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贸易的夸大其词会诱发贸易保护主义。全世界固定资产投资的90%仍是发生在各国国内的。我们还远不能说资本已实现了全球的自由流动，即便我们正身处于一个金融过热的时代。与金融流动的相对国际化相比，非营利性的资产流动则相去甚远。尽管有很多衡量全球化的方法，我认为最简单也是最直观的方法是：分别统计国内的和跨国的流动量和活动量，然后算出跨国的那部分占总数的百分比。试想，用这类方法可以计算跨国的信息流动、人员流动、商品流动、直接投资及其他类型的资本投资，那么此法就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各种市场的跨国一体化程度了。研究全球化应该从国际邮政和电话业着手，因为这两种通信方式直接导致了150年前世界上首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和国际电信联盟。你认为全球通过邮递形式寄送的信件有百分之多少是跨越国境的？答案是1%。当然，这是我们所谓的“蜗牛邮件”，而最近150年，通信领域最大的进步在于通信的电子化。那么全球打电话的通话时长中又有百分之多少是国际长途呢？20%？30%？答案是不到2%。在当今高科技、网络化的世界，我们打电话的对象仍然局限在自己国内的人群。这还只是普通的老式电话服务。诚然，多数情况下，互联网通信是跨越国界的。但不尽然，你或许不敢相信，2006～2008年，据估计，只有17%～18%的网络通信是跨越国界的。此外，价格低廉的高带宽连接让很多公司都选择将信息技术服务转移到境外，比如印度。尽管如此，跨国的通信量仍然低于目标市场的20%，到2020年目标市场的规模很可能将扩大2倍。要得到跨境传播方面的综合数据更是难上加难。好莱坞的统治地位不可撼动，但好像外国电影的票房仅占全球票房收入的一半，这似乎也十分异常。再看看其他方面，比如杂志，即使是举世闻名的国际新闻杂志，比如《时代周刊》，其海外读者群也只占全部的20%。新闻报道方面有一些更加系统化的数据。据一项调查显示，美国21%的新闻报道是国际新闻，其中11%涉及美国外交（包括美国卷入国际冲突，或者外交事务），另外10%是关于其他国家的新闻，与美国无关。在欧洲，大约38%的新闻报道是国际新闻，但其中几乎一半都是关于欧洲各国的新闻。那么外国新闻的来源是哪里呢？30个国家的统计显示，几乎每个国家都只有5%的新闻取自国外，这使得从事这项研究的人提出“商品仍然比思想传播得更远”的观点。科技信息领域有着类似的情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专利占全世界专利数量的95%，但在这些国家的专利中，外资专利也仅占专利总量的15%，而通过国际合作研发出的专利仅有15%的一半。诚然，上述例子都是信息流动方面的。那么人员的跨境活动呢？我们先从人员的长期活动说起，在纷繁的移民活动中，第一代移民的数量仅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3%。中长期活动方面，可以说留学生颇具流动性，实际上，海外留学生仅占全世界大学生总数的2%。如果我们把人类所有的跨国活动统统加起来，据估计世界上有90%的人一辈子也不会离开他们的祖国。所谓的“世界2.0”竟是这样吗？尽管如此，你可能会说最重要的是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所以世界上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水平已经登峰造极。毕竟，关于全球化的辩论焦点不在于外国新闻报道，也不关乎留学生的多少；其焦点在于各大企业关闭国内的工厂和客服中心，转向海外投资或将企业活动外包出去。特别是在近200年，贸易加速增长，商品市场的一体化近乎完成。以托马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支持全球化的一派和激进的反全球化一派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事实并不尽然。所谓“贸易密集度”指从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产品和服务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2008年，贸易密集度为29%，达到了历史最高点，2009年降至23%，贸易密集度的下降也显示出贸易自身的脆弱性。你或许认为，这些数字比之前列举的信息流动、人员流动的例子更能说明全球化的发展程度，但是这也扭曲和膨胀了贸易的事实。这一点我要详细说明：以苹果公司的iPod播放器为例。苹果的iPod虽然被印上了“中国制造”，但中国仅仅对东亚等地生产的400多个零件进行最终的组装，中国从中仅能得到几美元的劳工费，苹果iPod播放器售价299美元，中国获得的费用仅为其售价的1%～2%。据估计，每台iPod的利润为163美元，这些利润都进了美国公司和工人的腰包，苹果总部就要拿走其中的一半。但是，在美国每出售一台这样的iPod播放器，就会产生150美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加之实际上所有的零件都被运往国外2次以上，那么官方统计出的贸易逆差将会是150美元的好几倍。这样歪曲事实、夸大其词，必须使官方贸易数据反映出附加价值而不是贸易收益，这才是重中之重。这并非我一家之言，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也强调贸易数据要真实可信。在最近一次的谈话中，拉米对我说，如果不对贸易数据统计加以纠正，我们将对迅猛增长的贸易心存幻觉，实际上价值链已经被各国国界切割得支离破碎。对贸易的夸大其词会诱发贸易保护主义，这与我们所统计出的贸易数据的增长反其道而行。这也正是拉米所担心的，我深有同感。除官方数据，我们还有非官方的统计。据学术界估计，外国成分占到中国总出口的50%，而全世界的出口中也有25%～30%的外国成分。虽然拉米认为这样的估计值偏低，有可能比实际低了5～10个百分点，但这种非官方统计比那些所谓专家给出的数字要真实得多。据学术界分析，全球出口仅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这虽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但远比我们所预期的90%（出口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低得多。90%是不假思索就妄下定论的结果，完全没有考虑国家界限和国家距离的重要性。如果你还心存疑惑，那就看一看那些研究贸易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终日研究贸易流动，但他们关注的绝不是日益增长的贸易量，而是试图解释为什么实际的贸易水平会比我们在简单的理论模型中所预期的低很多。我们暂且将目光从贸易转向投资，来看一看全球的投资流动，其情况惊人般如出一辙。经济学家把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仅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9%——即经济学家所指的“固定资本投资总额”。诚然，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流量也有波动，在2007年达到最高点，占到了固定资产投资的16%，但在过去10年，其平均值约为10%。这就表明，全世界固定资产投资的90%仍是发生在各国国内的。原始数据显示，其他方面的跨境资本流动比对外直接投资略高，但其本质并无二致。投资基金仅把风险投资的15%～20%投向海外市场，外国投资者仅仅拥有全球股市投资的20%，跨境的银行储蓄和国债分别占全球储蓄和政府债务的25%和35%。这些还只是金融危机之前的数据，我们还远不能说资本已实现了全球的自由流动，即便我们正身处于一个金融过热的时代。与金融流动的相对国际化相比，非营利性的资产流动则相去甚远。私人慈善捐助中，跨国捐助仅占捐助总量的不到10%，甚至仅有5%。虽然那些具有全球视野的亿万富翁们似乎都在变身慈善家，宣称要改变这一现状。仁爱先及亲友，然则推而广之。慈善与商业和金融业相比更是要从国内开始。（摘自中信出版社《下一波世界趋势》 作者：[美]潘卡吉·盖马沃特 译者：王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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