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TH”（以下称《真相》）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最早搜集的日本侵华罪证汇编。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报告书据此宣布日本的侵略行径和“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性质，由此成为国际上第一份对九一八事变作定性结论的文献。《真相》这份材料是如何形成并送给国联的？尘封70多年后，它又是如何被发现并收藏于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真相》的由来
1931年9月18日夜的炮声，开启了中国东北一个黑暗的时代，“东三省的沦陷，使中国丧失了11.5%的领土，8%的人口，70%以上的铁矿、大豆和灰丝，30%以上的牲畜、煤矿和森林，半数以上的石油和40%左右的铁道；特别是丧失了全国唯一的出超区域和民族工业的广大市场”。然而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却执行“不抵抗主义”，完全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来处理争端。
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倡议，于1920年1月10日宣告成立的，其基本宗旨是谋求通过集体行动维护和平，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促进国际合作。但是，它本质上却是帝国主义列强用来巩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的工具。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很快传到国联，中国代表施肇基严正指出，破坏世界和平、侵犯中国领土，责任全在日本。他动情地表示，中国如一艘沉船，深信可以凭国联条约从暴风雨中驶出。国联几度调停，要求日本撤退军队。但日本一意孤行，不停地在东北对银行、关税、邮政进行掠抢，建立伪组织、伪政权，还把矛头指向辽宁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锦州，指向山海关，指向长城等地。面对日军侵略行径，英国殖民副大臣马甘预言道：“苟和平解决不能维持，则有极大之战事，不仅限于东北一隅。”
调停无果后，国联决定成立调查团，到东北了解真相。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离欧之后，绕道去美国、日本后到南京，1932年4月21日才姗姗来到沈阳。这时候，在东北接待调查团的已经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伪满洲国的政权。调查团在沈阳活动11天，下榻在“大和旅馆”（辽宁宾馆），关东军在宾馆里装上窃听器，宾馆外布置了大量的军警特务，“当时该旅馆的一切人员及附近的人力车夫和汽车司机，全换成日本关东军特务人员”。中国陪查员顾维钧“入境后受日本军方严重限制，每到一处则不令出旅馆，又不令与该团一同出门，尤不令与中国人会见”。调查团人员除了看些日本摆布的假象外，很难接触到实质的东西。中国人要想向调查团反映日军侵华的真相，难度可想而知。
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名流巩天民、刘仲明等人常常因事接近，逐渐形成了一个爱国小组。河山破碎的现实，使小组同仁深切忧虑东北命运，每次聚会，必各饮苦水一杯，以示卧薪尝胆。他们得知国联调查团即将来东北的消息后，决心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搜集日本的侵略罪证送交国联调查团。由于日军控制严密，所以取得罪证材料的过程是费尽心思甚至惊心动魄的。为了拿到日军给伪省政府的命令，他们通过分析伪省政府管理卷宗工作人员的爱国思想，冒险做他的工作，得以在下晚班时将文卷带出，连夜拍照，次晨再放回去。日军把持中国财政的布告，贴在财政厅门前，证据更不易拿到。巩天民选择阳光刺眼、岗兵不易瞭望的机会，携带照相机由偏僻处爬上财政厅对面一家商号的门脸后面，静候日出。由于时间长而脚麻，碰掉了房顶的一片瓦，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后来，终于利用往来车辆噪音掩护，按动快门得以拍摄。还有，数张布告都是夜间用水洇湿整张揭下来的。资料收集完毕后，他们又用了40天整理并翻译成英文，又以8天的时间打印装订成册，命名为“TRUTH”。医科大学外科教授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特意为整理好的资料赶做了一个蓝色外皮，并用红色丝线绣上英文“TRUTH”。至此，资料准备完毕。
根据国际法律手续，若只有资料而无正式信件，那就等于告密，调查团将不予理睬。所以，在正式的信件中，他们这样写道：尊敬的国联调查团诸公：
诸公为东北亚和平稳定，解决中日纠纷，不辞跋涉万里之劳，特来到现场中国东北，无任欢迎！由于明显原因，不克躬亲晋谒，深感歉怅！我今代表沈阳“爱国小组”，计有大学教授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社会教育家张韵泠，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医学家刘仲宜，共九人。敬托倪斐德博士代交小组亲自预备的证据汇编和事实说明各一件，请接收审阅。希望通过这些材料，对贵团了解中国东北实际情况有所助益。
寥寥的几行文字不卑不亢，爱国青年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国破家亡之际的东北人民的外交理念和姿态，展示了据理力争的决心和勇气。
资料和信件准备好之后，如何送达调查团又是一个难题。因为必须有国联调查团认可的人，能够证明交信人的真实性才可以。凭借爱国小组社会名流的身份和单位，他们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帮忙，介绍了在法库基督教区做牧师的英国人倪斐德博士从中引荐。倪斐德是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的亲戚，且为人侠义，他严肃地对刘仲明说：“我若因此而死，也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4月25日，倪博士从法库来沈，径直到大和旅馆拜见李顿。当晚，倪博士邀请李顿到大西边门外一经街谭文纶牧师家共进晚餐。席间，他把刘仲明等人写给国联调查团的信交给李顿，并介绍了签名人员的职业、地位、声誉、品质，表明这些人都有卓越的识见，有独立的见地。第二天下午，调查团全体成员欣然到沈阳英国领事馆，审阅这份证据汇编。次日，日本人主编的《盛京时报》报道：“昨日下午，国联调查团去沈阳英国领事馆开会，直到下午六时许。调查团员离领事馆时，俱面带笑容，似深感满意的样子。”
调查团带着比较满意的调查成果离开东北。1932年10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发表。报告书对日本极尽袒护，具有鲜明的重新分配中国东北势力范围的倾向。但鉴于确凿的事实，报告书不得不承认日本的侵略行径和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性质，指出九一八之夜日方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日方于事变前却有充分计划已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争，此计划于九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九日之夜见诸实行……”在1933年2月24日国联表决大会上，几十个国家代表全部投票赞成调查团决议，只有日本反对。日本恼羞成怒，宣布退出围联。日本陆相荒木认为，“只要离开国联，想怎么干都是可以的”。几个主要大国对日本一再绥靖，日本依然不满既得利益。与之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民政府的立场：“认为在妨害中国主权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下，有不少部分可按原则进行东北问题之磋商。”其妥协立场不仅助长了日本气焰，也遭国联蔑视，更辜负那些冒死申明真相的爱国志士。对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有一评语：“虽未给与日本百分之百的利益，但已给百分之五十，比‘九一八’前多一倍。” 《真相》的发现
长期以来，中国国民政府、新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以及当年的当事人也多方寻找这份档案，但仿佛石沉大海，没有一点线索。
据相关人士的笔记和回忆介绍，这份命名为“TRUTH”的资料还有一个副本，当时埋在张查理家丁香树下，但因未做防潮处理，后来腐烂了。那么送交给国联的这份珍贵资料则成为见证这一事件的唯一物证。但是它是否保留，一直是未解之谜。因为再也无人得见这份资料，所以有人对这段历史表示质疑，甚至包括一些专家在内。
那么“TRUTH”流落何方？1947年，顾维钧来到沈阳，谈及这份资料的时候说：这份材料应当存于日内瓦国联大厦的博览室内。1960年，周恩来总理特意关照此事，希望东北爱国人士此番爱国行为能够给东北民众抗日历史增加一份有价值的材料。刘仲明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回忆录，在结尾处写道：“我们做了这份事以后，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也可以说，从来没有向人宣布过这一件秘密抗日活动。现因有关部门征集民众抗日历史资料，不容缄默，而追忆为上述。”巩天民、刘仲明等人几次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找到这份资料，但由于国家实力以及技术手段等局限，他们的努力都没有结果。
然而，巩天民的后人没有放弃，几代人都在坚持寻找这份史料的去向。功夫不负有心人，70多年后，他们终于亲眼得见“TRUTH”的庐山真面目。史料的获得，得益于巩天民的后人在美国学医过程中对图书馆系统越来越精通，他们把目光锁定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国际联盟的珍贵历史资料就存放于此。他们最终联系到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的管理者，几番邮件往来之后，最终锁定编号为“EASBOBX OWS23011-12000，N09811-231”的资料即为当年的“TRUTH”，它被图书馆工作人员称为“抗议者的材料”。2008年6月26日，巩天民的孙女巩捷从德国驱车前往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首次见到这份资料。厚厚的资料收在蓝色包裹内，包裹表面已经褪色，但红色丝线绣着的“TRUTH”依然清晰。这份资料同1932年国联赴华调查团发表的报告书放在一起，作为附件，已经静静地尘封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70多年。巩捷提出查阅请求时，馆员感叹道：“你是第一个来查阅这份档案的中国人！”巩捷一行在激动中谨慎地为它拍照、录影、复制，终于把这份珍贵的沉甸甸的影印资料带回祖国，让它有机会继续向世人讲述九一八所开启的沈阳之悲，东北之惨，中国之痛。
另据回忆，文件末尾本来有9个签名，但是可能出于保护他们安危的考虑，在目前所能看到的“TRUTH”资料中，签名已经被去掉。笔者推测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可能还有尚未公开的相关资料。
2010年8月16日，应巩国贤老人之约，笔者亲眼目睹了这份资料的全貌。巩老郑重地说：“这就是1932年巩天民爱国小组递交给国联调查团的那份资料！而且是首次对外界公开！”2010年9月17日，当年“九君子”的后代，集体将这份珍贵的史料捐赠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此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国内各大媒体作了报道，中央电视台几个频道也都在第一时间播出。
《真相》诉说真相
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的见证资料，那些泛黄的沧桑书页载有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的各种命令、布告、新闻报道以及当事人的目击证言和大量的图片等等，其中包括从未公开的多篇布告以及信函等珍贵史料。据巩国贤老人统计：其中文字资料就有300多份。九一八事变后，各种反动的命令、虚假的宣传不绝于耳。比如：1931年11月开始，沈阳街头可见二裁纸大小的以大汉奸袁金铠为首的“东北治安维持会”的告示；在日本人发刊的《新满洲》杂志上，登载有“四巨头”（张景惠、臧式毅、马占山、熙洽）在沈阳聚会策划建立“新国家”的合影照片；12月以后，报纸几乎每天都登有各市、县的“请愿建国”或“庆祝建国”的群众游行的照片。爱国小组经过齐心努力，不分昼夜地忙碌，把这些真新闻、假报道等进行收集、汇编，最终而成“TRUTH”。
“TRUTH”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证据汇编，其二是相应的英文翻译。结合原文以及当事人的回忆，“TRUTH”资料内容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说明日军在9月18日进军沈阳，是早有计划的侵略行为，所谓日军出于自卫，完全是欺世谎言。主要证据是：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所办的英文报《满洲日日新闻》（简称M.D.N.）所发表的各项有关报道。其中有：日本军部要对中村事件“断然处置”以及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回国磋商“具体办法”后返回“满洲”，5日后即发动九一八事变。这足以说明九一八之夜的军事行动是商讨的“具体办法”。
《满洲日日新闻》9月20日关于日军占领沈阳、营口、公主岭、长春的报道。日人所办的《盛京时报》所刊载的日军占领沈阳辽宁省财政厅及东三省官银号的照片。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于九一八事变后（9月19日早上6时）公布的“安民”大告示（系木刻印制的，高3尺，宽2尺半，于9月19日上午6点即出现在沈阳西关）。这部分证据中，日军迅速占领辽宁各地的时间足以说明日军不宣而战的侵略性质，抢占财政金融以及及时贴出“安民”告示等行为更说明这起行动的有预谋性和计划性，否则，这样的布告怎么能提前做好呢？
第二，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在东北三省到处侵犯中国行政主权、残杀中国人民的主要证据：
辽宁省教育厅厅长金毓黻关于日军于9月19日侵入沈阳城后将辽宁省省长拘禁，使其无法行使职权的证明书。日本关东军土肥原于事变后4日就任沈阳市市长的布告。《盛京时报》刊载的日军司令部委派充任东北各项公共事业机关如铁路、邮政、电报、税局、银行以及学校副首长职务的日本人员名单。由大汉奸袁金铠署名的东北治安维持会告示（内有“奉日本军命令组织本会”字样），这些足以证明日军摧毁了中国行政机构，筹建傀儡政权的侵略行径。
沈阳城内各街道行人惨遭日本兵枪击的伤员名单。这部分证据反映出东北各地相继失陷后，爱国者惨遭不幸、无辜百姓在战火中生灵涂炭的图景。沈阳城内惨遭日军枪击的伤员名单，是日本武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城的直接证据。
第三，伪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关东军一手包办、炮制的。主要证据有：
首先是《日本新闻画报》所刊登的“建国”座谈照片。照片上除了“四巨头”，另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居座谈会中央。这幅照片分明揭穿了“满洲国”是东北人民“民族自决”的谎言。其次是《盛京时报》所载“东北地方自治会”人员名单。“东北地方自治会”是所谓请愿建立“满洲国”的主要团体，可笑的是这些名单中除了一名日本豢养的汉奸外，其余皆是日本人的名字。这如何能够反映东北人民“请愿建国”？！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办事手册，内载第三科专管“建国”事宜。既然“建国”是东北人民的自家事，何劳日军司令部专门设一个科来管理呢？
另外还有，《盛京时报》所载各地庆祝“建国”游行的照片，在游行群众两旁有很多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随行；省立女师林宜轩校长申诉日籍副校长威逼学生签字请愿“建国”的声明书；伪沈阳市政府函谢沈阳市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大会，并送千元赏金的谢函蓝印图。这些证据说明日本人为了所谓的“建国”，威逼利诱等手段无所不用，充分反映“满洲国”的建立完全是关东军以刺刀为后盾一手炮制的本质。
《真相》的发现，证明了巩天民爱国小组“向国联上书”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九君子”代表东北民众在国际上发出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正义呼声，体现了中华儿女的胆识与担当。《真相》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史料依据。《真相》所包含的证据有大量的布告、名单、新闻报道、图片，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最直接证据。这些资料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今都是无法否认、无法推翻的能够证明日本侵华的铁证。当年经国联调查团之口，让世界了解了日本违背人类道义的倒行逆施，今天依然可以揭穿日本右翼否认侵略、篡改历史的虚伪面目。
（责任编辑 李树泉）