择等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最终得到确认，即红军主力突围实行“围魏救赵”破敌策略，突围方向选择敌人战斗力较弱的赣南地区。会议历时4天，1月7日结束。会后红四军、红五军进行了混编，并紧张有序地进行突围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证据表明，撰写、印刷《红军第四军布告》就是红四军突围前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
《红军第四军布告》有多个版本
《红军第四军布告》是否只有一个版本？笔者的回答：否。有几个版本？笔者的回答：不详。但笔者鉴赏过的有三个版本，分别描述如下：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此为笔者所见之复印件，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此件为石版印刷，尺寸约为360mm×250mm，左上方盖有直径约60mm圆形印文一枚，印文内容为“红军第四军之印”，篆体字。此件有铅笔改动一处，“共产主张”改“产”为“党”，文件左下方有两行竖写铅笔字迹――“这是红军一九二九年一月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途中的布告”，这两处铅笔字迹均为毛泽东书写。据笔者了解，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将此布告呈毛泽东阅，试图搞清楚某些问题时，毛泽东阅后留下的文字说明。笔者曾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为何将布告中的“共产”改为“共党”，这个字在整个文件中有那么重要吗？最近笔者在阅读中共早期女革命家、井冈山老战士、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所著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中找到答案。现摘录如下：“另外蔡协民当时在政治部工作，抄写布告时，漏写了一个字，将共产党写成共产。毛委员很生气，严厉批评他做事不认真，抄完也不校对一遍就贴出去。掉了个‘党’字，这不是一般性错误，是原则性错误，国民党反动派不就是骂我们‘共产’吗？！毛委员气得甚至不愿意见他。”蔡协民为湖南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员，1928年4月随湘南暴动队伍上井冈山，时任红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4年在福建厦门被捕，同年5月在福建漳州英勇就义。这个小插曲诠释了毛泽东为何20余年后见到此布告仍念念不忘这个“党”字。毛泽东超强的原则性和非凡的记忆力让笔者印象深刻。
《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布告》。此件为原件，现藏民间。承载物为赣西当地产纸，内容为人工楷体毛笔书写，尺寸约为360mm×250mm，左下方盖有“红军第四军政治部”条形印文一枚，印文尺寸约为95mm×20mm。此布告内容基本与司令部布告内容相同，区别仅为：1.“我党主张”不同于“共产主张”；2.“军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下方分别有朱德、毛泽东、陈毅的亲笔签名,并盖有“毛泽东章”名章印文一枚，直径为9mm×9mm，隶书体，阴刻。据此，笔者认为此原件应是完成稿并为存档件；此件的形成时间应早于司令部布告；此件应是红四军政治部工作人员誊写，但不是蔡协民，至于是何人，有待进一步研究考察或新的史料物证发掘。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此件为原件，现藏民间。为毛笔行草书写，内容与《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布告》相同，承载物为人工手织白棉布，尺寸约为2950mm×330mm，布告右侧下方并列两枚印文，上面一枚为“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圆形印文，直径约44mm，篆体字，阳刻，“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字样由右向左竖列三行；下面一枚为“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圆形印文，直径约42mm，宋体字，阳刻，“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字样由右向左竖列三行。布告左侧上方并列相同两枚印文，排列秩序亦同。左侧“军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处下方分别有“朱德”“毛泽东”“陈毅”3枚长形条章印文，尺寸约为19mmx30mm，老宋体字，阳刻；朱德、毛泽东和陈毅分别用毛笔亲自签名，并分别盖有他们各自的方形名章印文，从右向左依次排列为：“朱德”18.5mm×18.5mm，篆体字，阳刻；“毛泽东章”9mm×9mm，隶体字，阴刻；“陈毅之印”20mm×20mm,隶体字，阳刻。布告内容的行草字迹为毛泽东书写，运笔流畅，大气磅礴，400余字竟无一处涂改或添加。笔者看后心灵震撼，热血沸腾，视其为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笔者猜测《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尺幅如此之大，由红四军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手书在布匹上，并有朱德、毛泽东、陈毅三人联合签名及盖章，应该是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前，特意将此布告悬挂在醒目处，有“布告四方”、昭示天下之意。
《红军第四军布告》的起草撰写人是毛泽东
《红军第四军布告》的起草撰写人是否毛泽东？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基本一致的意见认为是毛泽东。那么认定的依据是什么呢？笔者揣摩可能是布告的文笔及四言诗形式符合毛泽东的文风特点，亦或红四军老战士撤离井冈山前曾目睹了悬挂于寒风中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的确，笔者从事文件检验工作多年，从专业角度看，布告的文笔和形式极符合毛泽东早期文风。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使用四言或六言诗形式写布告，例如，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的讨伐富田事变领导人的布告《讨逆檄文》，1931年底毛泽东以苏维埃共和国负责人身份撰写的《苏维埃政府布告》，均采用六言诗形式。这种形式通俗易懂，容易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工农群众及红军战士理解接受。但笔者在没有见到有力的物证前，只能是猜测而不敢确认《红军第四军布告》为毛泽东起草撰写。
现在笔者可以确认布告的起草撰写人是毛泽东，因为笔者有幸目睹并鉴赏了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布告手稿。此件为原件，现藏民间。承载物为印有“张宗昌”字样的账簿纸，尺寸约为450mmx190mm，纸质已酥，陈旧泛黄，左下角已残损，毛笔书写，共175字。现笔者敬录如下，以飨读者：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全国各地压迫太深工人农人十分苦痛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恨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同定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一月十二日
笔者的 初步意见
笔者认定毛泽东起草撰写布告手稿的书写日期为1929年1月12日，应是第一稿。随后毛泽东可能征求了他人意见后对此稿内容进行扩充，增加了中共六大精神，并对文字进行审定，譬如将“压迫太深”改为“压迫太甚”，以平声改仄声，更有诗韵，可惜笔者无缘一睹毛泽东扩充审定后的二稿，二稿是否存世，不得而知。然后，依次为《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布告》，是完成稿及存档件；《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为悬挂件的可能性大，即通常所指的横幅；最后则为《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应是蔡协民誊写并制成石版大批量印制，该件随红四军主力转战足迹遍布赣南闽西大地。○
题图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复印件照片
（作者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资深文件检验专家）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