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时时策杖在江上，望云涛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余日，有长髯者惠然见过，乃文甫之弟子辩。留语半日，云：“迫寒食，且归东湖。”仆送之江上，微风细雨，叶舟横江而去。仆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髣髴见舟及武昌，步乃还。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而后期未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浮屠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元丰七年三月九日
——苏轼《别文甫子辩》
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因“乌台诗案”获罪被贬黄州，任“芝麻官”团练副使，身边仅有儿子苏迈陪同。他身处异乡，想到家眷还留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为宋朝之“南京”），引颈遥望，不禁心中怆然。身边竟没有一个相识的旧友，他只好独自一人“策杖（扶着拐杖伫立）在江上，望云涛渺然”，何等的凄然落寞！没有想到十多天后，竟然碰见一位蓄须的“长髯者”。一问，方知是来自江南的老朋友文甫的弟弟——子辩。聊天半日，子辩说，因寒食节（在清明节前的一、二日）快到了，有事要回到武昌的东湖。苏轼（“仆”是苏轼的谦称）将他送至江边，此时恰逢和风细雨，子辩乘一叶小舟横江而去。苏轼仍依依不舍，登上黄州附近一座叫做“夏隩尾”的高山，远远地目送小舟消失在水天之间。冥冥中，他仿佛望见友人（子辩）乘坐的小船到达武昌，才缓缓地移步回到寓所。之后，苏轼与文甫子辩往来密切，四年间过往不下百次（“相过殆百数”）。后来苏轼想就地买田养老，然而终因种种碍难，未能遂愿。
当时北宋神宗当政，神宗一方面爱才惜才，比较看重苏轼；一方面又慑于“变法派”的坚决阻挠，举棋不定，久难决策。终于在元丰七年正月，神宗忽然亲书手札“苏轼……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诏令将苏轼宽赦“量移”（酌情移近安置），改授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皇帝亲下手诏，等于神宗已将“眷顾”（看重）苏轼的意思昭示众人。苏轼得到这个机会，很快就要从黄州调到汝州任职，此行将要别离子辩而去，今后能否再见面尚不可知也（“而后期未可必”）。想到此，不禁有些伤感，甚至感情上受不了（“感物凄然，有不胜怀”）。写到这里，苏轼忽然想起一个“浮屠不三宿桑下者”的佛教典故：佛教徒（“浮屠”）只求“树下一宿，慎莫再矣”，更勿“三宿”。也就是说，佛教主张办事精进，不可贪图安逸。这是有道理有原因的（“有以也哉”）。这表现了苏轼“既不想离去又必须离去”的思绪，将他告别故地、故友的复杂情怀披露无遗。文章的末尾署名日期：元丰七年三月九日，说明苏轼写作此文时，正值“量移”离开黄州而去汝州，其时居黄州（元丰三年二月）已逾四年也。
这篇文章是苏轼小品文中极富感情、颇带人情味的一篇。当时他处于流徙迁移的动荡处境之中，对于朋友的交情特别珍惜（如文甫子辩来访，相与往来逾百次之多）。文中表现苏轼处于逆境之中，珍惜故友情谊的文人气质，既值得后人研究，也值得仿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