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连环画在线阅读 [从《水浒传》的“平方腊”推论其作者]

  《水浒传》中的“平方腊”,多处以朱元璋“征张士诚”为素材。由此,可以看出《水浒传》作者对张士诚的态度,并进一步推论这位作者究竟为谁。  一  关于《水浒传》中的“平方腊”,多处以朱元璋“征张士诚”为素材问题,笔者在《略论〈水浒〉“征方腊”的地理描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明清小说研究》第五期)、《杭州与〈水浒〉》(浙江水浒研究会编《水浒研究与欣赏》第二辑)等文章中均已有所论及。洪长寿、陈志、团之的《〈水浒〉“宋江征方腊”是大明兵打张士诚的历史移植》(《水浒研究与欣赏》第四辑)更有全面的论述。
  历史上的方腊,据方勺《泊宅编》的记载,兵力只达浙北秀州(今嘉兴)城下,而《水浒传》中的方腊,却占据整个苏南,兵力直达润州(今镇江)。在元代末年,大体也是《水浒传》孕育创作的时期,上述浙北、苏南地区,主要是张士诚的地盘,而最终全被朱元璋“征”了去。所以,《水浒传》中,在张士诚地盘里进行的“平方腊”,自然就不免蕴含着朱元璋“征”张士诚的影子。当然,还得看一些实际事例。
  1.据《明史·太祖本纪》,有朱元璋“遣徐达攻镇江”之战;《水浒传》九十一回有宋江“取润州”之战。润州就是镇江。
  2.据《明史·张士诚传》,有朱元璋遣徐达等“攻常州”之战;《水浒传》九十二回有宋江关胜等“取常州”之战。
  3.据《明史·张士诚传》,有朱元璋遣徐达等进军,“自太湖趋湖州”;《水浒传》九十二回有宋江遣卢俊义“攻打宣、湖二州”。
  4.据《明通鉴》与《明史纪事本末》,有朱元璋攻张士诚,有“合兵围平江”之战,朱元璋指派徐达、常遇春、郭子兴、华云龙、汤和、王弼、张温、康茂才等八将攻打八座城门;《水浒传》九十三回宋江“平方腊”,有“苏州大会垓”之战,宋江指派关胜、花荣、徐宁、秦明、朱仝、黄信、孙立、郝思文等八将攻打方腊八将。平江就是苏州。
  5.《明通鉴》载:张士诚部队中有个杨茂,被朱元璋的将领徐达捉住,便利用杨茂“知悉士诚”,为攻下苏州起了很大的作用;《水浒传》九十三回,方腊部队中有个库官,被宋江的将领李俊捉住,得了“一应关防文书”,为攻下苏州起了很大的作用。
  6.据《明通鉴》,朱元璋部队攻打苏州北邻常熟,打败“守御城中”的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押监京师;《水浒传》九十三回,宋江部队攻打苏州,打败守御城中的方腊弟弟方貌,“首级解赴京师”。历史上的方腊,并无弟弟方貌。
  7.据《方舆纪要》,朱元璋曾遣将领“由此(指杭州西北面的屏障独松关)以袭张士诚”;《水浒传》九十四回,宋江遣将领先“收取独松关”,而后都“到杭州聚会”,攻打方腊。
  8.道光《昌化县志》与《明史纪事本末》,有朱元璋部队攻张士诚,“克徽州,道昱岭”,“取建德路”;《水浒传》九十六回、九十七回与九十八回,有宋江部队攻方腊,分道“取歙州并昱岭关”与“桐庐、睦州”,而后“攻清溪”。歙州,即徽州。桐庐、睦州、清溪,属建德路,曾是张士诚地盘。
  9.乾隆《建德县志》:朱元璋部队攻打在睦州(即建德)的张士诚部队,“由间道过岭,从碧溪坞绕出阵后,破之”。这岭,即指乌龙岭。《水浒传》九十七回,宋江部队攻打在睦州的方腊部队,从“小路过乌龙岭”,从东管绕到睦州背后(北面),而后攻破睦州。东管近碧溪坞。
  10.查继祖《罪惟录·吴张士诚》:张士诚的丞相张士信,当朱元璋攻打苏州城时,他在城上“猝飞炮碎首死”;《水浒传》九十七回,方腊的灵应天师包道乙,当宋江攻打睦州城时,他在城上被轰天炮打中,“头和身躯,击得粉碎”。
  11.据乾隆《建德县志》:朱元璋大将李文忠在睦州与张士诚、司徒李伯升大战,乌龙神护祐,“文忠率兵三千,破其军十八万,阴兵旗帜遍郊野”。又据民国八年本《建德县志》,李文忠得胜之后,向皇帝启奏,“洪武登朝,敕为山神,命有司春秋祭祀”。《水浒传》九十七回,宋江在睦州与方腊殿前太尉郑彪大战,也是乌龙神护祐,先破解郑彪的妖法;接着,乌龙神化身为“骑乌龙的天将”,使关胜打败郑彪。宋江得胜回朝之后,向皇帝启奏,便“圣敕加封清清灵德普佑孚惠龙王”,并“敕委本州库内支钱,起建乌龙大王庙,御赐碑额”。
  12.《明史·太祖本纪》:朱元璋部队攻下张士诚据点苏州“执士诚”。又据《明史·张士诚传》:士诚被“执”之后,便被押送“至金陵”;《水浒传》九十九回,宋江攻下方腊据点邦源洞,“缚了”方腊,便“解上东京”等等。
  不难看出,上述朱元璋“征”张士诚的事迹与《水浒传》中宋江“平方腊”的描写,很有些相似以至一致之处。至于历史上的“征方腊”,只仅仅是方腊“自秀州(嘉兴)退据杭州”,王禀等“自杭趋睦”的简单线路,并无具体可资借鉴的战例记载。而朱元璋“征”张士诚是在元代末年,而《水浒传》“平方腊”的成书,也正是此后不太久。这些时代相近的时事,新鲜诱人,最易于作者就近取材,予以融化,成为“平方腊”的一部分。
  以上说的是军事行动,而从思想倾向来看,现实中的张士诚与艺术形象方腊,确实也有相似或相近之处。
  据《明史·张士诚传》,张士诚起义之后,“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而《水浒传》中的方腊,起义之后,也“自号为一国”,“擅改年号”,“自霸尊称”。据《明史·张士诚传》:张士诚占领苏州后,便 “渐奢纵,怠于政事”,其亲信“日夜歌舞自娱”,“上下嬉娱”;而《水浒》中的方腊,占领一些州、县之后,也俨然是封建帝王奢侈派头。在“邦源洞起造宫殿、内苑、宫阙”,并在各州县建“行宫”,张士诚耽于女色,罗致大批姬妾,败亡前夕,“驱群妾登楼,令养子纵火焚之”;而《水浒传》中的方腊,也是在宫殿中“列着侍御嬪妃婇女”等等。最后,张士诚以坚持封建割据终于被俘而陨身,方腊也是以坚持封建割据终于被俘而陨身。看来,《水浒传》作者要以被朱元璋所“征”的张士诚作为塑造方腊形象的一些素材,不仅仅是在军事行动方面,而且也在这两人的思想倾向方面都有一定的依据。
  二   现在,看看作者的态度:或褒或贬,究竟在哪一方?以实际事例为据。
  首先,作者直接贬斥方腊集团。宋江部队攻入苏州,方腊的弟弟方貌在被武松打败之际,写有这样一首诗:“神器从来不可干,僭王称号讵能安?武松立马诛方貌,留与奸臣做样看”。直指方腊的割据称王是“僭号”,杀却其驻守苏州的“大王”,是给妄干“神器”(帝位)的“奸臣做样看。”作者的态度极为鲜明:不能割据一方,妄图称帝。又如,宋江攻打睦州,方腊守军危急,国师邓元觉和尚向方腊请求援兵时,又有这样一首诗:“伪朝事体溃如痈,要请廷兵去折冲。自古江山归圣主,髡囚犹自妄争锋。”和上首一样,封建正统思想极为鲜明,对方腊这个割据“伪朝”政权是明显否定的。再如,指方腊为“草头天子”,当他被俘而受刑之际,作者认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分明把方腊指为“恶”的代表,而且,隐含着将其视为当时一些封建割据者。此外,对方腊集团中一些人,如指方腊的包道乙天师为“妖道”,“投拜”方腊集团的扬州陈观父子为“奸党”,其它一些将军为“贼将”之类,自然也是属于“恶”类,不会有好报的。
  其次,赞扬方腊集团的一些叛逆者,间接贬斥方腊。如方腊常州守备金节,准备投降宋江,其妻秦玉兰协同出谋划策,作者便赞扬“金节知天”,而玉兰“更贤良”。并且给这一对夫妇各自写了一首赞美诗。赞丈夫为:“金节归降世罕俦,也知天命有歌讴。封侯享爵心无愧,忠荩今从史笔收”。赞妻子为:“贞静幽闲女丈夫,心存宗社有深图。名同魏国韩希孟,千古清风振八区”。又如方腊的秀州守将段恺,一看到宋江部队“旌旗蔽日,快马相连”,“随即开放城门,迎接宋先锋入城”。随之,向宋江如实报告方腊所据的杭州形式与兵力情况。这样,自然有利于宋江平方腊的军事行动,而这个段恺,自然也受到宋江的赏识,很快成为宋朝把守苏州的一员将领。作者完全肯定段恺的行为,并赞扬他是“知宋朝天命之有在矣”。正统的宋王朝是天命所在,“僭号”伪朝必然不得成功。作者赞扬金节等这些背叛方腊集团的将军“知天”,实际也就是认为方腊集团违背“天命”。其贬斥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又次,通过百姓对方腊集团的言行,间接地贬斥方腊。宋江攻破常州城的时候,“那时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怨气冲天”(九十二回)。宋江攻打杭州的时候,原是方腊的一个解粮人袁评事,也诉说:“我等皆是大宋良民,累被方腊不时科敛,但有不从者,全家杀害。我等今得天兵到来剪除,只指望再见太平之日。”(九十五回)乌龙山老人也诉说:“老汉祖居此间,累被方腊残害,无处逃躲。”(九十七回)还有昱岭关上的老和尚,也是诉说:“此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个不怨恨。”(九十八回)等等。作者叙述了百姓们对方腊集团的怨恨,因而,自然便有一连串协助宋江攻打方腊的事例。如常州百姓“听得宋军入城,尽出来助战”。而且,还将“躲在百姓人家的方腊将军赵毅,捉来献出”。而袁评事也让宋江的将领化装成“稍公稍婆”,躲在运粮船内,混入水门,里应外合,顺利攻下杭州。乌龙山老汉积极为宋江带路,绕过乌龙山,避开乌龙岭关隘,直接攻打睦州。当宋江攻破睦州时,方腊的四个水军头领,逃过对江便被“被隔岸百姓生擒得成贵、谢福,解送献入睦州”。昱岭关上的老和尚,也愿冒险为宋江部队指点过关的“小路”。当宋江攻破方腊的“清溪大内”之时,方腊的骠骑上将军杜微躲在“娼妓王娇娇家”,也“被他社老献将出来”等等。作者通过老百姓一系列的言论与行动,既对方腊集团进行控诉,又表明宋江部队大力协助,积极打击方腊,其态度完全是不言而喻了。
  作者为何会是这样?应该说,这是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有密切关系。
  北宋亡于女真贵族,中原人民,主要是汉族人民沦为异族统治。而当时的女真贵族还带有奴隶制的残余,对被统治者,常常作用普通的工具使用,所以,已长期处于较进步的封建制度下的人们身心倍感痛苦。为此,便自然感到:本族人做皇帝,固然也要受压迫与剥削,而外族人做皇帝则痛苦更甚,两者比较,总还是本族人做皇帝好。这样,当时北方的人民常常在“南望王师”,而南方人民也总是希望“北定中原”。南宋诗人陆游,在生命垂危之时,仍呼喊着:“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希望国家统一,重归本族人统治。这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主流意识。但是,南宋一代,并未实现“九州同”,而是又被蒙古统治了。这样,上述这种主流意识自然不会改变,而是继续。在瓦子、勾栏或街谈巷语中演、说“水浒故事”的时候,自然要不断地接受这种主流意识。明代的《水浒传》作者,继承了自南宋以来的“水浒故事”,元蒙贵族种种不合理的统治(如人分成种种等级更有“八娼九儒十丐”之类),因为时隔不远,对他的影响犹存,当他在“集撰”《水浒传》的时候,自然要接受上述这一种主流意识。这样,他在塑造《水浒传》中的主角宋江这形象的时候,自然要让宋江接受九天玄女“全忠仗义”、“辅国安民”的“法旨”,把“平虏保民安国”作为行动的指南,终于走下“造反”阵地梁山,接受朝廷招安,征辽之后,便去平方腊,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样,宋江便成为一个“忠义双全”的理想英雄。这正是当时主流意识支配下的产物。至于方腊,割据一方,分裂国家,自然对全民族不利,从当时的主流意识来看,自然是征伐的对象,作者自然要大加贬斥的。
  三
  在《水浒传》中,作者利用十回的篇幅,描写了宋江平方腊的全过程。其中,作者所表露的褒宋江贬方腊之情,实际表露了褒朱元璋贬张士诚之情。
  朱元璋,作为不满现实的起义者,具有雄才大略,终于扫除了割据势力,推翻元朝,“北定中原”,实现“九州同”,恢复了汉族的统治。这正符合南宋以来的主流意识。符合《水浒传》作者的愿望。更何况“败者为寇,成者为王”,成功了的朱元璋无疑是褒扬的对象。至于被他征伐的张士诚,作为东南一角的割据势力,是朱元璋的对立面,无疑是贬斥的对象。“神器从来不可干”,“善恶到头终有报”,就影射着对当时的割据者张士诚之流。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辨析。即在《水浒传》作者究竟是钱塘施耐庵还是兴化施彦端的研讨中,有些专家非常强调施彦端进士与张士诚之间的密切关系:两个都是出生于苏北大丰白驹场,不仅有同乡情谊,而且志趣相投。施彦端进士就是“参加了张士诚的农民起义”,并“随军到苏州”,做张士诚的“幕僚”;有的更是认为施彦端进士“自始至终参与张士诚起义”,当张士诚将败亡之时,他因怕朱元璋追捕而逃避到故乡兴化去,又因自己的乡音“被人识破”,又逃避“到达淮安”。而最终,即朱元璋称帝那年(1368)秋天,他还是被捕入牢一年多,出狱不久,于洪武三年(1370)春天便在淮安去世了。总之,施彦端与张士诚之间,虽然在“称王”的迟早问题上有些分歧,但基本上还是属于封建社会里那种同创业,共患难的君臣关系。据此,认定施彦端主要是根据张士诚而塑造了宋江形象,“《水浒传》的故事,明写宋江,实写张士诚”,“借宋江的躯壳,塑造张士诚的灵魂”,宋、张两人都有“很相似”的“受招安”行为,等等。这些专家便以此作为施彦端进士作《水浒传》的主要“内证”。   这种看法,如果孤立起来,似乎也说得通;如果联系种种实际情况,显然是不通的。
  首先,有悖于情理。前已提及,《水浒传》在贬斥方腊形象中,就表露了对张士诚的贬斥。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作品中的思想感情,总是作者思想的自然流露。施彦端进士既然与张士诚之间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他怎么会写出如此的方腊形象,并借此来贬斥自己的主子张士诚呢?从情理这一角度来看,施彦端进士与张士诚之间既是如此的关系,恰恰就否定了他是如此的方腊形象的作者,也恰恰就否定了他是《水浒传》的作者。
  其次,有违于事实。《水浒传》中的宋江与现实生活中的张士诚,实际是很不一样的。张士诚的思想倾向,前面已简要述及,至于《水浒传》中的宋江,从未有过如张士诚那样称王、僭号与建立年号之举,更无“奢纵”、蓄养“群妾”与“歌舞自娱”之事。而且“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他也不如张士诚那样积极起义,而是极为被动地走入造反阵地梁山水泊,但仍念念不忘“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免招安”(六十五回),他的主导思想就是上节已提及的九天玄女“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改邪归正”的“法旨”,循此而铸就自己的“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他更不如张士诚那样在不利的形式下被迫“招安”,而是在军事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主动争取“招安”。“招安”之后,便忠心耿耿,去“平虏保民安国”,既“征辽”,又消灭封建割据的方腊,实现全国统一。至于张士诚则是首鼠两端,“盏安”降元之后,又反元自立为王。总之,据有关的史料,《水浒传》中的实际描写,事实俱在,昭昭在目。一个是现实生活中坚持封建割据而被消灭的张士诚,一个是《水浒传》中坚持国家统一而消灭封建割据者宋江。试想,这“张士诚的灵魂”怎能塑入“宋江的躯壳”?要以此作为施彦端进士作《水浒传》的“内证”,怎么行!把历史事实与宋江形象联系起来看,恰恰是否定了这样的“内证”。
  据此,还是钱塘施耐庵作《水浒传》显得合理。早在明代,许多专家学者就指出,《水浒传》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编次”(所谓“编次”,当是编排回目次序,也增删些内容之意)。施耐庵,久居钱塘(杭州),根据南宋以来众多“水浒故事”,自然也概括元代末年众多起义者的风貌,“集撰”了以宋江为首领的众多起义者形象。他与苏北大丰的张士诚并未发现有任何瓜葛,两人之间并无恩怨关系,只是客观地遵循着南宋以来的主流意识,撷取张士诚的某些情事而塑造方腊形象罢了。还须提及的是,“平方腊”所涉及的地区,尤其是杭州一带,其山川形胜与气候物象之类,描写得具体而准确,人文史实与风物习俗之类,描写得真实与众多,更是非“老钱塘”不可!
  (马成生 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 3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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