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封急信恩如山周恩来总理与苏州结缘是1946年。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为了吞并胜利果实，在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同时，在国统区肆意搜捕我党、政、军干部与战士。1946年春，被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的我方人员就达370余人。其中有吴县黄桥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李觉、区武工队员杨阿考，武进县孟河区财粮干部郑重，盐东县敌工人员滕小良，他们先后被国民党吴县法院判处死刑。当时，李觉、郑重、滕小良等同志对国民党司法当局的无理判决，除向江苏省高等法院抗诉外，还由李觉的妻子宿惠芬于1946年的6月、8月、11月三次带信去南京梅园新村，向中共代表团报告这一情况。周恩来获悉后，十分重视。他曾先后写过四封信给国民党当局及司法部门。第一封信是1946年7月19日，写给和谈代表国民党中委、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的，针对李觉、杨阿考将以破坏交通、杀人等罪起诉一事，要求邵“转电江苏省主席转饬苏州地方法院予以释放”。邵将此电转告了江苏省主席王懋功，王将此电转给了江苏省高等法院。但是没有结果。1946年8月27日，周恩来给邵力子写了第二封信，主要内容是：接到李觉、郑重、滕小良等家属来信讲，“李觉、郑重二人均已以杀人罪名判处死刑，滕小良亦将以杀人罪名同样判处死罪，不胜惊异”，“李、郑、滕三人既统系新四军工作人员，即应以政治犯案处理，予以释放”，要求邵“急电江苏王主席立即电饬苏州地方法院，停止李觉、郑重二人死刑之执行及滕小良死刑之判决”。最后，周恩来还警告国民党当局，如一意孤行，“势必影响敝方对于贵方被拘人员之处置”，“时机急迫，希即紧急办理”。周恩来以十分急切的心情写了这封信，邵力子在接信后的第二天，即8月29日转给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并要求王“迅予转函苏法院，对该三人死刑暂缓执行，免起重大纠纷”。王懋功接信后，被迫于8月30日写信给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孙洪霖、首席检察官韩焘，把周恩来的抗议和邵力子对李、郑等三人死刑暂缓执行的函抄给他们。周恩来的第三、四封信是于9月5日、11月6日写给吴县地方法院的，主要为强加给滕小良的杀人罪名辩驳，并出具证明，催促释放。周恩来除写信营救外，还派了一个女同志到苏州监狱联络，经常把我党刊物和笔墨纸张及生活用品等送给李觉等人，并以我党代表团的名义，多次写信及汇款给他们，鼓励他们在监狱中坚持斗争。有一次，宿惠芬从梅园新村带回的法币就达2000万元，作为他们请律师等活动费用。李觉、郑重、滕小良等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积极营救下，终于幸免于难。1946年底，国民党司法当局分别对他们改判有期徒刑。李觉等人在建国前先后出狱。授命探访汤国梨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素来关爱有加。新中国成立在即，1949年6月28日，周恩来在颐和园听鹂馆夜宴时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州吴江才子柳亚子的轶事，一直是苏州文人至今引以为傲的佳话。鲜为人知的是，总理曾一度嘱人前往苏州探访章太炎夫人汤国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一天早晨，在政务院任职的吴企云正在刷牙，周恩来总理看见他后，即对他说：“小吴，你在苏州呆过，知道章夫人汤国梨的住址吧？听说她现在处境很困难，想派你去看望她一趟，好吗？”吴企云确在上世纪30年代任职吴县县长，当时他年少翩翩，思想进步，因对农民开会讲演时自称“兄弟”而为“士绅”们所恶，以致纠集参其贪污。吴企云对“士绅”这种恶势力早就深恶痛绝，乃持印出走，投身革命阵营，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任职政务院。现在，他见周总理欲派他去苏州探望汤国梨，自是欣然领命。于是，周恩来以私人名义，着吴企云带旧币300万元（合新人民币300元）给汤国梨，并向她问候。吴企云受命到苏州后，找到了章夫人汤国梨，并向她转致了周总理的关怀与赠予。章夫人十分感激周总理的关怀，生活并因此得以少舒。瑞霭祥云降姑苏1963年1月31日下午4时左右，在这个春风和煦的日子里，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在市委、市交际处及总理随行人员等一行十余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时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园艺家、作家周瘦鹃家中。周总理夫妇在激动不已的周瘦鹃一家的陪同下，走进爱莲堂，欣赏了放在屋中央两张方桌上的十多个盆景和瓶供，品味了东西两壁上的梅花画屏，邓大姐还指着东壁上清代大书法家尹秉绶的条幅，示意周总理观看。同时，爱莲堂上那对年窑大瓷缸里养着的一对寿登耄耋的绿毛龟，也引起了周总理夫妇的兴趣。宾主双双坐定后，周总理和邓大姐十分随和，信手捡起桌上盘中的花生米吃着，与周瘦鹃夫妇拉开了家常。总理关切地问起了周瘦鹃的健康与写作情况，周瘦鹃一一作了汇报。末了，他又感慨地说：“我多年来身受知遇，报国有心，可是马齿徒增，总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是惭愧得很。”宾主高兴地谈了一会，总理便要起身告辞。周瘦鹃连忙说那边还有几室，请总理夫妇前去看看。于是，总理一行又随周瘦鹃沿走廊到了紫罗兰等三个室内。周瘦鹃向周总理夫妇介绍了三处陈列着的古董文物，那两面五彩雕塑的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小围屏，引起了总理伉俪的极大兴趣。趁总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上面时，周瘦鹃适时地展开书桌上那本为迎接总理光临特意新备的《嘉宾题名录》，请总理题名。总理回答说：“好好，让我带去写好了再给你。”说着，一边随手把册子交给他的秘书，一边向周瘦鹃握手告别。周瘦鹃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问道：“总理想在苏州呆几天？”总理回答说：“今晚就要回上海。”周瘦鹃一家知道总理公务忙，只得依依不舍地送总理一行出门。周总理边走边说：“北京快要开会了，你一定要来啊！”周瘦鹃忙答道：“一定来，一定来，今天承蒙总理和夫人大驾光临，我荣幸万分，一辈子也忘不了！”果然，在总理离开苏州后不久，那本《嘉宾题名录》便由苏州市交际处派人送到了周家花园。周家全家人围着打开这本题名录，但见第一页上墨光耀眼，是敬爱的周总理亲笔墨宝：“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访周瘦鹃于苏州爱莲堂。周恩来。邓颖超。” 周瘦鹃手捧这份珍贵的墨宝，激动得夜不能寐，当夜赋诗三首，以示纪念。其中一首写道：“华灯初上日初斜，瑞霭祥云降我家。自是三生真有幸，蓬门来驻使君车。”事后，周瘦鹃才知道，那天周恩来夫妇是在游览苏州虎丘山后，专程应他三年前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所邀，前来造访的。在进入虎丘山前，周总理还特意亲自清点了人数，以购买公园门票。总理的高风亮节，再次感动得周瘦鹃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一言九鼎挽狂澜1967年夏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夺权”狂热浪潮的裹挟下，苏州形成“支”、“踢”两派，并发生了一系列血腥武斗，焚烧了苏州医学院丁字形大楼。两派以城外横塘镇前的大运河为界，分据割守，闹得势不两立。消息传到北京，1967年8月3日，周总理即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锡驻军，向苏州两派传达了电话指示：“听说在苏州医学院里，支、踢两派打得很厉害，你们要立即派部队去解决，告诉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坐下来谈，立即把武斗停下来，不能烧房子，不能开枪，围攻的一方要迅速撤离。”当天下午4时许，驻军派出1600多名干部战士前往苏州医学院解围。1968年1月28日晚9时到29日零时，周恩来总理等第四次接见南京军区、江苏赴京代表团。周总理再次对苏州市革命委员会、南通市革命委员会筹备会的成员发表指示：“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双方以同等数量的代表对苏革会、南通革筹会采取调整、充实、扩大。”面对周总理的殷殷劝导，当天凌晨5时，苏州“支”、“踢”两派赴京代表达成十五条协议；同时，两派赴京代表中的工人、红卫兵代表分别签订了《六条大联合协议》和《关于革命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的协议书》。翌日，两派赴京代表团返回苏州。周恩来总理的威望与干预，终于使苏州的武斗结束了。亲自指点新评弹1982年9月30日，上海举行国庆33周年文艺晚会，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著名演员余红仙在晚会上演出了苏州弹词开篇《歌唱党的十二大》。正在上海的邓颖超大姐观看了演出，并在幕间休息时接见了演员们。邓大姐高兴地对余红仙说：“你唱的热烈庆祝党的十二大召开的开篇很好，你们团编得很快啊！听了你的演唱我心里很高兴。”说着，邓大姐把余红仙拉到自己身边坐下，亲切地说：“我在北京见过你，我们认识。”邓大姐的话，当即勾起了余红仙的回忆。想起珍藏在心底的往事，余红仙不由激动得热泪盈眶。早在1960年8月，中央领导在上海开会，有一次在锦江小礼堂安排了一个晚会。余红仙在晚会上演唱了苏州弹词开篇《蝶恋花》。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听了都非常赞赏。那天，周恩来总理因为有事来晚了，陈云向他介绍说：“评弹有个《蝶恋花》，很好，您可以听听。”于是让余红仙又唱了一遍。演出结束后，周总理特意上台祝贺演出成功，并且高兴地对余红仙说：“《蝶恋花》的曲子谱得很好，唱得不错，尤其是最后两句更有激情。”总理还说：“你在唱‘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时候，用了一个挥泪的动作，这并不符合毛主席原作的思想感情，毛主席是说烈士英灵知道推翻了蒋家王朝高兴得流泪了。这是激动之泪，是喜泪，不能用悲伤流泪的动作来表露。”最后，周总理还对余红仙说：“以后，我还要听你唱呢！”后来又有一次，周总理听了余红仙弹唱的毛主席诗词《十六字令三首》后，高兴地提出：曲调激情很好，但配乐单调，要再加工。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1961年1月22日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联合举行的音乐会上，苏州弹词《蝶恋花》被搬上了交响合唱的舞台。此曲仍由余红仙独唱，上海合唱团二百人的合唱队伴唱，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经过音乐家的精心编配，作品更加完整，它以抒情的演唱和恢宏的气势轰动了乐坛，从此享誉全国。身为国家一级演员的苏州评弹表演艺术家杨乃珍，同样也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1963年，她参加中国曲艺家代表团访问日本11个城市时所演唱的节目《蝶恋花》、《姑苏风光》、《木兰辞》等，均是周总理亲自选定的。1958年，著名苏州弹词表演艺术家、丽调创始人徐丽仙经过探索，谱曲演出了《新木兰辞》开篇，受到周总理的指点。周总理针对原作局部调子低沉这个不足之处，建议在木兰离家到胜利归来之间增强热烈欢快的气氛。根据周总理的建议，徐丽仙在曲中增加了“鼙鼓隆隆山岳震，朔风猎猎旌旗张。风驰电扫制强虏，跃马横枪战大荒”四句，使整个开篇起伏强烈，雄壮自信。此外，名曲《蝶恋花》的作曲者兼演员赵开生师徒等人，也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与指点，赵开生与他的老师田云瑞虽都是大家，但两人从没合作过一回书。这事不知怎么被周总理知道了。一次，师徒俩进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时，周总理即向周云瑞提出，建议他们师徒俩合作演出一场。为此，田云瑞师徒特地临时排了一回《碧梧堂联姻》，为中央首长们演出。姑苏特产做国礼苏州洞庭山碧螺春茶叶，是蜚声中外的名茶，它的品级与采制时间关系极大，可称一日数品。采制于清明前的称“明前”，为上品；采制于谷雨前的称“雨前”，质量略逊明前，但仍属佳品；谷雨后气温高，茶叶生长快，茸毛少，体形粗大，称之为“炒青”。难得遇到温暖的早春，采得春分之前的“分前”碧螺春，则尤为名贵，为数十年难得的珍品。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他带去了产自苏州东、西山的“分前”碧螺春作为国礼，请与会者品尝，使得碧螺春在外国友人间一时茶名远播。1971年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签订《上海公报》时，送给基辛格的礼物，也是洞庭碧螺春茶叶。以后基辛格每次来中国，都要购买这一名茶带回去，以馈赠亲友。除了苏州碧螺春之外，苏州采芝斋出产的脆松糖、轻松糖和软松糖，也得到了周总理的钟爱：1954年周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时，把苏州采芝斋的糖果作为国礼招待国际友人，品尝者皆赞不绝口。（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