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初春，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同志支持召开过一个由全国六个大行政区财委副主任参加的专题讨论会，内容就是实行“公私合营”的问题。这个带有革命性的会议，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具有奠基性的、里程碑式的重大作用，这次会议形成的意见，后来成为国策，才有了在中国实行“公私合营”的新事物。可是对陈云同志召开过一次这么重要的会议，在政务院工作档案上竟然没有记载，这是一个重大遗漏。——题记
（一）
1953年，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主要助手、排在第一位的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陈云同志，因身体不适到上海修养。可是他到上海后一天也没闲着，一头钻进这个资本家成堆的地方，对如何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进行剖析式的调查，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如何推行“公私合营”做到了心中有数。1954年初春，他召集全国六个大行政区的财委副主任到北京开会，一起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参加全国六大行政区“公私合营”专题讨论会议的代表共6人，现在我能记起姓名的只有4人，他们是：西南大区刘岱峰，中南大区牛佩宗，西北大区喻杰，华东大区张劲夫。还有两个人想不出来了，一个是华北大区代表，家住北京，开会时车来车送，在会上一言未发，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代表是谁我想不出来了。还有一个是东北大区的代表，他也没有发言，我几经回忆想到一些人，考虑再三不能确定，只好说忘了。
会议在政务院会议厅进行，会议厅处在中海的东花厅和西花厅之间，是个很宽敞高大的会议厅，厅内放着五排长条式的会议桌，桌上铺着白布很干净。会场的进门处放着一张桌子，好像是记录席，可是没有记录员，在记录席上坐着三个旁听的人，一个是陈云同志的秘书周太和同志，另一人是财办的组长何畏同志（司局级，很受领导重用），还有一个是我，我当时是经管粮、棉、油、蔴、茶等一、二类产品的普通干部。会议每人面前都有一个茶杯，我尝了尝，是龙井。
陈云同志入座，会议就开始了。他带着上海口音先说明开会的目的，他说（大意），这次请大家来北京开会，不是要听大家来汇报工作情况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陈云同志说，为了进行改造，我想首先应当推行“公私合营”的政策，不知这个想法好不好，能不能行得通，请大家商议。在陈云同志讲明会议宗旨后，会场上出现了一片寂静，好半天没人搭腔，好像许多人没有讨论这个议题的思想准备，对于这个议题没有进行专门的调查和研究，心中无数，不能迎题发表看法，讨论不起来。会场上出现了冷场的僵局。
（二）
陈云同志稳坐“钓鱼台”，他心里有底，安静地等待回音。隔了好一阵子，华东区代表张劲夫同志对于会议出现冷场有点憋不住了，便清了清嗓子表示先说几句。会场上有人发言了，打破了这个僵局。张劲夫同志用他带有安徽的乡音慢条斯理地说（大意），我们华东区和财委对毛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过讨论，在“一鸟两翼”中，工业化是最重要的主体，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费大力气地努力奋斗才行，是个长期的重要任务。对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因为涉及面很广泛。情况很复杂，需要进行许多分类的调查研究，理出头绪，在政策上不断地进行调整改进，才能分步骤地前进。唯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我们取得政权后，已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限制的行动，我们在1953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产品实行统购包销，可以说已经向改造的方向迈出了限制的步伐，没有必要再等上几年才动手，现在就可以向改造的方向前进，实行“公私合营”是对私改造的必经之路，可以下令“齐步走”了，不能再等了。
陈云同志听得入耳，越听越感兴趣，便从会议主席的位置上站了起来，走到张劲夫同志的背后，听他讲想法，劲夫同志立马恭敬地站起来，站成个面对面，两个人交谈起来。陈云同志仔细听劲夫同志讲意见，并从中提出问题，交换意见。六个大区财委主要负责人的全国会议，形成两个人对话的专题讨论。
陈云同志问道你们想从哪里人手时，劲夫同志说，我们准备先把大头抓起来，把那些商品对路、市场上畅销、人民喜爱的产品先抓到手上，在取得经验以后。再进一步扩大和前进。
陈云同志说，你们想先抓大头的想法是对的，这样可以增加市场供应，还能稳定物价。可是你们打算对原来的经理、厂长以及技术骨干等有用的人才怎么安排？
劲夫同志说，对用人的问题要慎重，需要逐个地进行审查，起码不能让国民党的人趁机混进来。对于一般骨干，要区别情况，分头进行调查研究，进行个别观察。对于经理、厂长首先要看他们是否有真本事，是不是个真正的人才。如果他在原料消耗上，品种花色的丰富上下工夫，产品质量好得过硬，又能降低原材料消耗，他就是个真正的人才，才可以采取聘用的方式，让他们仍然当经理和厂长。可是在有些人看来当经理的还叫经理，当厂长的还叫厂长，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在实际上这个变化可大了。原来的经理和厂长是资本家自己或他们的骨干和心腹，现今他们不是资本家了，被国家录用，成为为人民服务的、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奔忙的公职人员，这个本质上的变化从称谓的叫法上表现不出来。对原岗位上的技术工作人员，如工程师、设计师等也要留用，并发给奖励，至于对原来的账房先生，则首先不去看他们愿不愿意留下，而是看他们是否有真本事，是否是个人才，看他能否帮助工人代表梳理全盘工作，是否通晓全盘各个部分和环节工作的经管，账房先生应该是个全才。至于那些靠资本家裙带关系上岗，专心为资本家看财的，一律不要，由他们自己去找出路好了，这是搞公私合营，新企业不承担任何人员包揽的义务。
陈云同志说，只要是人才，就可以放手聘用。人才是靠长期的实践才能培养出来，应当爱惜人才，如果派去个不懂行的干部去当厂长、经理是不行的，听他们瞎指挥会出乱子的。
劲夫同志继续说，不过既是公私合营，在合营中还得给私方资本家留下一个小尾巴，给他留下一点盈利。
陈云同志说，对于那些自主经营，自任厂长、经理的资本家，大都是些内行，懂业务、会管理、有工作能力，大都可以聘用。至于编余人员，可由政府另行安排。社会主义嘛，总得叫人有工作、有收入、有饭吃。对于一些安排不当的，大都因为政府对资方人员的了解不够透彻。全国上下一起实行“公私合营”的政策，会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不同个人之间出现在核发工资上有些偏高或偏低，以及对于有些人安排不很适当等参差不齐的问题，一时难以完全避免，可以在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再进行必要的适当调整。 （三）
陈云同志问，对经理、厂长实行聘用制，给他们发不发工资？劲夫同志回答，对于经理、厂长的聘用不能马虎，要逐个地进行研究后才能决定，若是个真的人才应当聘用，对受聘用的人要发给工资。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并参照同行业的用人待遇核发工资，正职、副职分开给不同的工资。
说到这里，劲夫同志提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聘用的经理、厂长的工资太高，而公股代表的工人是这个工厂、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只能拿取他原工人岗位上与别人相同的工人工资。这样一来，同是企业、工厂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在工资上的差别很大，不是几元或几十元的差别，而是相差很多倍，这是明显的不合理，可就是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陈云同志分析说，如果只是为了缩小工资上的巨大差别，不管用什么名义，什么办法，给工人代表发一些补助或补贴，都做不得。这倒不是因为工厂、企业负担不起，也不是国家没有支付能力，而是如果去那么做，就等于变相给工人代表增发工资，这样做的后果必然发生同工不同酬，使工人代表从其他工人群众中突出起来，成为特殊人物，必然使工人代表脱离工人群众，而陷入孤立的境地。当工人代表可以提高收入，在工人群众中特别显眼，就会失去工人阶级的信任，失去了代表性的资格，就会从根本上违背了派遣工人代表的原来的本意，而变成为个人向上爬的一个阶梯，这可万万使不得的。
陈云同志坚定地指出，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要耐心地、热情地去做公股代表工人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作为一个工人代表应当看到，这是在全局进程中、在为消灭资产阶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新问题，应当接受和容忍这个工资上的差别，愉快地接受它，不要因为工资低一些，就感到比别人矮半截，不是的。工人阶级代表的工资低，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一时还解决不了，不是矮，而是高尚，拿低工资，照样可以去领导高工资的厂长、经理，照样可以充当参加革命的工人代表，担负的是光荣而崇高的使命。没有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就不能这样扬眉吐气，这才是工人阶级的骨气。然后又低声地说，在过去战争年代，那时不论干部战士都只一个观念，去闹革命，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怕牺牲一切，有时这个倒下了，别人就自动地顶上来，不顾牺牲性命，豁出命继续往前冲，一直冲到胜利。那时有时候发一点点伙食尾子给大家分一分，那没有几个钱，还不够今天大家买烟的，大家还很高兴，哪里有人去想会有什么人给发工资呀。
之后，陈云同志又提高了嗓门说，解决工资差别上的问题，别无出路，只有去做工人代表的政治思想工作，认真地做，不断地做，深入地做，一直做到工人代表的心坎上，问题才能解决。当一位工人代表，要有这种革命的觉悟，有毅力、耐力和勇气才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代表的，不是个革命者就是不行。只要用上革命者或者培养出来的革命者，在工资差别上不在意，能挺起腰杆一心一意为工人阶级服务，对国家负责，理直气壮地去做领导工作，才够得上一个当公股的工人代表。
（四）
陈云同志在会上又提出了一个更“小”的大问题，那就是从事工商业的个体户的问题。
陈云同志说，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习俗，很符合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这些个体户在城镇的街头巷尾，星罗棋布，到处都有，很受群众的欢迎。可是有的人认为，个体户是落后的，合并成集体经营才是进步的，再加上在管理上也方便，由于这种错误思想在作祟，使不应合并的个体工商业者集中合并起来，变成集体经营。这样做是为管理T作带来了方便，可是这种不合理的合并对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使这种“小”事，成为一个群众性和社会性的大问题。如在街旁有个修理自行车的小摊，自行车出了毛病立马可以得到修理，从不耽误事；有的夫妻老婆店，家中老少一齐上岗，顾客半夜叫门，立刻开门营业等等，都给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许多便利，有许多需要，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满足。可是进行合并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个体经营时早出晚归、细心经营，变成了按时上下班；过去个体经营工作做得越好，收入也越高，现在变成不分服务质量的好坏，不论工作能力大小，大家轮班上岗，工资平均分配，失去了个体经营时的工作积极性，也不方便群众生活的需要；过去许多在家门口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就要到远离群众居住的地方去找专营的店铺，再也看不到服务人员的笑脸，这些店铺批发来什么就卖什么，对待顾客冷淡而生硬，好像顾客有求于营业员。这个差别特别明显，许多群众有怨言，看来这都是小事情，如从大的方面去看，则是个群众，1生、社会性的大问题。这些“小”个体户不仅目前需要，在今后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有需要，这个为管理方便而实行的合并是错误的，应该坚决地退下来。
会议谈论了实行公私合营各个方面的问题，在快要结束的时候，会上又提出了对资本家所得的利润在实行公私合营之后怎么分配的问题。
陈云同志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这才是实行公私合营的核心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考虑得很久，这利润就是从工厂企业的全部收入中扣除购买原材料和支付工资开销后剩余下来的利润，资本家把它叫做红利，书上说是剩余价值，即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收入，公司合营后这个红利就不能全归资本家所有了，不过还得给留下一点，这就是劲夫同志讲过的，给资本家留下的那个“小尾巴”。我考虑过各方面的利益，反复思考，想从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即：国家拿一点（税收和上缴的公股分红，是个大头），给工厂留一点（扩大再生产），给工人群众分一点（奖金），也给资本家剩一点（分红）。我把这分配方案起了一个名，叫做“四马分肥”，对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顾到了。
陈云同志又说，实行“四马分肥”对资本家可是件大事情，他们的剥削收入一下子减少那么多，是有影响的。可是由于各资本家的家境不同，对产生影响的程度也有许多差别。对于受国家聘用的资本家，他们的红利收入猛然下降了许多，可是有工资顶上，实际收入和原来差不了多少，有的还有点提高。对于那些大富翁，他们的家底殷厚，气派也大，住洋房，有汽车，子弟到国外留学，连吃饭、喝水、搞清洁以及侍弄花草等都雇佣佣人分工负责，真像一个小朝廷，开销很大。可是他们有存款，有金条、钻石和美钞，还可以维持一两年或更长些时间，但是从长计议，他们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将来怎么减少开支的问题。还有些资本家爱玩古董，有些珍品收藏，他们也不太在乎分红减少，生活过不去，卖件古董就可以用个一年半载的。只有那些家底子薄，子女又多，这种人的开销虽不太大，由于收入一下减少很多，目前受到的影响会大一些，等到子女长大，有了工作，增加了收入，问题才会缓解。总之，施行公私合营，会使资本家们能得的分红，只是原来红利的一小部分，发生收入降低，因而生活水平也随之下降，这是普遍的，必然的，合理的。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对有特殊困难的，如果不去接济他们，就无法过日子的，可以寻求从其他方面用其他办法进行必要的接济。但是对施行“四马分肥”的政策绝不能动摇，绝不能用增拨红利的办法去解决某些人的特殊的困难。
谈完这个核心问题，会议把实行“公私合营”的有关各方面的政策问题都谈到了，可以说陈云同志提出的会议题目都谈透了，会议形成了进行“公私合营”完整的政策思想体系，取得丰硕成果。
这次会议是国家政府内部召开的高级会议，1954年9月，经过政务院批准，才作为国家的政策决定，由政府出面组织施行，在中国历史上才出现“公私合营”这个新事物。这是国家进行赎买政策的开端。
1954年春，由陈云同志主持召开的这个专题会议。研究确定了关于“公私合营”的全套的政策思想，当年9月经过加工和提炼，书写成《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经政务院正式批准后，形成国策，由政府组织实施。
直到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国家由对资本主义私股进行赎买政策改为核资定息，年息五厘，把“公私合营”改变为“核资定息制度”，使“公私合营”的工厂企业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从而结束了“公私合营”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