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江苏太仓，中国社会学界“大腕”云集，与该市官员一起，回顾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与这个县级市二十年“联姻”的历程。 “1992年10月初，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太仓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下称‘太仓研究中心’）正式在太仓市成立。这样一个格局的研究机构，当时在全国几无、世界少有。”中共太仓市委副书记、该中心主任陆卫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一个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同一个最基层的县级市挂钩合作开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资源模式，从出世以来就颇受各界高度关注。
这一“联姻”的重要开创者是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学会荣誉会长陆学艺，这位年届八旬的社会学家当年在比较诸多县市后，选择太仓为长期固定调查点，至今仍认为“确实是不二选择”，因为太仓不仅具有良好的研究价值优势，而且一直重视理论作用，在二十年的实践中“耐得住寂寞”，探索出一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为苏南乃至全国提供了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活样本”。
二十年六课题
上世纪90年代，时任中共太仓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朱汝鹏与江苏社科院社会学教授吴大胜私交甚好，后者一直关注太仓发展并常常前往调研。在两个人的一次聊天中，朱汝鹏得知吴大胜与时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私人关系密切，遂提出动议：请陆学艺到太仓调研，“支招”这个县城的发展。
彼时，1988年刚走马上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不久的陆学艺正在为培养青年专家和学科发展问题，四处找合适的调研点。“找了好多地方，后来江苏省社科院找我，带我去了江苏一些县市，但多处都给我热气腾腾搞经济的感觉，有点浮躁，并不真正重视社会建设。”陆学艺回忆说，直到吴大胜找到他并带其到太仓，与当时的县委书记交流，一拍即合，太仓研究中心很快诞生。
于是，一场由吴大胜撮合的中国最高社会学智囊团与太仓县城之间的“联姻”奏响序曲，如今的陆学艺称之为“志同道合、同舟共济、心心相印的合作关系”。
就在陆学艺前往太仓调研之际，中国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邓小平“南巡”并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中国要建设小康社会。该战略思想成为太仓研究中心建立之后关注的第一个重要课题。
“当时我们的研究证明，太仓经济已总体达到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基本指标，可以提供给全国一个样本，作为总结，同时也要给太仓下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如今已从太仓市人大副主任退休的朱汝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年多后，该中心推出《中国的一个小康市——太仓小康社会实录》，该书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发轰动效应，并跟着出了外文版，当年获评六省一市优秀著作一等奖。
首个课题取得成功后，中国社科院根据邓小平强调“两手抓”思路提出，太仓应从精神文明层面加强创新，并提供给全国一个苏南精神文明建设模式。太仓研究中心迅即展开理论研究，于1995年推出《苏南的精神文明建设模式——以太仓为例》，提出太仓两手协调的做法。该项目引起高层注意，同年在太仓组织召开苏南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亲自前往主持会议。
“90年代中期，正值思想尚未完全解放并且乱得没有头绪之际，这个课题的震动效果可想而知。”朱汝鹏说，该课题在当年上千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年中国社科院“95年度最佳著作”称号获得者。
随后数年间，太仓研究中心陆续推出城市化、苏南模式与太仓实践等课题。2010年，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确定十个社会管理试点，将此前强调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正式推向实践。同年10月，陆学艺找到朱汝鹏，告诉他中央正式提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并且日益重视，对于中国的现实非常重要，太仓应在这方面提供一个实践样本。
此时的太仓，正在医保、养老等民生课题上埋头探索，直至两年多后其做法被称为“医保太仓模式”在全国引发关注。
2012年11月，陆学艺和陆留生等正式推出《社会现代化——太仓实践》课题，在全国各地一派“唯GDP”为主要政绩考核的风潮中，“格格不入”地将社会建设摆放在该市发展的突出位置。
另类的“傻县官”
就在全国各地“土地财政”屡屡引发争议并为社会带来诸多矛盾甚至群体性事件时，太仓却守着濒临上海、紧靠苏州的黄金沃土编织“花园城市”的梦想，并且在城厢镇东林村等农村已经开始探索规模化农场等生态、科技农业的发展模式。
面对土地财政的极大诱惑，从中共太仓市委书记陆留生，到基层村官东林村委书记苏齐芳，都反问《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一味追求一个经济数字却未提供给老百姓更幸福的生活，这样的数字有什么意义？”
很多人不明白二十年来这里的历届县官“为何都这么‘傻’”，不争大，争强，却去“争幸福”，以至于当“十八大”将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许多地方在钢铁森林之间抢夺寸土寸金时，太仓则是处处绿树成荫、农场成片。
陆留生将这种“傻”归功于陆学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前往太仓时提出的一个发展理念：太仓在未来一段时期，应引进40万人，再种40万棵树。“起初大家不太明白。”陆留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陆学艺解释，明白了在原有太仓人口基数比较小的情况下，要通过引进人口促进城市化进程，而这个过程中，同时要注重生态环境。
若干年后，这句话在太仓市早已成现实。在近年来探索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该市形成的总体思路是：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主线；以实现社会现代化为目标；以坚持“多元普惠、和谐善治”举措为路径。
其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基本做法是：推进民生建设，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营造城乡一体、普惠共富、公平和谐氛围的社会“大家庭”；推进制度建设，以强化基层民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调网络为主体，建设和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现代化新格局；大力推进生态建设，以构建江南水乡特色的现代田园城市为终极目标，打造能提振“精气神”和宜业宜居的幸福新太仓。
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的“深圳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一系列样本后，陆学艺认为，太仓关于社会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做法相对于其现在所处阶段而言，无疑很正确，说它是太仓经验也好、或者太仓模式都是可以的。 “蛮尴尬的境地”
关于太仓经验的概括在太仓市官方文件中被称为“政社互动”，而社科院专家学者则倾向于将之理论性地概括为“社会现代化”。
据陆学艺的定义，社会现代化是指社会组织方式和能力的变化过程。其中，社会是相对于政府、市场而言，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区村落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政府和市场的演变、互动关系。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太仓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称为经济现代化之后的社会现代化过程，该市去年人均GDP超过两万美元，已达日本、韩国水平，如果把物价因素纳入考量，按实际购买力进行比较，甚至已经超过它们，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区村落等各个角度产生社会现代化趋势。
太仓所进行的“勤廉指数”、按民意拆迁等均体现了社会现代化特征。但是，李培林同样指出其尚存在的问题在于城乡差距。由此，他给太仓市出了一个题目：农民住房如何盘活？在目前农民住房没有产权，不能抵押和出售、出租的情况下，由于农民进城导致的大量农村住房闲置，如何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盘活这些资源，以吸引城市居民入住农村，进而带动农村全面发展以缩小城乡差距，是太仓在实现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值得探索的路径。
虽然已品尝到政社互动果实的甘甜，但中央太仓市委副书记陆卫其还是会感觉处于一种“蛮尴尬的境地”，主要原因是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对于政府出让的职能缺乏接纳能力，“它们已长期习惯依赖政府。”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政府要首先规范自身，做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同时培育社会组织。不过，他也坦言，此过程会推进得很缓慢。
尤其感到头疼的是太仓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顾群丰，这位通过考试取得社会工作师资格证的官员，希望探索针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联动机制”、注册登记放宽门槛等。但是由于“并非所有部门领导都给予理解和支持”，以至这些建议仍处于表面而未真正落实。
“要发展社会组织。首先是数量，其次是质量，让公众能够参与到社会组织中去。现在政府购买服务是一个很关键的推手。”陆卫其的想法是，必须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放在社会经济文化大局中通盘考量，协调发展，最终实现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协同的局面。
在李培林看来，太仓培育社会组织的思想已经够了，但是要做到尚需时日。现在初步实现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该社会做的让社会做。这“不但是发育社会，也是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如果一件事社会组织可以干，并且比政府干得好，政府何苦要抢着干？只监督就行”。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房莉杰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太仓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市民社会”和“有限责任政府”的结合——通过“增加财政投入”促进社会平等和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与此同时给予市场和社会更多的空间，无论社会政策的决策过程，还是社会福利的提供，都应该是多元参与的。
“为什么老百姓依然感觉不幸福？”
以陆学艺和李培林为代表的智囊们“出谋划策”，引发“走了一条和别的县市不同的路”的太仓深刻思考。11月18日，当陆学艺们在“社会现代化：太仓实践”研讨会上发言时，陆留生、陆卫其等太仓官员时而抬头凝思，时而匆匆记录。
不管怎样，二十年前的一场“邂逅”已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和太仓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似乎没有谁比朱汝鹏更深刻、更直接地体验这种紧密，“社会学所指导太仓研究中心出理论，太仓市委市政府一方面将理论付诸实践，一方面又为我们提供新的素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往的六个课题，实际上代表着太仓探索、发展、转型的历程。
其间伴随着的，有陆留生和陆卫其以及他们的前任们曾体验过的不为人理解的“寂寞”，甘受GDP不冒尖的批评；有苏齐芳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的“痛苦”和“压力重重”；还有顾群丰为社会组织四处奔波后坐下来后的些许“茫然和无奈”。
“很多人问我们为何要走这样一条路，因为我一直想：为何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的老百姓依然感觉不幸福？”坐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的陆留生在谈及此话题时，更像一个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学者。
这个问题的追问和反思，带来的是对于理论的尊重和自我发展道路的坚守。“如果说改革开放后太仓和别的地方一样，在一心追求经济建设目标，那么本世纪以来，它一直在转型，转向一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径。”朱汝鹏说，这就容易理解为何近年来太仓在医保、养老等民生领域所取得的成绩。
但是，太仓毕竟只是一个县城，在政策、制度上的创新有其局限性，所以诚如陆学艺和陆留生们一致承认的：这个城市和其他地方一样，同样要不同程度地面对腐败、城乡差距、贫富分化、户籍制度、养老、教育等诸多普遍性问题，“或许我们更早地面对到这些问题，所以也更早地想办法去解决，目前有一些成效，但是当然不敢说根治。”陆卫其坦言。
朱汝鹏认为太仓在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完成了以物（GDP等）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型。但是，“真正的转型才刚刚开始。”年近古稀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太仓接下去要完成另一个重大转型：公平、正义地进行社会建设，要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针对既得利益者的改革。“相对于太仓社会建设实践的七年，公平、正义体制、规则的建立恐怕要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
（实习生丁洪法、欧阳文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